从一堆“学术泡沫”谈起
1996年4月接到《二十一世纪》杂志传过来的一篇标题为《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的文章，让我写一篇回应文章。该文谈的是中国刻下正在开始的“乡村民主化进程”，作者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位博士候选人。其奇特之处在于列举了其他研究者大量有关农村社会混乱脱序的调查材料以后，突然峰回路转，认为1992年实行了新的村委会选举制度以后，广大农民从此“真正获得选举并监督其村级领导人的权力”，广大农村也“建立了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从而减少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增强了村组织的社会凝聚力”，国家也“加强了在农村地区贯彻其政策的能力”，从此“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民众中生根、成长”，“一种和平有序的民主转型过程”在八亿人口的中国农村开始。
我不知道这位博士候选人是如何解读中国现时传媒报道的，也不知道他去中国的农村进行过稍微认真一点的访问（不要求他做真正的调查研究）没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那有关“中国乡村民主化进程”的研究只不过是在精致的学术语言掩盖下的又一堆“学术泡沫”，那个国人看不到的“和平有序的民主转型过程”只是在他的笔下开始罢了。试想，如果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制度就可解决“乡村民主化”问题，那中国现代化的全部问题岂不只需引进西方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政体并建构法律体系就可获解决了吗？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任何制度规范到中国之后都会在实践中遭遇“淮桔成枳”的命运，竟被这篇文章的作者视而不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复杂的农村问题，在该文作者的笔下竟变得如此简单与易于操作。学术泡沫被搅拌到这种境地，只能说是中国（包括在外国治学的中国人在内的）思想界的莫大悲哀。
学术研究应具有什么样的品格？
近几年来，学术界常有一些新鲜话题出现，一是学术规范和思想哪个更重要，二是学术的实践品格。第一个问题的提出实在太过离奇，大概只要是学者都知道，学术规范只不过是学者用来解构问题、表达学者思想的一种工具或一种解释体系而已。如果学者对其学术研究没有倾注思想，那学术研究的水平又从何体现？学者成就的大小，不仅在于其用来阐释其思想的解释体系的完整性，更在于其思想锐利深刻与否。如果说在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正在进行补课之际提出这一问题，那还情有可原，但等到经历过各种“理论”及现实洗礼后的90年代，再提出这样一个不值一提的问题，实在是让人不由得要想这样一个问题：经历过十年风雨的残酷淘洗，中国的思想界到底长大了没有？
第二个问题提得还算及时。中国现在的思想层和操作层断裂的情况非常严重，尤其是在学术实践品格最强的经济学领域，这种状况就更为明显。笔者在“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一文（《读书》1997年第3期）里已对经济学界的现状进行过评论。可以说，经济学是门实验科学，一个经济学家的声誉往往与其洞察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正比，进入20世纪以后，更是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在研究具体经济问题时，否定经济问题与其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说的直白一点，任何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理论的创立者从亲历性经验中得出，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但因每种经济环境有其特殊性，所以再坚实的经济学理论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以被人称做“经济学大师中的大师”的弗里德曼为例，他自己曾开玩笑地说自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了一句“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免费午餐”。但这句名言用之于考察中国的实际，却难以成为真理，因为中国现阶段不但有“免费午餐”，而且还有相当丰盛的“免费午餐”，生活中因享用这些“免费午餐”而暴富的人在在皆是，为了享受这些“免费午餐”付出生命和自由这两种代价的人毕竟只是享受者中的极少数，只是有个前提不可忘记，即能享受这种免费午餐的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这位经济学大师的理论在解释新加坡经济问题时同样碰到了尴尬：弗里德曼从来就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政府的干预活动“迟早会摧毁自由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繁荣。”当人们以新加坡政府的成功干预来反诘他时，弗里德曼这样回答：“新加坡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而是一个根据市场经济原则来管理300万居民的企业。”被弗里德曼当作“企业”看待的新加坡自然不服气，振振有词地反驳了弗氏。弗里德曼的尴尬说明，邯郸学步般地用“别人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的经济问题，必将使中国的经济学者陷入目前这种被时人讥为“既不是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科学预测，又不是对经济问题实事求是的事后实证分析”的尴尬境地。