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灰色女性”及其他──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众生相

    by  • February 20, 1997 • 读书与随笔 • 0 Comments

    所谓“灰色女性”这一颇有点学术化的名词,是近年来研究者用来称呼那些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包括以谋取金钱为目的作人情妇、小妾(即深圳与广东谓之为“包妹”“小婆”,香港称为“二奶”,北京呼为“小蜜”,上海名之为“金丝鸟”者),以及按摩女、三陪女等一切与色情行业有关的女性。她们的“职业”即谋生方式和正常社会不一样,故此她们被社会视为“灰色”的。但她们的生存却恰恰与正常社会,亦即“白色世界”里的许多头面人物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那些人千金买笑或万金藏娇,这个世界也就没有她们这一类人的存在。

    写这些人并不稀奇,这些年她们的存在已成为不少人的创作题材,但是却很少有人通过写这些“灰色女性”去展示当代中国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众生相:那利用权势吃喝嫖赌、大把贪污受贿者,如已先后被“曝光”的王宝森、向明序之流,那些利用体制漏洞大发横财的国营公司“老总”们如管志诚、文石兴之类,那些依附于这些权势者、暴富者,甚至以“拉皮条”为手段来讨好主子的“马仔”之辈,以及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二奶”们,这些社会身份不同、受教育程度不一、职业各异的人,浸泡在一种畸型的生活氛围中,但却没有任何人因他们的生活和赚钱方式而产生半点道德羞耻感。因此可以说,这些人的生活方式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当代一个被大多数研究者忽视的一个方面:社会伦理道德的畸变。通过对这些人生活方式的解读,不难直观地体察到这一点:中国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已被扭曲到了何种可怕的程度。

    8年前来S城之初,笔者就已知道“灰色女性”这个阶层的大量存在。不过真正引起我注意她们的,倒不是她们那种亘古常新的谋生方式和她们刻意表现出的性魅力,而是她们的价值观念。记得有一次笔者与几位朋友去某渡假村小聚,座中一位朋友与该村经理熟悉,那经理来座中聊了几句,不料竟引起了经理女伴的十分不满。那位时氅女子(据座中朋友判定“是搞那一行的”)竟娇声喝叱该经理:“你理这班农民干什么?!”经理向其女伴解释:“他们不是农民,是记者,都是有文化的……”,话未说完,就被那女子打断:“没有钱,就是农民!”这位风尘女子对金钱意义的如此张扬,从此使笔者特别注意观察这一阶层的价值观念。好在S城观察这类女子的机会很多,因其中不少人还具有总经理秘书、助理、文员之类的身份,在各种社交场合均能碰到这些人。

    S城云集了全国的“靓女”。无论是自古以来就产美女的苏杭地区,还是在本世纪30年代曾经纸醉金迷过的上海,或是宝相庄严的北京,每年都有大批美女如过江之鲫般来到此地,其情景正如美国的美女到好莱坞寻梦一样热闹。这些从各地飞到S城来的女子,走上这条道的原因虽各有不同,但除了一部分人确实是在逼良为娼的环境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多半都是一开始就已抱定“舍身赚钱”的想法。说“逼良为娼”,在这里是指一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确实是将在其公司工作的年青貌美小姐们视之为情妇或权钱交易中的特殊供品的预备队伍,君不见那些招聘广告上,对女员工的要求往往是23岁以下、未婚。这种不正常的用工方式,说明不少“老板”在聘用人时便已有了那么一些不便公之于世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白领丽人”,往往用不了多久就或被迫或主动地成为“老板”们的情妇。一些涉世未深的女孩最初可能会感到受辱愤而辞职,但往往在另一家公司又会遇到相同的事情。如此几次下来,为了生存,这些女孩便会在“到处杨梅一样花”的想法下就范。其中一些智力超群者更会成为利用本身青春美貌的“高手”。笔者曾亲眼见过一位在大学学企业管理的女孩如何走上这一条堕落的“不归路”:开始满怀壮志要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一展宏图,但等到在几家公司“炒”过老板或被老板“炒”过以后,便学“乖”了,最后进化到能发表如此“宏论”:男人利用权势和关系,女人利用自己的青春美貌,在本质上均是一样,都是对自身资源的合理利用。女人嫁一个老公,只是将肉体一次性地卖给了一个人,到丈夫功成名就、自己人老珠黄时还有被抛弃之虞;而被人“包养”只是将肉体零售给多个男人, 从效益上来说比卖给一个人更好。更何况,青春这资源,你让它闲置几年以后,就自然消失,没有利用价值。

