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0年代开始，东南亚五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经济上巨大的成功使得一个多世纪以来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压的东南亚国家深感骄傲。为了解释奇迹之产生，“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应运而生，并在将近20年内发展成为一门有一定框架的“理论体系”，并对现代经济现象处处都能加以“解释”的“学说”。
对于“儒家资本主义”这一产生于民族辩护情结的学说，曾有不少人深信不疑。但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面之广，危机程度之严重，远远超出人们的意料。人们开始怀疑，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干预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逻辑，更不存在建立在所谓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经过精心制作的“学术伪问题”而已。
穿凿附会的“儒家资本主义”[注解1]
曾有一段时期，一些学者专门探讨儒家学说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涉及的范围之广，有题为《儒家思想对于经济发展能贡献什么》的一篇文章(载于《知识分子》1986年夏季号)为证。因这篇文章的作者处处引用一些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对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分析最为牵强与离奇，本文就以其观点为主要代表：
“经济发展需要企业人才，把新科技应用到产业上去，又需要各级技术人员，须要勤勉敬业，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儒家对这些人才的培养有助。经济发展须累积资金，吸收投资，儒家的节俭之教可鼓励储蓄；对于吸收外资，运用外资，儒家能贡献什么？外资所造成的后遗症，儒家能否对治？对于市场的拓展，儒家有什么办法？经济发展的路线和模式应该采取什么市场经济或非市场经济？以初级产品出口来带动进口替代业或出口替代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发展初期应该平衡发展还是非平衡发展？……财富的均化和福利措施是否必要，会不会妨碍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会，应该如何平衡？……什么样的工会、农会、渔会有助于生产率的增加？同时又有助于公正社会的建立？经济发展中不同路线和政策的选择，要以经济规律来决定，或者也要考虑非经济因素？如道德因素？如果道德因素也要考虑，什么样的道德因素才有助于经济发展？什么样的道德因素会窒息经济活力？儒家的价值观倾向于窒息或增益活力？……”
类似的论述还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在这类有关儒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一些学者像变魔术一样，可以从“新儒学”这个人造的百宝箱里不断地往外拿出法宝，以应付现代化所引起的种种困惑。如在实现社会公正、在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关税同盟及共同市场的缔结，安全、生态、生活品质的提升、跨国公司引起的问题等方面，都拿着“新儒学”在进行牵强的比附“研究”。由于文化问题不像自然科学或经济学那样容易证伪，20世纪整个70－80年代，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在华人学者圈内有很大影响。
新儒家学说能否实现社会公平？
如果要说持新儒家学说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完全隔膜，那也不是事实。问题在于他们想出的解决办法完全南辕北辙。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政治权力在现代化过程中成了一种可分配资源的资源。谁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发展中国家中新生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除了要改进科技和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外，更重要的是要和官僚维持良好的关系。于是董事长、总经理等负责人，或专门的公共关系人员，抽出可观的时间与精力来培养与官僚及党政首长的良好关系，其手法也多种多样，有的是送厚礼给政要私人，有的聘请退休党、政、军、警高级干部来担任企业的高级顾问，或高级执行人员，以便诱使政府给予特权。一般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中最成功的企业往往不是效益最高的公司，而是与党政当局维持紧密关系的公司。通常情况下，权贵政要及其子弟最精于此道。结果享受到经济发展政策果实的往往是这些特权分子。
上述问题应该说是发展中国家历史文化价值观所引导的结果，必须要通过政治与社会改革并纯洁价值观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儒家资本主义的提倡者们却认为“各国可以依其国情和文化价值观来寻求解决之道”。他们认为，“各派儒家都声称重视人民福利，我们可以想象儒家会关心平民的利益。然而问题是当平民利益与权贵的利益产生冲突时，儒家会站在哪一边？君子儒会站在平民这一边，是可以预期的。御用儒可能会倾向权贵那一边。封建儒较关心传统礼制习俗，较缺乏对政治经济现代化方法的关心。如何唤起封建儒注视这个问题，如何促使御用儒蜕化，重视平民福利甚于权贵特权，这将是儒家所面临的一个挑战，……重人治轻法治是儒家的一个弱点，封建儒与御用儒恐怕很难克服这个病根，君子儒似乎可望吸收法治精神，以对付权贵勾结攫取社会财富的现象。”
