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人”与“常识”:有关“成功”的现代神话

    by  • December 30, 1999 • 读书与随笔 • 0 Comments

    1999年12月中旬,湖南卫视曾请我与一位经济学家及几位声名赫赫的企业家同台做嘉宾,与一些在校大学生及已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对话。那次对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年轻人眼中的成功标准

    年轻人关注成功人士与他们的成功秘诀,这一点倒完全在我意料之中。但颇感意外的只是他们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如此单一,几乎全集中到“赚钱”、“做老板”这一话题上。整场谈话的最后结论似乎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如果青年人不立下雄心壮志做老板,竟然甘居“下游”地去打工,这个人在同代青年人眼中,恐怕不算有出息之辈。

    年轻的主持人问我,现在的青年人与我们那一代青年人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前一代青年人是在一种理想主义氛围中成长,后一代青年人主要是在改革以后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中成长,所以现在的青年人比较实际,考虑问题主要以利益为导向。比如‘五八’炸馆事件发生以后,部分青年人可以上午去喊口号痛骂美国的政治制度丑恶,下午又去美国大使馆排队办理签证。就是比较实际的一种表现。”说这话时,我也知道这话不会讨人欢喜,但我写文章做人,从来就是以说真话自况,不喜欢说些自欺欺人之言。

    这话马上遭到了同为嘉宾的一位著名企业家的反对,他说:“我也反对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但我还是要到美国去赚钱发财。我认为这不是以利益为导向,而是对美好生活方式的向往。”这话立刻博得满堂掌声,接着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少数民族女青年很激动地谈到了她现在的生活是如何美好,比她上一代呆在山沟里的母亲好得多,她决不愿意按照母亲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且不谈这位读书不多的少数民族女青年(她在深圳某旅游景点工作)将话题拉扯到千万里之外的荒唐,只谈这位见多识广的企业家的思维谬误。在这里他混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痛骂人家的制度与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两回事,二是到美国做贸易与到人家的国家去生活是两回事情——人家的制度不好,你干吗要一门心思往苦海里面跳,条件成熟时还要拉扯上一家大小?莫非你神经有了毛病,一定要弃明投暗,去受苦受难?——在场的青年人大多没去想这区别,我的话筒是手提的,在别人手里,无法及时对他们讲的话及时回应。再则我想,听听大家的反对意见也是好的,于是我听了好几位青年激动地陈述以追逐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观的合理性。这次做嘉宾的经历对我来说绝对必要,因为这使我真切地认识到,以往来找我的青年人并非现代青年的主体——这些青年好思考问题,关心社会与民族命运,并不以追逐个人利益为人生终极目标。看来他们只是当代青年人中的少数“另类”。

    话题很快转移到一个热点问题,不少青年人都急切地向做嘉宾的几位企业家发问,问题惊人的一致:“刘先生,请问您是如何淘到‘第一桶金’的?”“段先生,您是怎样走上做老板的路的?有人说您的企业是靠营销策划才获得成功,产品并不怎样。请问事实真相到底怎样?”诸如此类的问题问了许多,企业家们也都一一做了回答,包括阐述自己的成功之路,有一位还很详细地讲了自己当初为什么放弃一份还算稳定体面的工作,走上这一条成功之路:当初他分配到单位时,曾卖命地工作,一位老前辈鼓励他“好好干,争取到五十岁以前做到处级干部”,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他被这可怕的前景吓了一大跳,从此立志独立自主,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与机遇的成功之路。这话赢得了青年人们发自内心,持久不衰的掌声。一位青年人在那里阐述自己的梦想:“我很快就要毕业,但我不愿意按部就班,出去找一份工作,为人家打工。我要自己创业做老板,你们的成功经验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一位著名企业家为现场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很激动地发言:“我们现在遇到五千年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你们创业的机会比我们这一代更多,你们一定会成功,你们这一代一定比我们这一代强。”这话青年们听了真是高兴,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在座的另一位经济学家钟先生实在忍不住了,告诉大家,现在的机会是不是比八、九十年代多,要看怎么看,如做老板的机会就并不比以前多。大家应该少一点做老板的心思,多一点打工心态,做老板也得要有经验准备过程。但这大实话没有引起多少掌声,看来正陶醉在做老板的梦想中的青年们听不进这等不太中听的话。我抓住机会补充了一句:“你们刚才的全部谈话都是如何追求利益,想做老板也只不过认为这一职业离利益最近,那么我前面的话又错在哪里?”心里没说出的另一句是,你们只不过不想将追逐利益这么赤裸裸地表示出来而已。满座听众还未来得及对我这句话作答,主持人就很聪明地将话题引开了。

