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9《财富》全球论坛在上海落下帷幕。在这次世纪末的盛大聚会上，全球经济精英竞相展示各自的风采与魅力，用他们对未来的美好展望与许诺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博得了众多传媒真心实意的称许，跻身其中者深引为荣，未能参加的人士则有不少暗下决心，希望自己终有一天能晋身于这类“美丽的聚会”——能够参加这种盛会，本身就是实力与社会地位的象征，正如某保险公司花3,000万巨款请外国一名牌咨询公司做一项调查，为的不是该公司提供的咨询——因为那咨询根本没诊断出该保险公司病症所在——而是通过这项咨询向世界宣布：请得起这种公司做咨询，足以证明我的身价已处于“黄金段位”。
毫无疑问，在崇尚金钱的现代社会中，财富是雄狮颈上的威武的鬃毛，是雄孔雀美丽的尾巴。拥有财富，也就拥有了人生的主动权。因此，经济精英们既是各国政要的宠儿，又是传媒聚光灯竞相追逐的对象。关于他们的话题，包括他们的创业史，他们那丰富多彩的恋爱、婚姻、家庭，他们的子女，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经常成为报纸上的重要新闻，他们本人也时不时成为杂志的封面人物。当今世界，数风流人物，还看超级富豪。可以说，关于他们，世界“已说过了千言万语，只怕今后还要再说上万语千言”，他们为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们的企业为社会提供了就业机会，还在于他们的存在为不少专门写他们的人提供了致富机会。
人们在《财富》论坛年会上看到了无限商机，看到了中国企业阔步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美好前景。记得就在年会期间，我在湖南经济电视台做客，经济环线节目的主持人问我对《财富》论坛的看法，我半开玩笑地对那位先生说，那是超级富豪展示魅力的世界级舞台。
但是，能够成为世界超级富豪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只能跻身于工薪一族，以小康为物质生活的目标。因此与其为了那个美丽的梦付出一生的期望，还不如基于现实来设计自己的人生。要知道，孔雀有孔雀的美丽，但黄鹂的百啭千啼也是自然界的一景。财富、智慧、美貌、健康与幸福的婚姻家庭，都是上苍赐给人类的生命资源，能够同时拥有所有资源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幸运儿，每一个人只要善用本身那有限的资源，尽心尽意地做些于己有益，于社会及他人无害的事情，也就算不虚此生了。如果所做的事情具有外部正效益，让其他人受益，那就进入了人生的一个较高层次。
二
上海是这次《财富》论坛的最大受惠者。我这样说，倒不是指上海在三天会议期间与会者消费方面的商业受惠，而是针对一点：上海在与广州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经济中心”的争夺战中，终于击败广州，使自己成为世纪末世界经济精英的聚会之地，从而为这一出“双城记”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
这场以争夺经济中心为标的的“双城记”，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从清初至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大致经历了从一口通商到四口通商，再回复到一口通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清初，满族统治者为防止汉族人民联络海外抗清力量，曾下令沿海人民内迁30里，且“片板不准下海”。到康熙平定台湾后，曾一度开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四口通商，史称江浙闽粤四关贸易时期。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考虑虎门、黄埔等地海防较宁波严密，易于防范，兼之广东地狭人稠，不少居民依靠对外贸易为生，于是下令禁止洋商再赴宁波，自此恢复一口通商体制。广东在一口通商体制中得到了无穷好处，成为中国首富之地，当时人有“广州知府往城门下一站，雪花银子十万万”之说，清朝历代皇帝都将广州贸易所获利益作为私人利益的重要来源。故此，广州因其富足得到了“金山珠海”之誉，因其在财政上的作用获得“天子南库”的美称。
然而这种地位在鸦片战争以后受到了挑战。《南京条约》中规定的五口通商，其中第一个口岸就是上海——这个在当时不过是一片滩涂上建立的小镇。广州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个当时毫不起眼的小镇，后来竟成了一颗耀眼的“东方明珠”，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岁月里，与它激烈地竞夺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宝座。