每一种文化确实为了自身的生存在回答环境的挑战中发展其制度资本。为了追求人类定义的“良好、有利、公正”，人类的制度可能获得发展。但亚洲五国（及地区）的问题决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主张的“儒家资本主义”所能解决的——因为这种理论上有利于平民福利的“儒家资本主义”从未在这五国（及地区）存在过。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市场和集中化的政治秩序都允许“掠夺性的统治者”创造私人的获利机会，而这些机会是超出地方共同体和现存制度的控制范围的。“儒家精神从未能使这些国家的权贵们收敛贪欲。”譬如香港的成功与其说是依赖于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还不如说是依赖于特殊的殖民政治及其历史条件。
再往更深层次看，亚洲国家最大的特点是在于这些国家均存在条件的不平等性。而这种条件的不平等性是社会制度及历史文化的产物。在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制》一书中，曾谈到美国民主制取得成功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是上帝赐给美国人的特殊和偶然的情况。第二是他们的法律。第三是他们的习惯与习俗。在这三个因素中，最具生命力的是第三个因素——人民的精神、感情、信念、观念，即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习惯。因为最终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是形成人的心灵和思想习惯的观念和情感的总和。而缺乏平等观念正是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观念与西方文化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观念正好是两极。事实上，在亚洲国家中，阶级等级制观念（包括对于年龄、身份、级别、教育和财产的尊重，对于权力的顺从）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命力。可以说，这些前殖民地的居民绝大部分更多的是将自己视为传统政体下的“臣民”，而不是新的民主国家中的“公民”。即便是形式上实行了选举制的国家，参加选举者在选举仪式上仅仅是一些观赏节目的旁观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将选举时期当作可以通过出卖选票的交易而为个人挣得一些小额收入的时期。选举过程中没有真实的选择，这种“自由选择”并不导致较大的社会或政治的变化，而仅仅是使老式的寡头或新式的精英的统治合法化。
亚洲各国现状既是亚洲价值的产物，自然不可能期望被指称为“亚洲价值观核心”的儒家文化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事实上亚洲价值观也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存在一个奇怪的矛盾：这些国家在政策上都声明赞成更大的平等，在计划工作中通常都突出地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作一个实际的目标。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宣布目标是通过让极少数的特权阶层更富有来创造更大的不平等。他们都自称坚持平等理想并自称这个理想实际上正赋予实际政策以活力。但实际情况却是赞成更大平等的郑重宣言与明显的更大不平等的趋势之间存在着自相矛盾的问题，对于这个矛盾的解释必须与不发达国家的权力分配联系起来，而这种权力分配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文化根源──亚洲价值观。
选择产业结构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持儒家资本主义观点的学者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决定经济发展策略时，文化价值观念起了决定性作用，如在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这二者之间，“单是经济因素，可以算出何者在何种社会条件下的效益较高。可是有时候人类的决策，心理因素或文化价值观的因素比经济效益的因素更强有力。如果民族光荣的因素相当有诱惑力，这时假定文化价值观中有相当突出的仁政爱民观和为人民谋求福利的意识，则或许可以平衡民族光荣感的因素。有时如果经济效益差不多，或甚至资本密集型效益略大时，由于有强烈的为民谋利意识及为民制造就业机会的意识，就会左右抉择的方向。”
这完全是作者凭想当然得出的不符合事实的论点。这里仅以发展中国家占主要问题的农业为例，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达尔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位因素是农业问题，而农业问题在缪达尔这里绝不只是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它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是土地制度的改革，缪达尔在考察了广大的不发达国家以后，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关不发达国家土地和租借权改革的所有谈论都没有多少结果。这些改革即使被立了法，往往也只是一些小改小革或者纯粹是花架子。对于那些没有土地的生产者，这些改革通常甚至连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意思也没有。