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之分疏

    by  • October 20, 1999 • 程晓农文集 • 0 Comments

    中国目前同时在改革和发展两方面,都面临瓶颈。虽然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去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市容也有了明显改观,但是,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进无路(产品无销路、投资找不到方向)、退无门(一旦破产就让在职和退休职工失去依靠),经济萧条已经延续了差不多两年,政府几乎用尽了所有可能的手段,仍然无法重新恢复经济景气。

    表面上,社会舆论仍表现出一些乐观情绪,但这样的乐观含有相当大的侥幸心理和盲目性。人们或者是盼望着政府的景气刺激政策能一举扭转经济困境,或者是默默地期待着再出现一个九十年代那样的“机遇”,从而能轻而易举、不付代价地跳出改革的难关,然而,其实谁也不知道这样的企盼有何根据或基础;另一方面,在相当大一部分的社会大众和精英的深层心理当中,事实上存在着日益严重的不安和焦虑。特别是企业职工,他们目睹自己工作的企业每况愈下、复活无望,尤为不安。不过,这种焦虑现在尚未动摇对政府和基本政策的信心。但是,若萧条持续下去,复苏无望的局面逐渐明朗化,社会和精英的麻木状态能否延续下去就是个疑问了。政府已感受到了这种正在变成事实的危险,因而处于高度紧张和脆弱的状态。

    ⊙“改革幻觉”破灭、多数精英回避“危机意识”

    英文elite,中文称为“精英”,是一个中性词,指在特定时期对政治、思想文化影响较大的人物群,本文使用的“政治精英”,特指当今中国执政集团,而“知识精英”则指知识界较活跃的人物。

    八十年代的苏联和中国,都曾经历过一个巨大的“改革幻觉”。多数政治和知识精英都以为,改革就是一举迈入现代世界的“天梯”;他们相信政府有推动改革的足够能力、民众有支持改革的强烈意愿、改革过程不会漫长艰难、改革的结果是“苦”少“甜”多。但是,今天在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当中,过去对改革的“幻觉”早已被本国和俄国东欧的种种现实所击破。许多人不再轻信任何关于变革的美好许愿,而宁愿沉溺在惰怠之中。这是今天中国的政治精英和多数知识精英缺乏变革激情的原因之一。因此,虽然他们甚至间或还会对“政治变革”的诉求表示同情,但在经济改革上,竟然除了继续奉行、热心诠释“白猫黑猫”这种肤浅的“邓小平理论”,肖规曹随、维持现状之外,懒得再作任何“创新”。

    虽然大家都对前景忧虑,也没有多少共识,但多数精英并不想再怀“危机意识”,甚至不愿意面对深层问题,他们需要维持心灵上的暂时安宁,以免被“前途恐惧症”和“无力感”所支配。所以,今后中国改革的困难与八十年代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改革的困难主要并不在于缺乏清晰的而又有说服力的变革蓝图,也不在于缺少懂得如何操作变革过程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改革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似乎是,改革的诉求缺乏来自精英和大众的支持而没有政治社会动力,也不完全是个别领导人的偏好使然。

    与八十年代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的政治精英和不少知识精英们,如今或是言不及义地重复一些已经讲过二十年的关于改革的空话,或者是旁顾左右而言它,就是不去深刻分析中国的那些会危及国本的久治不愈的难题。比如,最近不少中国的经济学家开始热衷于判断美国的经济什么时候出问题,似乎只要美国经济不好了,那么中国经济的困境和萧条就不算回事了,他们也就不用为此烦心了,反正大家的经济都不怎么样嘛。在三月召开的“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会议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的一位副秘书长直言,美国经济即将崩溃,不出今年。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则来了个大转行,开始研究如何把雅鲁藏布江的江水引到长江、黄河的上游,俨然变成了水利工程专家。

    这种空话、大话盛行的风气,其实掩盖着一些精英们对实质性经济、社会难题的无力感,他们对眼前的困境抱持着“鸵鸟”心态,不愿意严肃认真地面对,更找不出解决办法。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进一步的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只会改变长远发展的条件,不可能在中期内扭转萧条和困难的现状;相反,下一步的改革还可能威胁或挑战他们目前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对这样的挑战既缺乏心理准备,更没有应对手段。

    所以,最近半年来,国内的经济专家们在政策讨论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对解决实质性难题,如国企改革、经济结构调整、银行坏帐、压缩政府部门的奢靡消费等等,兴趣明显减少,而关于如何恢复民众的信心的对策建议却大幅度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经济复苏、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到鼓起民众对未来的信心这一点上。所以,在国内报刊上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新的话题,是如何“重建民众信心”。今年国庆活动的盛大规模,实际上也反映出这一意向。

    同时,最近半年来,在国内媒体上,对于经济上存在的全局性的问题或困难,分析和报道明显减少,而对局部、个别的成功实例,以及历史成就的宣传,则大大增加了,藉此编织出一个民众最想听的未来之梦,诸如“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赶上了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按照过去十年的速度,下一世纪中国必将迅速富强”之类“伟大的空话”。多数不懂得经济问题的民众未必能体会得到,这正是一场美梦落空的征兆。

    ⊙国家为谁谋利益?