    做性交易竟总结出如此高论,真令“烟花界”的前辈高人叹服。婚姻所受到的嘲弄再也莫过于此。但如果这些信念竟成了不少人的人生诫条,那这社会“礼崩乐坏”之严重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这类“灰色女性”中的“上品”,是那些利用本身青春做为交易筹码,先后结识得一些在某方面有权有势的“腕”,然后其傍上的“腕”挥动手中的权力魔杖,便可以使这位“灰姑娘”成为公主。现实中的史燕青(王建业贪污受贿案女主角)就是这类人。只是大多数女人没有史燕青那般幸运,竟在风月场兼商场中遇到一位用情专一的“腕级情人”,多数是彩云易散,恩宠难固。仅是这一条,就足以让许多女人羡慕史燕青,尤其当女人们获悉王的落网是因为要搭救史燕青,更让见惯了男人凉薄,常在男人新鲜感过了后就被弃如敝履的莺莺燕燕们感动莫名。这就是王、史这一段贪污受贿加姘居婚外情竟能落一个“较好口碑”的内中缘故──“较好口碑”一语是北京朋友们不解之下问的,并非作者杜撰。

    在今年广州某调查机构进行的一次关于社会地位的调查中,只有S城将青春美貌列为社会地位的象征之一,这绝不是深圳人异想天开信笔涂鸦,而是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大量的史燕青之类存在。这些女子利用成功的性交易使自己脱离寒微,一飞冲天,住有豪宅,出有小车,成了万人仰视的“金凤凰”。笔者曾认识一位姓刘的小姐,东北人,这位小姐在美女如林的S城,算不上美艳动人者,但其“媚功”却堪称一流。她高明之处在于不专作某一人的情妇,而是以色相勾引了几位权倾一地的事务官。在房地产高潮时期,这几位官们都利用权力给自己辖地上的房地产公司打招呼,按五或六折的价格给这位小姐谋了十几套位于黄金地段的高级住宅,刘小姐转手以八或九折的价格售出,成了拥资数百万的富姐,尔后相继开了几家酒楼,也都是这些官们给其带食客,保证客源。至于“黑白”两道的势力,也早已被这位刘小姐打点周到,在众人的“帮衬”下,这位刘小姐财源滚滚,不尽而来。