农业人口的绝大部分没有任何剩余收入，甚至没有足够的土地容许他们增加投资；而那些拥有大部分土地和收入的人对于增加资产，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率没有兴趣。第二大问题则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这些不发达国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人口增长过快，每个国家都有着数量宠大的非常贫困、大多为文盲且常疾病缠身的农业人口。这些严重利用不足的劳动力中有一部分是完全没有土地的生产者，他们的数量一般不低于农业总劳动力的1／4，通常还要更多一些。由于人口爆炸和其它一些趋于把农业生产者推向乡村等级中较低层的因素，没有土地的生产者通常在农业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拥有很少一点土地的农民也处于差不多的境地，而且他们尤其容易受到那些趋于夺去他们微不足道的土地的外部因素的损害。在这些国家，劳动力的增长本身一直趋于把其中的更大部分推向更加贫困的阶层，使得社会和经济结构更加不平等而僵硬。从农业中逃离出来的劳动力数量可能会多于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并正出现这种情况：从贫困不堪的乡村涌向城市的“逃离者”，在他们所到的新环境里扩大的仅仅只是各种劳动力已经利用不足的“第三产业”。缪达尔指出，这种现象“在文献与发达国家进行的错误类比中却经常被不加鉴别地看作是在发展上取得的进步”，在不发达国家农村里的“改革要么没有真正实现，要么实际上导致了更大的不平等。这一切是与非常迅速的人口增长同时发生的。”
由于上述原因，决定了不发达国家的农业新技术必须完全是劳动密集型的，这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困在农业中的劳动力目前利用不足，而且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未来的几十年里还将迅速增长。这说明采用何种产业结构根本和道德价值观没有直接关系，持“儒家资本主义”之说的人对此的解释完全是附会之说。
儒家的勤劳节俭观是否起作用？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将东南亚人民的勤奋当成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精神因素，“儒家一向倡导的勤奋、节俭、敬老、秩序礼节、自勉互勉、德智教育等等传统美德应可看成有助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战后亚洲的经济奇迹统统产生在受有长期儒家伦理影响的日本与‘亚洲四条龙’呢？”
但实际情况是所谓勤奋精神并不存在。缪达尔考察东南亚国家的实际状况后，得出结论：“‘隐蔽性饥饿’造成了健康被损害的严重危险，并且更普遍地造成了懒散以及主动性的缺乏。”这些贫困人口的劳动态度注定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受到激励来增加劳动投入和劳动强度。
朝鲜是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度，但在60年代，朴正熙却列举了朝鲜人与西方人对待爱情、工作、统治者和强暴者的不同态度，认为朝鲜长期在专制君主和外来强国的统治下，形成了“事大主义”、“附庸主义和卑躬屈膝主义”、“奴隶主义”等“依赖他人，屈从以及盲目服从统治者的民族性格”，这些遗毒之一是“懒惰”、“特权思想和不劳而获的欲望”，以及“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不发达国家的领袖承认这一点需要一定勇气。韩国统治者认为，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使国民“经受现代民主精神净化之火的洗礼”，“来一个民族觉醒”。我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直只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即生产技术处于落后状态，而意识形态却是优于西方国家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其实也是源于这样一种心态。产生这种心态其实非常自然，因为中国儒家思想从其资格与历史来说，确实有资格与西方思想相比较，但与之相应的经济、技术实力却无法比较。从本质上来说，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产生源于民族文化的辩护情结。在这种情况下，不发达国家对西方文化的不服气与对西方工业化骄人成绩的被迫服气，很容易使他们把工业化看作摆脱贫困的阳光大道，并且也容易使他们将学习西方看成技术层面变迁的过程，而不是制度及意识形态变迁的过程。
从去年以来在东南亚国家所发生的金融危机表明，必须对东南亚国家的发展道路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尤其是要解决源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危机，放弃经济至上的短视政治。“儒家资本主义”这一学术神话的破灭，至少从两个方面警告了后来的学者：第一，务必对现实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第二，必须将自己从压迫民族的辩护情结中解放出来。西方国家确实并不十全十美，但也不能因一个半世纪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压与奴役，就一定要人为地炮制出一些莫须有的东方文化优势来安慰自己。
注解1：本文有关“儒家资本主义”的引文均见萧欣义：《儒家思想对于经济发展能贡献什么？》和傅伟勋《儒家思想的时代课题及其解决线索》，两文均载于《知识分子》[美]，1986年夏季号。
（原文发表于《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