中国的经济学近些年来的努力无疑是巨大的，但目前的尴尬状态也是不可否认的。如转型期许多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一直不在经济学家关心之列。众所周知，中国经济领域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其根源全在于非经济领域，但一些经济学者却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不管不顾，只是就经济谈经济的提出种种“战略”构想和“对策”。这里仅举一例：目前贫富差距过大明明是市场前的权力分配造成，是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资源配置的结果。要修正分配结果，本应将焦点对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但现在经济学者寻找药方，却偏偏要将解决的视点放在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这些环节上。而这些差距本是任何市场经济体制下都会产生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特色的贫富差距的内在根由。
不能对现实经济问题作出有效的理解和反应，自然也就丧失了对其作出合理解释的能力，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实践品格又从何谈起？
是价值中立还是掩耳盗铃？
但推根溯源，学术的实践品格其实受制于学者的价值立场。一位近年来声名鼎盛的经济学家曾谈到，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学家是“道德中性的”，“或者是不讲道德的”，除了将道德视为人类选择的诸种约束之一以外，其他任何对道德的讨论，对职业经济学家来说都属于“不务正业”之列。这位“职业经济学家”就这样轻轻易易地将道德问题划为伦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及牧师们的职业任务，而“职业经济学家”则只需恪守“冷漠的客观性”。
笔者本人不是“职业经济学家”，也称不上什么“家”。所以在业余状态中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时，常常不能恪守“职业经济学家”那种“冷漠的客观性”，难免对种种问题评头品足地进行道德评判。只是听了这位“职业经济学家”的如此主张，总觉得很不对味，因为提倡经济学家不讲道德，似乎又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产品。且不谈远在几百年之前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还拥有“道德哲学教授”的头衔，只谈自创设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获奖的那些经济学家，似乎就没有谁提出过经济学不需要讲道德，而且越到晚近，得奖的经济学家的视野越为宽广，人类关怀精神也越强烈，杰出者往往除了涉足经济学领域之外，还在别的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被誉为“高举自由火炬的经济学大师”哈耶克，他在政治学、法学、哲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成就和学术声誉，都不下于其在经济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人类终极关怀；倡导经济平等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达尔，后人是这样评述他的人类关怀精神对经济学的贡献：“当经济学界固执于自由市场、利益和谐、放任主义、自由贸易与体系静态均衡等概念，致使‘平等’问题在理论发展过程中被淡忘，理论内容日趋狭窄时，缪达尔再次唤醒经济学者，惟有扩大视野、放眼世界，注意社会过程中主要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然后才能了解真正该用于研究经济资料的理论构架。如此一来，具有社会科学本质的经济学，才能落实于现实社会中。如果流于追求纯技术性操作，经济学将失去社会科学的本质”，“他的贡献与悲天悯人的胸襟，以及为日趋‘技术化’、‘科学化’的经济理论，重新引回人类关怀的温馨，都为经济学界长久景仰。”至于后来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布坎南，以《平等和效率》一书为中国人所知的阿瑟 .奥肯，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等杰出经济学家们，从来就不是只就经济问题谈经济，更不是将经济学当成一门“纯技术性学科”来对待的，他们在其著作中对他们所评述的问题，客观但绝不冷漠。读者从其主张中很容易明白他们的道德立场。
学者有可能“价值中立”吗？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荒谬。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学术研究，都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材料的收集，二是材料的处理。即便在收集材料之时，学者的搜集工作实际上已包含着一种价值伦理倾向。在材料的处理阶段，对材料的理解更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价值伦理倾向。可以说，经济学家在争论经济理论或经济行为时，看起来很少涉及伦理问题，但在提出某种政策主张及估价政策影响时必须具有某种宗旨，因为他必须判断这项政策将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这种宗旨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意识形态无所不在，学者并不能免受它的影响，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就任194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的演讲中指出，经济学家们在研究问题时总带有一套意识形态信念，它们影响了课题的挑选以及起初采用的分析方法。你说经济学家在此情况下，有谁能“恪守冷漠的客观性”？
