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文明的足迹

    by  • December 31, 1999 • 读书与随笔 • 0 Comments

    人类文明的足迹形成了历史。迄今为止,人类从远古走来已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五千年的历史,充满了刀光剑影,也充满了富有智慧的创造。随着历史在时空中逝去,许多当年认为不可克服的恶与社会弊端,终于在精英之士持续不懈的努力下从人类社会中消逝,而那些对人类有莫大功德的创造却长留久远。

    至今,我们仍然受惠于前人的智慧。

    罗马人留给世界的伟大遗产

    伟大的罗马帝国留给世界的文化瑰宝,一直是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研究主题,罗马人最了不起的文化成就乃是他们在法学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建树。一般认为,罗马人留给后来文化的最重要遗产是他们的法律制度,这种法律是逐渐演变的结果。史学家们考证后,认为这种演变可能约在公元前450年开始,一般将“十二铜表法”视为罗马法的开端。然而罗马法达到它的最高发展阶段是在元首制时期。这种较晚的进步部分主要由于异地的外来人对罗马社会生活的改变,这种影响主要在日常生活和财产方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奥古斯都和他的继承人授权给一些杰出的法学家,让他们在法庭审判时对案件的法律争议问题发表意见,即史书上所说的“答复”。这些法学家的意见逐渐使法学和法学原理具体化,并作为罗马法的基础被接受下来。甚至当罗马人推翻了由来已久的信仰之时,这些杰出法学家的思想还被罗马人欣然接受。由于罗马法是在法学家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分为三个部分:公民法、万民法、自然法。公民法以成文和非成文两种形式存在,它包括元老院的法令、元首的命令、大法官的布告,也包括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古代习惯。万民法是不管民族如何,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的法律。它是使奴隶制和财产私有权神圣化,并维护买卖、合作和契约的原则的法律。它不是凌驾于公民法之上的法律,而是对公民法的补充,对帝国的外来居民特别适用。历史学家与法学家们认为罗马法最可喜的成就之一是自然法,这项法律不是司法实践的产物,而是哲学的产物。斯多葛派发展了正义和公理化身自然呈现为一种合理秩序的思想,他们断言,所有的人就其天性而论都是相同的,他们都有资格享有某种基本权利,对于这些权利政府无权违背。然而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的“自然法之父”并不是希腊化的斯多葛派,而是伟大的西塞罗。他认为任何权威(包括宗教)都不能违背自然法去制定条例,这个法律对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尤其重要,任何擅自蔑视它的统治者将变成一个暴君。

    罗马法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深远。今天欧洲大陆的全部法律制度,都加进了许多罗马法的内容,拿破仑曾说过:“我所有的光荣都在滑铁卢一战中消失殆尽,但人们会记得我的《拿破仑法典》”。但这部了不起的《拿破仑法典》中,随处可见罗马法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罗马法是罗马人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充分表现了罗马人具有统治辽阔且风云多变的庞大帝国的天才。

    近代世界对罗马文明常怀一种感激之情,因为他们感到罗马文明与近代文明具有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除了上述的罗马法之外,罗马的历史进程同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国历史或美国历史之间的类似,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罗马经济的进展经历了从朴素的平均地权论到具有失业问题、垄断问题、贫富悬殊问题与财政危机问题,以及最后面临的复杂城市体系的管理问题,与英美近代的发展都极其相似。除此之外,罗马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还有两个政治概念,一是国家拥有绝对权威的思想。在法律上,对差不多所有罗马人的审判,国家都拥有无限的权力。这种政治哲学思想主张,除非国家授给个人权利,否则,个人是没有权利的。这种概念一直保持到今天,人们普遍确信,国家不可能做错事,这在绝对论的政治哲学家的学说中,表现尤为突出。直到本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问世以后,才对这种政治学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另一个从罗马人那里发端的政治概念是罗马人的世界帝国概念。这一概念认为,一个民族可以凭借它的军事才能和优越的文明,建立和维持一个世界帝国。除了一些希腊化帝国的短暂统治期间外,罗马人使从前大部分历史阶段内均占优势的地方独立制度暂时地结束了。实际上,置于罗马帝国所创造的和平之下的较小国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成为自己民族命运的主人,所有的国家都只不过是罗马的附庸。它们并没有为自己选择这种命运,只是在罗马的赫赫威势下不得不接受它罢了,因为它们无法抗拒罗马帝国拥有的巨大威力。因此,那时的地中海,只不过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内湖罢了,生活在地中海的周边国家,没有一个不被笼罩在罗马帝国的身影之下。正是这个罗马和平给了19世纪的英国以莫大鼓舞。英国凭借它的国力与强大海军,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殖民统治,极盛时期号称“日不落帝国”。这个帝国拥有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口,而且拥有相当于任何两个其他强国联合海军的那样一支强大海军。凭借这种当时无法抗争的实力,英国决定了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命运,并取得了文化霸权与经济霸权。19世纪末,日益强大的美国也开始迷恋“罗马和平”,一些政治家和宣传鼓动家,如罗斯福等人就曾公开宣扬“罗马和平”是美国人成为世界组织专家,加强推进人类福利事业的天职。他们声称,他们的国家作为“世界文明的受托人”接受了一项神圣的使命。