    目前中国的经济决策中,也出现了一个与以往二十年不同的特点,即越来越多的政策,不再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明显地赐惠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许多关系到国民经济兴衰的重大政策,如调整重复建设造成的畸形产业结构、解决银行的坏帐等,始终摆不到决策的中心位置;一些有助于缓解社会不满的政策,如堵绝公车私开、减少公费吃喝、防止对农民的乱摊派等,或者是“胎死腹中”,或者是名存实亡。而一些运用公众资源,为特定利益集团谋利的政策,却出台迅速、实施果断。

    最近给机关干部涨工资的政策,就是个显例。谁都知道,多数机关干部虽然工资不高,但利用职权早已捞到许多财富,实际生活水平远远超出其工资水平,他们并非捉襟见肘,生活贫困,而许多下岗职工则真是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虽然有学者建议,涨工资应该照顾到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但最后出台的调资方案,还是为全体机关干部涨了工资,也照顾到了生活水平中间偏上的离、退休人员,却故意漏掉了最需要照顾的下岗职工。这种明显“帮富不顾穷”的政策,不仅反映了“穷者”困难无处诉、利益无人护的社会问题,也显示国家决策的偏斜。

    出现这类的倾斜,除了与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早已倾斜有关外,还与技术官僚的“商业化”和官商勾结有关。近几年来,经济上发迹的一部分政治和经济管理精英,对经济政策的方向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并不完全是从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角度考虑的,而是有图利于自己这个利益集团的倾向。这个群体,关心的是如何保住权力地位、政府能插手操纵的资源和机会、如何甩掉或减轻政府所背负的维护社会大众利益的包袱。

    例如,近两年来一系列的裁员、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都明显是加快衰退、增加社会冲突的,但其减轻国家负担的意图则十分明显。又如,过去两年中的扩大房地产投资、最近的刺激股市政策等,都是便于这批精英从低迷的房地产、证券市场中抽身的做法,以待把股市推到高峰后将所持股票出脱,却让普通股民去承担股市回落的损失。这样的政策倾向明显地不是从国家长远稳定发展着眼的,不去解决急待解决的难题,往往是一些只能短期内见效的技巧和手段,对多数社会大众不利,而对这群精英则有益无损。这些目前对上层影响力最大的精英只看重眼前、不考虑长远,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们对中国未来已无信心。

    ⊙知识精英的分化

    由于政治精英的技术官僚化,执政集团的多数成员,个人都缺乏明显的政治派系背景,也没有独立反映技术官僚集团需要的政治经济理念,所以,现在这个群体的成员,缺乏群体认同和群体向心力,也不太可能按背景的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的政治派别。不过,其技术官僚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使之可以了解不同知识精英群体的观念,因此这一代政治精英不会象上一代政治精英那样与知识分子之间有那么大的理念隔阂。这一代政治精英的政治意向,除了受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影响外,也会受到知识精英看法的影响。在知识精英的观念明显分化的情况下,政治精英们很可能分别倾向或认同于某一知识精英群体的观念。因此,可以通过分析知识精英的分化来了解政治精英未来可能的分化。

    在八十年代中,从总体上来看,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度基本上以理念导向和国家利益为主,多数人都支持经济改革,同时也比较容易认同政治改革。所以,那时党内改革派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而党内保守派势力则集中于官僚体系内部。因此,八十年代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阵营有比较清晰的阶层和价值观界限,改革派往往都属于接受现代知识比较多的知识阶层,而保守派则多是那些观念陈旧、眼界狭窄、把持权力的官僚及依附他们的少数老知识分子。

    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在八十年代中认识比较同一的知识分子群体,因各自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位势及现实和潜在利益不同,对改革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利用与政治精英的关系,在合作中获得了优势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另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也在技术市场化过程中获得了财富。但是,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不但未从经济改革中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其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还难以挽回地下降了。因此,知识分子对变革的态度,已越来越由利益导向所支配;同时,很多知识精英受利益支配的的政治倾向,也越来越背离其原有的理念和价值观。

    九十年代里,原来那种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了。现在,很多市场派的知识分子坚决反对政治变革,而不少反对市场化的人却拥护政治变革;很多在市场化过程中通过权钱交换而获益、现在高唱“稳定高于一切”、拒绝进一步变革的人,其主张虽然得到官方支持,却在民间面对着越来越强的社会批判;而一些尖锐地批评改革过程中诸多弊端的知识分子,却似乎更反映民众的呼声和真正的国家利益之所在。目前,八十年代中形成的所谓改革派精英已经明显地分化了,随着他们当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和对立的日益扩大,各群体或者完全分道扬镳,或者正在重新组合,甚至与过去被称为保守派的势力结盟。

    ⊙谁是今天的改革派?