由于经济学研究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现实政策选择，所以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学者来说，经济学家的道德立场更为重要。也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曾先后担任过瑞典银行董事长及计划委员会主席、贸易部长、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并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这些身份标志着他是货真价实、有崇高国际声誉和地位的“职业经济学家”）冈纳 .缪达尔才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专列“经济科学的责任”一章，大谈特谈经济学家们进行政策选择时价值立场的重要性，认为从价值观的前提出发来研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是防止经济学研究“在事实的确定上变得偏见并因而防止错误的逻辑手段”，他一再向经济学同行发出警告：经济学如果流于纯技术性操作，将会丧失社会科学的本质。为了让那些能够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的“职业经济学家” 们不要忽略这一点，他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贯注这一理念：经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范畴。
在我看来，主张价值中立的“职业经济学家”其实在提出这种荒谬主张之时，已经在他的学术思想中贯穿他的那一套价值立场，只是他很清楚地知道他的价值立场会引起人们什么看法，为了避免那些预料中的指责，而预设一个“不谈道德”的掩耳盗铃之计：经济学是一门不讲道德的学科，你凭什么要求我在学术研究及政策主张中讲道德？
好在现代知识传播手段先进，经济学不是一门为少数人所垄断的知识，别人多少也能懂点经济学ABC。否则真是要在这位“职业经济学家”的误导下，以为经济学天生是一门处于“No heart”状态的学科，经济学家都应将自己变成“No heart man”。
学术泡沫为什么会大量产生？
近些年来，学者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学术越来越难做。韩少功在与荷兰学者雷马克的对话中曾谈到，八十年代的“补课”任务大体完成之后，传统题材的学问，很多人都做不动了。目前只有两种人似乎还可以把文章做下去，一种是外语好的人，这些人可以越过翻译界直接追踪世界学术最新进程，有话语方面的进口权；另一种是对现实各种动向瞪大了眼睛的人，他们能够直接从生存经验和社会实践中汲取思想能量，能够对现实做出创造性学术回应。这话倒是说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界的实际情况。
但是能对现实作出创造性学术回应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我曾与好几个思想界朋友谈到过如何才能做好国情研究。大家都谈到一点，不少学者其实都非常关心国情，但如何介入国情研究却感到相当为难。第一个限制在于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当狭窄，第二个限制则在于个人学术背景。由于国情研究需要有相应的解释体系，而人文学科本身就不具有这样一套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体系。最能介入国情研究的两大学科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经济学的情况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相当多的人还处于搅学术泡沫的阶段。
如何做好国情研究？这个问题笔者本人其实也无多少经验，因为现在的国情研究看起来颇为热闹，其实还处于拓荒阶段，解释体系幼稚，信息来源狭窄。研究者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众多的资料中进行辨伪。由于中国传媒信息过滤性极强，以及地方政府上报材料（包括统计数据）的严重失真，理解正面材料需大打折扣。而经过传媒艰苦努力见诸报端的负面材料即使见报，其严重程度也已减轻许多。这方面新闻界的痛苦由来已久。而且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早已有许多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注意到这一问题，认为“提高不发达国家统计质量是迫切需要”，仅仅根据这些“极端不可靠的数字”来进行研究，“确定所提问题和进行实际基本观察都会陷入一种严重的草率之中。”所以理解中国现阶段的所有见诸于传媒的材料，不仅需要文字理解能力，还需要对社会转型时期的许多问题有实际体验。本人积多年国情研究之心得，在此为同好者提供一点可供参考的意见，那就是研究中国自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和国情，必须学会进行资料辩伪。如1992年深圳“8.10新股抽签表事件”，就不能根据传媒众口一词公布的“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去认定。否则会得出许多与事实相差甚远、甚至对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来说相当残酷的“泡沫”结论。
对中国思想界来说，少一点学术泡沫，多一点从生存经验中悟出的真实思想，不要在纸上型构中国的“公民社会”，“中产阶级”以及“乡村民主化”之类，如同朱学勤所说的那样，大家少编几件“皇帝的新衣”，则中国幸甚，思想界幸甚。
（原载《天涯》199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