    从罗马帝国通过军队建立的罗马和平,再到大不列颠建立的“日不落帝国”,然后再是美国今天充当的“世界警察”,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见罗马世界帝国概念的深远影响。这一影响在下一世纪还将长久地发生影响。

    人类历史上的两次经济革命

    对人类历史产生极大影响的还有两次经济革命。第一次经济革命以工业革命为主要内容。现代经济史学家普遍将工业革命作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历史学家们之所以将工业革命作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不仅是因为1750年到1830年之间的持续经济增长,而是因为这一段时期所发生的技术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他形象地比喻说:如果一个古希腊人能神奇地穿越时空来到1750年的英格兰,他或她会发现许多东西似曾相识。然而,如果这个希腊人在此后两个世纪才降临英格兰,就会发现他或她来到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因为他或她在那里能够识别、甚至理解的东西非常之少。概而言之,这段时间里,人类状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第一,人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增长。人口统计学家估计1750年世界人口大约8亿,到1980年则超过40亿,到了1999年,世界人口超过60亿。

    第二,西方世界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生活水准,普通市民享受的奢侈品在以往的社会里即使最富有的人也未必能享受到。而且,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几乎比工业革命前增加了一倍。

    第三,在西方世界,农业已不再是主要的经济活动,经济体系中的工业和服务业代之而起。这种变化是因为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在美国,5%的农业人口能养活95%的非农业人口,并且还有余额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而在殖民地时代,这些百分比恰好是相反的。

    第四,作为工业革命的后果,西方世界变成一个城市社会,其中所有的事物都涉及不断增加的专业化、分工、相互依存和不可避免的外部性。连续的技术变动成为常态。新能源被用来代替人工,新材料和新物质不断被创造出来满足人类的需要。

    上述变化如何发生,始于何时,以及“工业革命”这一词的意义,至今还是经济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工业革命是创新率的加速。现存文献对工业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重大发明,如瓦特蒸汽机、阿克赖特水力架或克隆普顿纺织机,而忽略了技术变动日复一日的进步。诺斯认为,新技术的发展与新知识发展之间的关系乃是当时进步的关键,因为创新是建立在人们所拥有的现存基础知识存量之上。经济史学家们根据后来的时代进步,将1750年至1830年这一段时期称之为第一次经济革命。

    工业革命始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成长也引发了另一个巨大变化:生产组织从家庭和手工业生产之类的垂直整合走向了专业化,随着专业化而来的是衡量投入和产出的交易成本增加,结果助长了对投入的监督与考察以改善品质,从而急剧降低设计新技术的成本。交易成本与技术进步密不可分:它增加了专业化从而导致组织创新,组织创新又导致了技术变革,技术变革又进而需要组织创新去实现新技术的潜力。

    自1830年以后的时期,经济史学家们称之为第二次经济革命。这一革命导致了人类社会结构的重大重组,东西方社会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这一时期的变化尤其体现在经济生活方面,主要有四个特征:(1)工业为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控制;(2)资金的大量聚集;(3)财产所有权与财产管理权相分离;(4)控股公司的发展。在西方世界,这一制度重组导致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繁荣时代,也导致了大规模的反抗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形式的行动,由此出现的劳工运动主要是英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是这场运动的伟大宣言书。但特别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件事实:这场伟大的社会实践最后不是由它的发源地完成,而是在欧洲的落后区域如东欧及半欧半亚国家俄国,以及亚洲的中国付诸实践。

    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对资源配置的市场形式并不热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展经济才由西方国家的话语成为世界性语言。中国接受发展经济作为立国根本是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还有文化上的变革。两次经济革命诞生了一朵奇异的智慧之花──经济学,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经济学也日益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到了上一个世纪被誉之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随着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经济学开拓的疆域也日益广阔,随着经济学对其他学科的日益渗透,经济学终于享有“经济学殖民帝国”这一“恶谥”。

    决定地球村利益格局的基本手段──战争

    和平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主题,但创造和平的手段却往往是战争。

    被誉为“军事学之父”的德国军事学家冯•克劳塞维茨在其经典名著《战争论》里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国际上许多通过商务谈判与外交谈判没办法解决的事情,最终还得通过战争解决。