    在这样的背景下,目前政治和知识精英以及不同利益集团,对政治经济局势和走向的判断和评价,已经超越出简单的保守、改革两大营垒之区分,也不宜再沿用保守、改革这种两分法去理解今天中国精英们的观念和主张。一种比较简单的划分方法是,在一个两维平面中,将知识精英区分为四个象限内的四个群体。这两维中,一维是从政治上主张保守,还是主张激进变革来判断;另一维是在意识形态上是自由主义(西方视此为保守主义)的,还是左翼具社会主义色彩的。T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

    “清流派” + “商务派”

    主张政治变革++++++++++++++++++++++++++++++政治主张保守

    “平民派” + “守旧派”

    +

    左派平民社会主义色彩

    第一象限里,是政治主张比较保守、但意识形态接近自由主义的人,其代表人物是接近政策研究圈子的经济学者。这一群体因与国有、半国有、私营的商业圈有密切合作,或通过研究活动商务化而获利,可称之为“商务派”。

    第二象限里是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主张政治变革的,其代表是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因其专业背景往往是远离经、金、商、法的人文学科(文、史、哲),其研究成果往往不易转化为商业圈或政策制定部门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一般也较少介入商务活动,保留着知识分子的原型,可称之为“清流派”。

    第三象限里,是支持社会主义或平民主义意识形态、但主张政治变革的,目前这一群体还在形成中,没有明显的代表人物,但知识分子中不乏那种来自基层、同情工农运动、对权贵持批判态度的人,可称之为“平民派”。

    第四象限里是政治主张保守、坚持左派意识形态的人物,可称为“守旧派”。在中国,习惯上只把这最后一类人“守旧派”称为保守派,而其他三类人都常常自视或被视为“改革派”。其实,被视为改革派的人当中,彼此在改革取向上有非常大的歧见甚至对立;而在“守旧派”中,也并不都是对西方毫无所知、知识老旧、思维僵化的老知识分子,也包括一些倾向于左翼思潮的中青年学者,甚至一些留学归国的人。

    这四类群体彼此在某些问题上有交集,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又有严重分歧。例如,“商务派”和“清流派”对市场化有某些共识,但在政治改革以及社会公正问题上则看法对立;在社会公正和政治改革问题上,“清流派”和“平民派”有一些共识,但对社会政策和经济制度方向的看法则有根本的差异;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公正问题上,“平民派”和“守旧派”有相通之处,但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则彼此对立;“守旧派”和“商务派”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对立,但在维持政治现状这一点上则相当一致。

    ⊙“商务派”学者和“新保守主义”思潮

    最近在国内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思潮,主张民族主义、鼓吹对抗西方文化,这股思潮中的活跃人物,并非都是“守旧派”成员,还有不少人来自“商务派”。其实,“新保守主义”这一思潮之所以是“保守”的,并不在于它的意识形态特征,而在于它的政治主张相当保守。因为,这一思潮中的活跃人物的意识形态,并不见得都是左翼社会主义的,也有人赞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式经济政策。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后,不少“商务派”知识分子主动加入了“新保守主义”的阵营,而与他们过去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多年来合作的“清流派”朋友分道扬镳、反目相向了。这一决裂很可能标志着,“商务派”和“清流派”之间近年来潜藏着的对立,终于藉着对民族主义情绪之评价而公开化了,目前似乎是“商务派”占着上风。这两个群体多年来合作的终结,意味着“商务派”最后抛弃了以往维系着所谓的“改革派”阵营的理念追求,赤裸裸地亮出了利益考量的旗帜。

    现在国内一些具有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商务派”学者,大多与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或垄断型官办公司(内地的、香港的)有直接、间接的利益联系,包括接受资助、委托研究等,他们对经济国际化的批评,也部分地反映出这些政府部门和官办公司目前的困难处境。这些部门或公司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逐渐居于弱势,因而资助并鼓动这些“商务派”出面,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影响舆论,并进而影响政策,从而力图运用间接手段来维护其部门或公司利益。这些“商务派”学者的主要诉求是,反对国际经济霸权、文化霸权、维护民族利益,并提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稳定、甚至经济危机即将来临的判断,以支撑其民族主义诉求。