    但是史、刘这种作法,已算是这一行中的翘楚了。大多数女子并无这等头脑和本事,不少女子即便在公司做“白领丽人”,也只是作为摆设的花瓶,其价值体现在作为老总们的情人和候补情人。这些小姐们一旦被老板“收”了后,大多数只会“用青春赌明天”,将她们的未来全系于她们“老公”(南边女子对丈夫的称呼,但风尘女子大都用来称她们的包养人或较稳定的嫖客)对她们的情意或“老公”的运气了。生了小孩,为女方买了房,算是这类关系中最稳定者。这种模式多是这样:妻子“开明”,默认丈夫养妾;小妾温柔可人且有“旺夫”之相,养者可常带出去在朋友圈中露面(和文明社会习俗不同的是:这里的暴发户男人出去应酬带“包妹”“小婆”被视为正常,倒是带了“黄脸婆”太太被视为不正常,易被人家讥为“怕老婆”)。但大多数女人对未来所抱的希望之微渺,简直有如游丝。因为南边旧习是男人在外可以今日一个,明日一个找“小婆”,家中长辈不以为不该,做老婆的只要能生个儿子,便能保持“正统”地位,对丈夫找“小婆”的事一般不闻不问,此谓之为“识做”和“贤德”。这些南边的男人实际,虽欣赏风月场中的莺声鹂语,却也知道这些女子无非是瞅中自己鼓鼓囊囊的钱包,在一片“老公”声中未必便认温柔乡是家乡,一旦新欢不满足于做外室,提出嫁娶问题,便是这关系结束之时。这种情景只要看看那些外逃的经济犯罪分子在出逃之前,一般都是将自己的“黄脸婆”和儿女们先行安排至海外,情妇们虽受宠爱,却一般不在“外放”之列,便可知这类游戏有多少感情因素了。笔者曾亲耳听到过一位富翁的“大婆”和“小婆”争吵,年轻娇艳的“小婆”讥笑“大婆”说她没本事,看不住自己的老公;“大婆”则骂“小婆”说“你有本事跟他过到老”?在此风浸染下,南下来此的北方(南边习称韶关以北为“北方”)男人们,很快在婚恋问题上“入乡随俗”,并将之提升到“理论”上认识,总结出有名的四句风月场中的游戏规则,即大多数S城男人都稔知的“糟糠不下堂,喜新不厌旧;潇洒不乱洒,风流不下流。”意谓原来的“黄脸婆”不“休”掉,新欢可以一个一个地接着找,潇洒地花钱但不会乱抛洒感情(即不会和“小婆”长久厮守)。这种既顾念了结发之情,又不妨碍自己在外寻欢作乐的作法可谓是两全其美的“风流不下流”。至于这种婚姻是否还有尊严,那可是作为当事人的男女双方都不曾想过的问题。一些从北方来的女子如试图捍卫婚姻尊严,其结果绝不是男人浪子回头,而是以自己被离弃告终,成了再婚困难的中年怨妇。

    这类风尘女子过惯了拿金钱铺就的寄生日子,要想再象正常人那样生活和工作,事实上已没有多大可能。因为她们的观念已变,她们看待世间万物万事的眼光已变,这种以性作资本谋生在她们看来只是社会职业的一种。寻常工薪族的工资用她们的话来说,还不够她们置一套高级时装,从前任嫖客那里弄来的钱在寻常人手里是笔财富,在她们却经不起几下折腾。因此她们的危机感实际上比谁都重,一旦被包养者抛弃,其“出路”不外乎三条,一是趁自己尚年轻貌美再去觅新的主顾,重演昨日的故事;二是从“批发”转成了“零售”──“包妹”和“路边鸡”之界限原本就不是很分明,可以互相转化:在嫖宿中嫖客满意,可以将其“包养”起来,包的期限全视实际需要而定,而包养者一旦出事或另有新欢,包妹又得成为路边鸡;三是去做“妈咪”(即老鸨),走这条道的需要“道上高手”,黑白两道都吃得开,酒店老板对这些“妈咪”都是奉迎有加,因其带有客源,可以保证酒店生意兴隆。

    这类灰色女性中的最底层就是“路边鸡”和“发廊妹”及各种“三陪小姐”,这些女子姿色平常,文化档次较低,多来自小城镇和农村。她们接待的多是偶然的寻欢客,既是“扫黄”最容易落网的对象,又最容易被黑社会“烂仔”和谋财害命者盯上。她们的青春消逝得最快,笔者见过四川、湖南、广西等地不少女孩到沿海,操上这种生涯不到几年,就染上毒瘾和性病,最后成了被社会抛弃的渣滓。

    这些灰色女性一旦踏上这条“烟花路”,也就是踏上了不归路。笔者曾想对她们其中的一些人进行长期追踪调查,但她们往往在“风光”一阵以后就化作一缕烟尘随风逝去,只有通讯录上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才证明她们在这个城市生活过。

    我一直认为,最可耻的并不是这些女子,而是那些依附在这些女子身上讨生活的人, 以及那些在“白色世界”里有一定地位, 但却偏要进入这个“灰色世界”里奢淫无度的人,正是他们的需求和供给能力才使这批女性有了生存基础。

    从未到过南边的家长们,也许并不知道她们的女儿是“包妹”,只以为女儿大本事,竟能挣出如此之多的钱来养家。但实际生活中,许多“包妹”的家人其实知道自己的女儿、姐妹是用什么方式赚钱。如前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最后一位情妇的母亲,明明知道高的情况,但在高的金钱炮弹“攻击”下,感动得竟直说高是个好人,再三叮嘱女儿要“对得起高行长”,哪里还有什么是非观和廉耻心?