这两座城市的内涵不一样，但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却都有声有色，颇为壮烈。广州的辉煌历史比上海要悠远一些，曾使清王朝元气大伤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戊戌变法的灵魂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早期思想形成无疑得益于广州的开风气之先；辛亥革命的最初发源地是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至今是这段历史悲壮的见证；孙中山先生能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也与广州的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广州的沉落与我国50年代的政策有关，但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当中，因了政策的几丝滋润，广州这座将古老与新潮奇妙地糅合在一起的城市却又重新焕发出青春，引领了中国潮流二十年。在中国各种方言中，苏白绵软，京腔响亮，上海话别有一种旖旎风情，从来没有人认为广东话好听，但广味普通话自改革开放以来，却硬是挟财富之威势，风靡全国。广州的精英文化在京沪两地学人眼中从来就没有地位，但广州的传媒如《南方周末》等，却成了中国读者颇为喜爱的报纸。而其余数家报纸，如《南方都市报》、《新闻人物报》、《粤港信息日报》（1999年以前）、《羊城晚报》（尤其是周末版）、以及只为圈内人所熟悉的《岭南文化时报》，也都各有千秋，如果不是在广州，而在别的城市，这些报纸绝对一流，会成为读者首选。然而就在一片辉煌中，广州还能感觉到上海那种蓄势待发的威胁，王志刚90年代初一篇《上海浦东与珠江三角洲的对话》，将这场竞争挑开了帷幕……
上海则创造了30年代的神话。这个神话至今还让老上海人魂牵梦绕，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神话越来越幻化成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成为上海人念念在心追逐的一个幻影。因了江浙财团在商务上的巨大成功，因了外国资本在外滩那个舞台上的叱咤风云，因了荣宗敬两兄弟白手起家而创造的财富神话，因了上海给人提供的无数发展机会，上海获得了“冒险家的乐园”这一亦褒亦贬、意味无穷的“美称”。而就在“冒险家们”的努力营造中，上海形成了广州（包括广东）没有的现代工业基础，也有了一批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都为它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舞台上独领风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前的五六十年代，上海的时装、皮鞋、羊毛衫、真丝围巾等等，一直是各地消费者（尤其是姑娘们）青睐的宠物，情人们的送礼佳品。
上海呵，上海，曾带给上海人民那种无可挑战的高等国民的感觉，支撑着全国税赋的大厦（最多时曾占六分之一）。但如果说让上海骄傲的只是这些东西，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上海为旧中国贡献的还有海味十足的文化成就，除了至今传唱的金嗓子周璇那些迷人的歌曲，除了影帝金焰、影后胡蝶、赵丹、孙道临等艺术家那些魅力长存的影片，上海还曾是鲁迅、田汉、聂耳、张爱玲这些杰出人物的长期栖息之地，大上海以它的包容性给这些文化名人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工作平台，还以它丰富的多元性滋养着他们的心灵。这类文化成就可不是区域性的，它们代表着整整一个时代。而这些却恰恰是广州所欠缺的，广州的文化自20世纪从来就没能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象征，虽然有时也曾冒出一两颗灿烂的明星，但很快就陨落了。有时面对着那几颗曾经璀璨一时的明星，我总是不无悲哀地想，他们如果不生活在商业味十足的广州，也许对他们，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近二十年广州狠输了一招的还有城市建设。上海的建设高潮来得晚，但审美眼光似乎比广州要强，广州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将广州从整体上变成了一座毫无美感的石屎森林，拥挤，肮脏，连广州人自己呆在那里都极不舒服；而上海就不一样，一座杨浦大桥充分显示了上海作为经济都市的潜在能力与恢宏气度，旧城改造工程也不像广州那样杂乱无章，好看多了。
而输了这一招的内在原因应该在于两地官员的文化涵养有别。上海官员当中，不少都有研究员、教授、博士头衔，而熟知他们成长史的人都知道，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学位、头衔不是“仕而优则学”，在做官后进修或花钱买来的，而是真正的科班出身，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而广东官员的才干主要还在于实干，不太重视学养。这两条路径的区别并不只是词序上的颠倒，而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学位可以用金钱购买，而知识却不可以通过金钱罗致，那是水滴石穿的工夫。而审美意识的形成也需要长时间涵育，不是可以凭借金钱买来的。须知“三代才能养成一个贵族，十年可以成就一个暴发户”的名言并非信口雌黄。
