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外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1998年中国的投资中外商直接投资占百分之十三，出口中外资企业占百分之四十三。去年下半年中国企业的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八，由于外资企业的出口仍能维持增长，使得中国的总出口避免了滑坡。继续引进外资和为已经在中国设厂的外资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需要，而且，在当前中国内需不足、国有企业的投资意愿低落、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已经成了中国维持经济增长、出口创汇和就业的重要手段。

但是，今年的头两个月，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八，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幅度跌落。与此同时，从去年开始，中国的国际收支中出现了资本流出大于资本流入的情况，这与外资企业向境外转移资本有直接关系。如果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下去，将使得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

为什么最近外资的对华投资裹足不前，甚至已进入中国的外资也开始撤出?西方的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对此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企业有利润，其他的往往都长期赔本，大约四分之一的跨国公司已经至少在中国关闭了一个投资项目。令外资企业感到失望的，不仅是在中国市场上无法盈利，还包括投资环境不理想，法规含混不清，政府官员经常胡作非为，中方合伙人任意行事等等。

外资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中的误区，也就是，中国过于片面地强调了中国市场的潜在需求，同时忽略了对外开放过程中国内的制度创新。这使得外资企业过高地估计了在中国投资的盈利能力，同时在经营中遇到了过多的障碍。如果说，过高地估计中国市场的潜力是中国企业认识经济发展趋势时的偏差，因为他们自己也普遍地犯了盲目投资的错误，那么，忽视国内的制度创新则反映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观念上的差距。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引进外资的成就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企业和各级政府往往只看到外资带来的“甜头”，而对经济全球化过程认识不足，也缺乏充分的准备、去迎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现行体制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生产过程的国际化、世界市场的一体化、国际劳动分工日益一体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通过经济政治整合各国制度架构的趋同化等，使得国界对经济活动充分开放，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眼点不再是单纯把本国的工业体系现代化、而是变成了强化本国在国际性竞争过程中的能力。顺应这一趋势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都逐步摆脱了本国资源、市场的约束，其经济活动也不再受本国国界的限制，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在这个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对外“开放”不再局限于邓小平提出的“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的很多外资企业面向的是全球市场而不是中国的国内市场，它们在中国建立的生产线实际上是这些跨国企业的全球型生产方式的一个环节，是其“世界型工厂”的一个“车间”。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融合、渐成一体。

过去多年来，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流行经济发展观念在中国仍然还有相当大的市场，甚至清末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主张也颇得认同，即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和巩固现行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由“我”主导，为“我”所用。今天，中国应当改变那种旧的经济发展观念，建立全球化的发展观，要把长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建立国际通行的制度规范、遵守国际社会认可的经济行为准则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在这样的新的发展观面前，那种旧的以民族主义为感召的经济赶超战略和“一方压倒另一方”式的思维，既脱离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也有碍本国的经济发展。

二十一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加入经济全球化、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但是，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却受到了种种束缚，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法制建设尚未走上轨道，腐败日益普遍化，这些状况甚至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制度建设竞争，其参照系不是某国的“特色”、“国情”，而是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认的制度条件。一种制度现状即使十分“符合”某国的“国情”，但如果它阻碍该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应当变革这种制度，否则将会使这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之时，国际和中国的现实情况表明，无论有多少困难，中国只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后退是不可能的。目前，中国正在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努力，就是制度创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那些从保护局部的既得利益出发、阻挠加入世贸组织的做法，或者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实际上是替过时的旧体制辩护的观念，都会被历史证明是狭隘、短视的，对加快未来中国的发展和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都有害无益。

1999年5月应BBC稿约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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