    这些“包妹”们,一般只能在S城一些专为她们开的高档时装店和美容店里受到表面上的尊重,她们虽然可以和“白色世界”里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明铺暗盖,办成许多一般人无法办到的事情,但却无法得到社会的尊重。毕竟“笑贫不笑娼”、仅以拥有金钱的多寡来评判人的等级标准暂时还无法在“白色世界”里得到法律和道德的认同。在S城,我曾见到许多号称“成功”,且有一定社会身份, 手拿“大哥大”,驾驶豪华车,金装玉裹的女人,这些人容光照人,性魅力随意挥洒在她们所到之处,一大批有头有脸的男人都拜倒在她们的裙下。她们可以咄嗟立致千金,并通过各种渠道为亲戚及家人弄来户口、房子等一般人竭尽全力也难以弄到的东西。但可想而知,一个女人如果刻意在生活中将性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内心世界之残破,也就实在令人可叹;其获得“成功”方式之古老,则更令人感到可悲。对这样的女人来说,她们只拥有“现在”,既没有“过去”,因为“过去”不堪回首;也没有“将来”,因为年龄是她们的死敌。这类人也深知自己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是什么,因此她们“衣锦还乡”的欲望比任何人都要强烈。只有在远离她们“发祥”之地的故乡,她们才可以去编织一些自己如何正当赚钱致富的故事,在亲朋好友面前露金洒银,让父老乡亲看看自己如何从一只平平常常的小鸟成了一只 “金凤凰”,藉此让自己不平衡的心灵获得某种虚假补偿。但这样张扬的结果往往是使家乡人和家人接踵而至,西洋镜也就随之拆穿。这时候她们的家人们往往表现了一种可耻的“冷静”,那是一种怎样可怕的“冷静”呵。

    在这块土地上,笔者曾见到不少亲生姐妹、妯娌、姑嫂联袂卖淫者,往往是一人先南下,过上了家乡人想也不敢想的富裕日子,许多沾亲带故者就连翩而至,明白了真相以后,后来者并没有多少人抽身而退,而是主动要求先来者“提携入行”。她们其中一些人的丈夫、兄弟甚至父母亲,都和她们住在一起,每天花着她们卖身而来的钱而毫无道德羞耻感,仿佛这一“职业”和其他职业一样具有正当性。一些男人索性就将自己的老婆当成自己的资本,笔者就认识这样一位男人,他的太太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歌星,娇柔妩媚,受到许多达官贵人的青睐,有本事将夫妻两人家族中大批无文凭、无专长的人调进特区,也有本事弄到许多工程之类转包出去。这位丈夫不用做任何事,每日里寻花问柳,歌台舞榭里醉生梦死。他只需牢牢把定一条,老婆不离婚就行。还有一位男人,自己秀色可餐的老婆成了总公司董事长的情妇,那位董事长为了方便两人幽会并给予这位丈夫“补偿”,于是将他外派至香港,作该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那男人也心安理得、毫无恚色地接受了这种安排,从此在香港过起了出有车、用有钱的潇洒日子。

    在这些人眼中,老婆、姐妹、女儿就如商品一样。最惨的是这些女子,当她们能挣钱时,家里人从未指责过她们的行为,心安理得地花着她们出卖肉体和尊严得来的钱,但一旦这些女子不能再从事这些行当,断了钱路以后,家里人的羞耻感和自尊心似乎一下就复苏了,纷纷以她们从事过那种不正当的职业为由,拒绝给她们以帮助。我曾见过不少女子沦落为路边鸡以后,被公安部门抓住遣送回老家,当初心安理得接受她钱财的家人,一看她们已没有利用价值,都避之如瘟疫,谁也不肯收留,仿佛都忘记了当初自己曾接受过她们的帮助。

    从来没见过让老婆、姐妹、女儿当妓女当得如此心安理得、毫无羞耻感的男人和父母。这些人的生活中,作为现代物质文明象征的物品什么都有,唯独缺乏一样:人格尊严。

    根据对大千世界那些形形色色的嫖客的观察,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绝非一般人,而是嫖女人用不着自己掏钱的“官”们,以及被社会视为时代弄潮儿的公司“老总”们。