因了上海的历史，因了这两座城市内涵的不一样，欧美资本投注在中国的眼光从来就只在上海，而不在广州与深圳，尽管这两座城市曾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财富神话，也搅动了一堆又一堆的经济泡沫。也许欧美资本已感觉到：没有文化内涵支撑的繁荣难以持久？前些年我曾回过上海，我喜欢夕阳余辉映照下的外滩，那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欧式建筑虽然缄默不语，但我却从那些门窗，那些廊柱读出了大上海一个半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朴素无华的复旦大学相辉堂虽然远不如今天一些建筑物华丽，但那透过历史尘封放射出来的文化魅力，却足以让人心往神驰……而广州，我每年都要去好些次，也曾在那里生活过短短的半年，但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在街上漫步，因为穿行在一片片杂乱无章，拥挤不堪的石屎森林中，听着满街机动车来来往往产生的噪音，那肯定不是享受而是受罪。我一直奇怪，很会在生活中寻找乐趣与情致、每年都在迎春花市上挥洒美丽的广州人，怎么会将自己的城市弄成了如今这般让人不想多停留片刻的模样？即便是新建的大楼，也宛如一群披着花花绿绿大褂的乞丐站立在街道两旁，只留下窄窄的一线天让匆匆过客透一口气。
我是湖南人，与这两座城市都有着深厚的生活渊源。上海的复旦大学是我的母校，那里有我的师长、朋友与留校的同学，那里曾留下我生活中弥足珍贵、刻骨铭心的回忆。是这座城市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在这里发表了我所创作的第一篇论文，写出了第一本著作，并将自己的学术平台搭建在全国范围内。我一直奇怪，大多国人痛骂的上海，为什么竟然能毫不犹疑地接纳了我这株外来的无根的浮萍？每当别人痛诟上海的种种毛病时，我的心中对上海却从来就没有飘浮起一丝一毫的恨意。也许，这是因为我在上海接触的是知识界较优秀的人群，他们让我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情？我至今还常常怀念我那位教养很好的师母，她知道我喜欢花，在玫瑰花盛开的季节里，每当我去导师家里时，她总在园中剪上几枝含苞待放的玫瑰，放在我自行车前的筐篮里，为我的寝室增添了一些情趣。我也记得那些热情地给我这位在上海毫无根基的研究生发表文章的编辑们。这些年我很少再到上海，那不是因为我对上海的情缘已尽，而是因为机缘不凑巧，少有机会罢了。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与这座城市之间，有着再也割不断的缕缕情丝。这缕缕情丝，不会因为地理的阻隔而断开。
我在广东生活的时间差不多是上海的三倍，广东人的实在我一直认为是优点。广州知识界人士五方杂处，不少是外来移民，从无门户之见。我认识中山大学、华南师大、广州社会科学院的一些朋友，他们有的豪爽，有的温厚，但都乐于承认别人的优点。与他们相交，无拘无束，自在得很。广州的记者中有不少敬业精神强，素质较好，对新闻事件有高度的敏感性。尤其是一批女记者，是那样能干，充满生命朝气，常常让我自叹弗如。这么一些有活力的报人云集广州，报纸蔚成满天云霞自是情理中事。深圳虽与广州有较大差别，但它是块“飞地”，崇尚的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对所谓文化建设也自有它特殊的理解，而对其他的东西则不太在意。但正是这种忽视使得它在不经意之间有了一种原本不属于它的“宽容”，使我在这地方能不受注意、无声无息、半隐居般地生活了十余年。在今天这宁静一去不复返时，我更加感到这种宁静的难能可贵。我深深知道，如果没有对这块热土的贴近观察，也就没有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
在广州与上海那种暗地里较劲的竞争中，因了我与两地的特殊渊源，我从来就没有希望谁胜谁败，只希望双方在这种并无恶意的竞争中都获得升华。上海在世纪末的胜出（标志是成了外国资本投资中国的首选之地），对我来说并不意外，因为百年的文化积淀自有它的优势所在。要知道，除了金钱等实力之外，两个城市最后比拼的是它们的历史文化内涵。
广州，加把劲呵。20世纪的“双城记”虽已落幕，但还有下一个世纪。蔷薇虽已开过，但来年春天，花还有再发的时候。
三
世事苍茫，棋枰翻复。昨日之非，今日之是。与别人对《财富》论坛的关注不太一样，我更喜欢穿过历史迷茫的烟云，追索中国人整个20世纪财富观念的戏剧性变化。
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的思想家们就将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归结于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于是通过一场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消灭了一个有产阶级，将大家都变成了无产阶级。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这样表述他的一个理念：穷则革命富则修。记得“文革”时，读中学需要讲出身，与我家同在一个居民小组的一位以捡垃圾为生的刘老头堂而皇之地宣称：我家里旧社会喝面汤，捡菜叶，是苦出身，我的女儿才有资格读书。刘老头宣称那种伴随了他一生一世的穷苦时所表现出来的自豪感，绝不亚于今天某些大款宣称自己拥有多少财富时洋溢于外表的自豪感。
就在这二十年间，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财富》论坛众星捧月般地追捧超级富豪只是世人崇拜财富的集中表演罢了。而梁晓声写了一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批评了不正当的致富方式，并在其他的文章中表示了对下岗工人等弱势阶层的同情，竟然引来了无数的批评，最典型的批评就是指责梁晓声“观念落后，有仇富心理”。