    只有一位在深圳打工的女青年的问话让我印象深刻。她问的是:“刘先生,你们的发展是否以牺牲员工利益为条件?如果是这样做,那么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够道德?”得到的答复当然是老板与员工的利益是共同的,大家一起共谋发展。看来这位女青年还能动脑筋想点问题。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在中国某名牌大学讲授经济学的德国教授。这位教授到中国并不太久,据说是三年,但却对中国人的心理摸得很透。他那天很活跃,讲了不少话,主题是三个:一是你们中国人很了不起,有五千年的文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与你们相比。比如你们的家庭观念很强,你们对老人很尊重,这一点我们外国人不如你们做得好。二是这二十年来中国发展很快,世界要向你们学习。三是你们中国人下一世纪一定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美国绝对无法与你们相比,你们向世界贡献的东西很多,与你们相比,美国并没有向世界贡献什么。这话真是使听众们如沐春风,受用无比,赢得了不少掌声。我一边听一边心里在想,这位德国教授在学习咱们中国文字时,一定也将咱们中国人的一种功夫学到了家,否则怎么能罔顾事实,说出这么中听的话来?只是他谈的与我们认知的事实相差太远,且不谈我们中国人现在的价值理念已崩溃到家庭这一层面,也不谈随着知识的更新换代,前代老人建立于知识传授基础上的权威慢慢消失,中国人敬老的传统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里只谈对历史的认知。中国虽然有五千年文明,但对当代世界影响最大的可不是咱们中华文明,而是源于古希腊文明的哲学,源于罗马的法律,成为世界宗教文化支柱的基督教精神,以及深受罗马共和制政治影响的民主政治制度。是这四者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四大支柱。至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除了机遇之外,面临的问题一点也不少,比如可能会增加一千万个就业机会,但这机会并不是给中国严重过剩的简单劳动力们准备的;比如对发达地区的经济肯定有刺激作用,而贫困与欠发达地区由于本身条件太差,无法利用加入WTO的有利条件,中国的二元分化将更严重。在这些问题还未能找到解决办法以前,中国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本国国力,而要充当国际事务的领导者,除了“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力。这位“老外”的话咱们中国人听了可以当作鼓励,但如果以为我们已具有了将作世界领导者的能力,那只能算做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自我陶醉。

    坐在台上就这样由此及彼地想开去,想得最多的就是“常人”与“常识”这一话题。最后临到嘉宾们表达对青年人的希望时,我已经没有任何谈话的兴致,只说了几句话:“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这一代做得不好。下一个世纪是你们的,希望你们比我们这一代做得要好。”

    常识:星辰只是极少数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极少数人能成为某一社会中耀眼的星辰之外,大多数人只能普普通通终其一生,而能够在茫茫历史长空中留下名字的则更属罕见。这是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的常识。19世纪以前,社会大多数都是金字塔形,顶端高踞极少部分社会上层人士,他们那养尊处优的奢侈生活,全由庞大的金字塔基座——占社会大多数人口的中下阶层供养。直到美国独立以后,世界才出现了一种新的枣核形(或称橄榄形)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产生出来的“美国梦”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新移民,近二百年来,世界各国的中下层人士,有如不断奔流的江河水般涌向美国,在那里寻求发展机会。而美国的早期,也以世界各国追求自由者的庇护神自居,那时候它的大度正如自由女神铜像上的铭文:

    给我,你们那疲劳的,你们那穷苦的,

    你们那挤做一团,渴望自由的人们,

    你们那富饶的海岸抛弃的可怜垃圾,

    送给我们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

    我在这金门边举灯相迎。

    美国的社会结构后来成了欧美国家普遍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的社会里,极端富裕的人与极端穷苦的人只是少数,占绝大多数的是自食其力、丰衣足食的中产阶级。据估计,美国到80年代中后期,中产阶级人数在各阶层中占35%左右。一个人要想成为高踞社会顶端的社会上层人士,可能遥不可及,但成为中产阶级却是通过接受大学教育并努力工作可以达到的目标。

    这种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是建立了一种不是依据血缘为标准的精英选择机制。一个社会是否进步,其实不仅要看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还要看另外两个因素,一是人们是不是多了一点宽容精神,二是要看人们的才能是否在社会中得到充分发挥,这一点意味着精英选择机制是否承认“成就原则”。美国梦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精英选择机制主要的一条是成就原则。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按血统(出身)选择精英是中国社会的准则,为了否定这条充满封建色彩的准则,还社会以常识理性,遇罗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化应该说是精英选择的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除了“血统原则”之外,“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开始起作用,中国有了自己的“阿尔杰神话”。

    19世纪的美国是个充满梦想的时代,美国作家霍瑞西•阿尔杰创作的小说中,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故事,即生活在底层的穷孩子依靠勤劳工作最后发家致富。通过这类故事,阿尔杰塑造了一个神话:凭着诚实、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艰苦的工作,人们可以拥有巨额财富,达到成功的巅峰。这类故事的虚幻性,在当时就有经济学家,后来被制度学派尊为始祖的凡勃仑在著名的《有闲阶级论》里予以淋漓尽致的嘲讽揭露。

    中国现在的经济精英确有部分是依靠自身素质抓住机遇起家的,但如果据此否定中国的私人财富主要是通过权力市场化为起点进行积聚,不少经济精英与政治经英之间具有血缘代际替换关系,那也是不尊重事实之举,因为血缘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成员在致富的起点上不一致,这一点也成为社会公众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源泉。

    社会对“成功标准”的片面塑造

    社会舆论在导向上也加剧了人们致富(即成功)的焦灼感,不少传媒也在大量制造中国模式的“阿尔杰神话”。

    我曾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陈佩华女士有过一次长达数小时的谈话,集中在中国当代工人阶级状况。谈话中她问及我,中国现在有没有几份站在工人立场上为工人说话的杂志?我告诉她,中国现在确实没有你讲的那种为工人说话的杂志。以后我一直在多如牛毛的杂志中找寻,希望能够找到一本专门以关怀弱势群体为己任的杂志,但只发现了许多本立志要办成中国的“《财富》”的精美杂志,或者以白领为服务对象的杂志,弱势群体在近二十年中,被社会抛弃得相当彻底。绝大多数报纸与媒体,总是连篇累牍地介绍成功人士的“登龙术”,比如他们是如何淘到“第一桶金”的,每个人都声称自己的“第一桶金”是如何来路正当,其实那种宣传只看到阳光,阴暗的一面却被巧妙地隐藏起来。即便是广告上渲染幸福家庭的模式也如出一辙:爸爸是成功人士,手持“大哥大”,身穿笔挺名牌西装,英俊潇洒;妈妈则年轻娇柔,美艳如花,一家三口的背后是蓝天白云映照下、香花芳草簇拥着的别墅豪宅,还要加上一辆光可鉴人的豪华车。这种“都市神话”广告看多了,年轻人耳濡目染,自然以这种“都市神话”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早两年我看到一条消息,谈到金融系统是高智能型犯罪高发地区,而且犯罪主体基本上都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此后我曾利用各种机会调查过“高级白领一族”年轻人的心态,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通过各种办法挖掘“第一桶金”(即便不道德甚至违法也无关紧要,只要不被抓到就行),一定要在三十五岁(有些人现实一点,将年龄线定在四十岁)以前成为拥资千万的富翁。而现实却冷酷地告诉他们,仅仅依靠按部就班的勤奋工作,简直不可能实现这种“阿尔杰神话”。