    由于国内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研究基金的萎缩、“皇粮”短缺,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办公司这种“养士图利”的做法,吸引了不少学者。但是,这些“商务派”学者的活跃进一步分化了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接受了有特定经济利益的政府部门和官办公司的资助,其研究报告和观点,逐渐偏离了知识分子相对独立的立场,成为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办公司的代言人。这是最近两、三年来出现的新现象,这一趋势今后可能进一步扩大。

    “商务派”的“新保守主义”化和依附立场,使得它与“清流派”、“平民派”之间,越来越缺少共同语言。面对“清流派”对官员腐败、自肥的揭露和责难,以及对“商务派”学者的间接批评,“商务派”学者实际上缺乏道义上的辩护能力,因此很可能会赞同执政集团动用政治手段打压“清流派”。

    所谓新生的“企业家阶层”,因经济政治位势的差异,可能分别认同不同的知识精英群体的理念。身为官商或依靠与官僚集团的关系生存发展的人,会接近“商务派”群体;以个体、私营经济起家、规模较小、对官僚的依赖不深的人,可能接近“清流派”;而“下海”从事私营经济活动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其定位则可能介乎于“商务派”和“清流派”之间。但是,除了部分备有外国居留证和国外财产、随时准备离境当“寓公”的商人,多数新生的企业家阶层可能在政治变动的早期阶段持观望态度,并小心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关系和地位,他们很难成为政治变革的直接推动者,也未必会热情地资助知识精英推动政治变革的活动。但是,一旦政治局势明朗后,他们会迅速在变动中的政治格局里重新寻找安排新的“保护伞”和“关系网”,此时他们才会愿意作必要的政治投资。

    ⊙今后可能的合纵联横

    目前中国局势的稳定,是执政集团与“商务派”联盟、利用“守旧派”抗衡和压制“清流派”和“平民派”的结果。在经济前景尚佳的状况下,这样的政治结构可以稳定一时。但在经济困难日益严重,难以解决,社会不安日渐浮现的情况下,这一结构阻止了进一步变革的选择,排斥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无视社会大众的不满,造成了僵局,反而导致有利于“守旧派”、却不见得有利于执政集团和“商务派”的结果。所以,这种政治结构能否长期维持下去,是值得怀疑的。

    今后真正影响中国改革路径的,主要不是保守派与其他三派的斗争。因为,保守派对舆论的直接影响力很小,除非发生重大政策争论,他们对日常决策过程也没有多少体制内的影响力。目前他们影响力的存在,实际上是执政集团刻意借重的结果。但是,由于号称改革派的那三派,对政治、经济政策的主张大相径庭,今后,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力量消长的变化,对局势演变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今后各派势力的发展演变似有如下可能:首先,执政集团的成员、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官员,其政治取向具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在政争中未必能够“团结一致”地抵制变革;相反,这一集团很可能出现分化,与上述四派分别结合。

    其次,“商务派”因为与执政集团的合作,而得以参与经济资源的瓜分并获得相当的政治地位,将来最有可能与执政党的政治精英结合,成为执政力量和新权贵。因此,当他们为了打破政治经济僵局、寻求新的出路、以保护并扩张其长远利益时,是可能与“清流派”合作的。但是,由于参与执政集团的利益分配以及这种分配中的排他性,他们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感召力、又沾上了权贵的味道,可能缺乏真正的社会支持。

    第三,“平民派”具有草根性,社会动员力最强,具有潜在的爆发力,如果深入乡村,则其支持者的数量可能在社会中占绝对多数。但他们缺少对经济资源的支配力,财源很少,执政能力也较弱,比较可能形成长期性的反对党。同时,虽然在政治上他们具有反对官僚特权的倾向,但在意识形态上却和“守旧派”有某些共通之处。

    第四,“清流派”对腐败和权钱勾结的批判,使他们比较容易占据影响舆论的地位,但现阶段他们通常不会在政治上得势,也难在经济活动中发财。在民主化过程中,他们在普通知识分子里拥有长期支持者,但因其知识精英的社会地位以及缺乏政治运作能力的特点,对工农大众和官僚集团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无论是现在或民主化以后,他们因清流特性而可能被“商务派”排挤打击,因此他们与“商务派”的分歧未必比与“守旧派”小;相反,他们的一些强调社会公平的政策主张却可能缩小他们与“平民派”的距离。如果能实行新闻自由,这一群体可能具有影响媒体导向的能力。

    第五,“守旧派”可以在占城镇人口百分之五到十的人群中赢得长久的支持,这些人主要是离退休了的部分干部、工人、观念僵化的老知识分子,也包括部分受教育少、观念比较封闭狭窄的军官,因此,这一势力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并维持比较弱的社会影响力。他们要发挥实际作用,就只能在其他三股势力的合纵连横过程中策略性地“站队”。

    原载《民主中国》网刊199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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