我为晓声长叹息。我知道不是他出了问题，有人不喜欢他所捍卫的信念。财富本身没有问题，因为财产是人格尊严的基本保证，但金钱拜物教绝对有问题。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80%以上都疯狂追逐财富，以金钱为人生第一要义，这个社会绝对不是正常社会。
四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世纪。只有在这一个世纪里，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旗帜鲜明地将追求财富悬为社会与个人生存的终极目标。在这条路上，欧美国家这些先行者已在这条道路上前行了几个世纪，他们的目标是保持先行者的富裕与国力优势；发展中国家大都是到了“二战”以后才将创造财富作为一个国家的行动目标，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赶超先行者，富国强兵，免除耻辱。
于是世界上的国家都在这条路上熙熙攘攘地呼啸着前行，有时候你碰着我，有时候我碰着你。但不管是联合国安理会上的争吵，还是任何经济组织的艰苦谈判，起始端与终端都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一个目标：经济利益，至于这一利益是用协议还是用别的形式实现，那就看参与各方的博弈方式与“议价能力”。这议价能力的背后，是各国的综合国力（政治、经济、军事、人力资本与资源）。
我们的邻国日本与我们几乎同时被西方世界的不速之客惊醒。但我们这只睡狮在《南京条约》上签完字以后仍然鼾睡如故，直到再过了20多年以后圆明园被焚以后才想起应该学习人家的军事技术，于是有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洋务运动，这一运动的成果在30年以后的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而美国的五月花号舰艇1851年开到日本港湾以后，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志士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明治维新”。在艰苦卓绝的励精图治后，日本很快加入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维新志士喋血菜市口，流亡海外，抱恨终天。再后来就是绵延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与死亡，然而血沃中原肥的只是劲草，没有花，也没有果。再后来的半个世纪，我们又在不停的阶级与路线斗争中消耗了30年，最后在面临经济崩溃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艰难的经济改革。
三本外国经济学著作在中国的命运形象地说明了中国20年经济改革走过的历程。第一本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那时候中国人被粮票、布票、糖票、油票之类的票证困扰了三十多年，首要的是要解决物资短缺问题，让民众食有粮，穿有衣。其次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这本书之所以畅销，是因为经济改革进行到80年代中后期，大家已经意识到政府与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关系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然后就是斯蒂格勒茨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这本书，因为我们中国人想知道在现有的改革路向下，中国经济改革还能走多远。
世纪之交人们总爱用“新世纪”这一个词，似乎一切问题会随着年轮的滚动而消失和解决。而我则认为，现实是历史的累积与延伸。日历虽然翻开新的一页，但我们面临的问题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解决。我想对同胞们强调因研究腐败问题而声名卓著的南非行政管理学专家保罗•哈里森说的一句话：“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互相信任的基础，加重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两个关键性弱点：一个弱点是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之间不光彩的联姻，另一个是……国家的软弱性即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只有切除腐败这只政治之癌，我们才能告别灾难深重的20世纪，在新世纪里稳步走好。
请听听我国古代先哲们对于国家财富的解释吧。《老子》认为统治者的三宝为“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我的理解是指统治者享受不敢为天下先）”，《孟子》认为，国有三宝，曰土地、人民、政事。
一个国家的财富，毕竟不只是物质财富。
(原载于《万科周刊》总34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