    还是让大家看看中国的生活常识:中国的社会精英层由三类精英组成,一是政治精英,二是经济精英,三是知识精英。前两类精英共有7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中间阶层分两个阶梯,处于这一阶层上部的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人: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共2930万人左右,占从业人口的4%左右。处于中间阶层底部的是这样几类人: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人员、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这些人共约8200万人,占从业人口的118%。而位于下层的工人、城乡两栖者、农民共有48亿人,约占从业人口的69%左右。处于社会边缘的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有1亿左右,占总从业人数的14%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有83%的人口处于社会中下层与下层,一个人要想跻身于中层,已经要经过艰苦奋斗,遑论要挤入“人中龙凤”的社会上层。

    这种社会结构很不理想,但将来的发展方向也绝不是鼓励大量增加上等阶层(那事实上不可能),而只应该是中等阶层。巴西那种10,000个富人的财富等于5,000万穷人财富总和的社会状态,绝对是种病态。当社会有50%左右的人被边缘化且挣扎在饥寒交迫的状态中时,依靠巧取豪夺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巴西富人们在自己的国度里也生活得不幸福,他们要追逐“幸福”除非远离自己的国度。但我不相信一个在成年之后远离本土文化的人会在异国他乡找到幸福——除了这些人积聚财富的目标本来就是为了离开自己的国度。

    从做“常人”开始人生之路

    我一直将社会中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追求名利而最终离目标非常遥远的人;第二类是苦苦追求名利也达到目标的人;第三类则是并未追名逐利而于不经意之间得之的人。大多数人终其一生苦苦追求名利而最终什么也得不到,如果目前的社会状态要说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在一种鼓励追逐名利的氛围中,成功的标志已被片面化到了以金钱多少为惟一尺度。 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我们这个社会本来就缺少宽容。而始自二十年前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财富再分配,却只解决了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让什么人通过什么方法先富起来这一问题。不少蝇营狗苟之徒通过各种投机的不法手段先富起来了,这种状况让整个社会心态失去了平衡,每个人都在梦想着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他们的思维大致是这个路子:我前村的王二狗如今吃香的,喝辣的,老婆穿金戴银,外面还养着小的,他不就是通过买卖人口发达了吗?后院的李三猫现在盖起了大院,听说就是在外开饭店,纠集一些人拦路逼人吃饭,再养几个婊子挣钱。还有咱村的村支书,他吃的喝的,穿的住的,哪一样不是咱们的血汗钱?他们能够这样发财致富,我为什么不能做这类营生?这世界老实人受穷。钱是好东西,管他怎么挣来的,只要能在市场上流通就行。

    少数人依靠权力这根魔杖点石成金,加剧了人们的财富饥渴症。流风所及,极少有人在工作中考虑自己的职业操守是什么,只考虑如何利用职业便利将本人利益最大化。尤其在刚走入社会的青年人中,无论一个人的素质如何普通,反正大家已认定一条:不想再做普通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美梦如今已普遍化为一个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的梦。我总觉得,一个社会如果充斥的都是这样一大群不思勤奋工作,只想通过“中国特色”的“点金术”获取财富的浮躁不安的男男女女,这个社会才会堕入真正的平庸与龌龊。要知道,一个人成为成功人士之前,首先得做好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人生之路。一个懒于从事普通工作,甚至连职业操守都不遵守的人,即便通过职业便利与其他手段投机取巧获得成功,他们也不能成为社会前进的积极因素。君不见现在多少贪污腐败分子因职业操守有问题,以权谋私,最终进了牢房,他们在污染社会的同时,最后自己也没有好下场。我来深圳已十余年,已经见了不少“成功人士”当初春风得意,后来身陷囹圄,家破人亡的下场。所以人们在羡慕成功人士今日之辉煌的时候,最好思考一下,这些人成功的路是怎么走出来的。要求青年人从做好普通人开始自己的人生之路,并不是奉劝青年人甘于平庸,要知道先哲孔子的一句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成功的第一步还是从修身开始。

    上述这些话,我知道不少青年人听不进,《财富的断想》一文已被少数人视为“陈腐之言”,这一篇的遭遇当然只会更糟糕。但作为一位学者,社会良知驱使我将自己想到的问题说出来,纵使“无人喝彩”——甚至喝“倒彩”也没关系。

    写于1999年12月下旬

    (发表于《万科周刊》总350、3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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