    这些年来“官”们涉足风月场在中国已不是秘密,每一个落网者都有不少前任及现任“情人”,如高森祥落网时还有四个情妇,王宝森更有高级别墅作为藏娇及寻欢之所,向明序竟无聊到要在妓女面前吹嘘自己如何有权势。这种情况下,王建业因只结过两次婚,且只有一个情妇而被不少多情女性视为“情圣”就是理所当然之事了。至于内地那些在香港、S城两地因嫖娼曝光而丢官弃职者,他们在内心深处的检讨必然是只怪自己道行不深,运道不佳,决不会认为自己行差踏错,犯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错。

    “官”们要风流,自然有人奉送美女。君不见早已有民谚将“小车、别墅、美女、叭儿狗”列为九十年代成功男人的新“四大件”──妇女解放了40多年,到今日美女竟又和叭儿狗并列,成了男人们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夫复何言?这些人的公费养“小婆”和嫖娼的行为,令那些广东和温州地区养“小婆”的前农民们羡慕不已:人家养“小婆”可是不花钱的!你看人家要向情妇讨好,根本用不着自己花钱,只要一句吩咐,就有人奉上各种花销;想送情妇礼物,就让情妇直接去珠宝厂、服装厂白拿,想拿多少就是多少,人家老板还得陪笑脸,忍着肉痛,唯恐侍候不周。这种气派,这份潇洒,又岂是一些没有品级的白丁暴发户能比的?

    对婚姻尊严践踏得最厉害的也就是这一类人。他们无视自己妻子多年来操持家务,在自己没发迹之前和自己同甘共苦养儿育女的艰辛。笔者认识一位看上去人模狗样的杂志主编,此人之好色,使他属下的正派女员工无法干下去,因为干下去只有一条路:作他的情妇。他那位曾经漂亮的太太在他贫贱之时陪伴他走过一段很长的路,当发现他这类劣行以后对他进行规劝,这位从没有忘记自己有副处级干部且兼文化人双重身份的人竟对他的妻子吼叫说:“你也不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你那样现在嫁给谁去?老子没休掉你算是客气的……”

    黑格尔曾将男女两性关系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这方面比较完美的关系应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法学领域,即婚姻;二是自然领域,即性;三是美学领域,即情感。婚姻使人区别于动物,保持了人的尊严。性应追求和谐,是男女两性关系建立的基础。而只有情感,才是两性关系中最动人心魄的力量。而现在中国暴富阶层和以权谋私者们的婚姻普遍没有尊严,只有形式。这些人的两性关系中没有爱情,对男人来说只有肉体上的占有和物质上的施与;对女人来说,则是把青春肉体作为依附一个男人的资本。这种性的结合,与动物何异?

    说到底,这类畸型的两性关系其实也是折射社会万象的一面镜子,是社会治道不佳、伦理观念畸变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正因如此,一些“灰色女性”面对别人指责自己是“寄生虫”时,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辩驳:“我是寄生虫又怎么样?咱们国家养了那么多的寄生虫,养肥了不说,还蚀了社会主义的墙脚,……他们躺在国营企业的招牌上,整个企业都吃空了,还在那耀武扬威指手划脚的,指责别人赚钱是不应该的。……我要是寄生虫,也只是条小寄生虫,我除了吃我男人的肉,也没有害别人,也没有危害社会。还不至于说我该死吧!” ──面对更可怕的污浊,这些“包妹”自然可以说得理直气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仅仅只分析和指责“灰色女性”阶层本身,远远不能揭示这种现象的内在本质。

    纵观中国当代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众生相,就会发现国人中有不少已经彻底丧失了道德羞耻感。但是人们如果只注意从性的角度去描写灰色女性,而忽视了这一阶层存在所包涵的社会意义,那最多只是一种猎奇式的浅层次描写。

    救救已沦为经济动物和那些行将沦为经济动物的人!

    (原以“未名”笔名发表于《天涯》1997年第2期,名字为“灰色女性及其他”,共7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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