    不同的文化产生出不同的战争方式,世界历史上的四大古文明都曾发展出自己的辉煌军事艺术,比如我国的《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史上就一直深受尊敬。土地肥沃但人力缺乏的社会比较倾向于一种仪式化的战争,因为他们的战争目标在于俘虏人口,而不是扩张土地,古代的中国就是如此,如孙子就曾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同样以军事文化历史悠久而自傲的西方作战方式,无论是通过战斗、围攻,还是消耗,西方战略压倒一切的目标几乎都是彻底击败和摧毁敌军,这恰好与东方一些国家相反。但在近现代世界军事艺术占据领袖地位的仍然是西方的军事科学。

    西方的军事艺术的历史足以与我们中国的军事艺术历史媲美:与《孙子兵法》同时问世的西方军事名著是弗莱维厄斯•雷纳图斯•维吉提乌斯的《军事问题》,一直被视为军事方面的经典著作。此书被译成了多种语言,其中一部分被缩写成袖珍本,以备军人在战场上使用。直到18世纪,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也拥有一本,他还对这本书做了详细批注。其他的军事著作也经久不衰地受到欢迎并产生着重大影响。凯撒的《战争史》,还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西方军事艺术的瑰宝。直到1914年,乔治•C.马歇尔还发表评论说,“一个士兵的军事教育应该从阅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始。”这本书写于约2500年前。

    西方作战方式通常依赖于五个基础原则,最重要的原则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上的先进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虽然在很长时期内,西方并不总是拥有技术上的优势,比如西方军事上的重要革新,如火药应用于军事,就是源于它对东方的学习。但西方善于学习与变革,所以火药的发明地是中国,但以后挟洋枪洋炮之便利,横行了几大洲的却是英国等西方国家,英国后来在上个世纪中以少胜多,在中国本土上打败了火药发明国的始祖,其时军事技术上已相当落后的清军。另外两个基础原则是纪律与侵略性军事传统。但这三者还不构成西方军事传统与其他国家的本质区别,因为我国的孙子早就提出了后来由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提出的许多主张。应该说,构成西方军事强权的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首先,西方具有独一无二的变革能力和在必要的时候保持其作战传统的能力;其次,它具有为那些变革提供金钱支持的能力。晚近的军事史学家们将西方这种变革能力与生物学上的“间歇平衡”模式相比较。在这种模式中,发展的进程是这样的:长期的缓慢增长中不时插入一段突发性的变化。14世纪当步兵的重要性已缓慢而稳固地发展了很长一段历史之后,瑞士矛兵和英国骑兵突然戏剧性地变成了重要角色。接着,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实验之后,15世纪30年代,火药大炮开始了围攻作战技术上的革命。又经过大约一个世纪,随着持续不断且代价高昂的实验,一种新的被称作大炮壁垒的防御技术把战争的状况又拉回平衡。每一次革新都将旧的平衡均势完全打破,继之就是一段迅速转型和调整的时期。与此同时,军事成本大大提高。引进火药武器之后,每场战争的费用都证明比以往大大增加了,军用金属的价格上涨到了惟有一个集权化政府才有力量去支付这样的战争的程度,发明集权化这种方式以应付如此昂贵的战争形式显然使西方国家的权力得到加强。每一次规模和武器装备上的新变化都要求努力到藩属国去掠夺新的资源,同时还需要一套扩大的官僚体制去对付它们,因为这种战争要求从中央筹备军资和军需品稳固地转向更广大的范围,因为它同时也促成了更高的税收,更庞大的借贷以及更强的集权化。西方国家的军事活动和政府形式因此变得更加密不可分:国家发动战争,同时战争又缔造国家。这使人想起生物学上DNA分子中两条蛋白质链螺旋上升时在各个不同的分立点上相互作用的双重结构。

    军事技术发展的重大意义远远超出了西方国家的疆域。因为侵略──“武力掠夺”──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中心角色。正如军事史学家、《剑桥战争史》的作者杰弗里•帕克所说的那样:“在过去2500年中的绝大部分时期,不是更为丰富的军事天才或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发达的经济结构,不是这一切,而是陆海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为西方的扩张奠定了根基。这种军事优势意味着西方很少为成功的侵略付出过痛苦的代价(本世纪两次燃烧在西方本土的世界大战是个例外,本文作者注)……到1800年为止,西方国家已控制了世界陆地表面35%的地区;到1914年,这个数字已增至85%——仅在1878年至1914年之间就获得了1000平方英里的土地。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其直接控制地区的面积急剧收缩,但西方军队仍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插手它所选择的陆地或海洋地区,这一能力为保护其附属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维持全球的势力均衡提供了帮助。这一能力曾在萨拉米斯战役(公元前480年)和拉茨菲尔德战役(公元955年)中保护了西方,也曾在特诺奇拉战役(公元1519~1521年)和普拉西战役(公元1757年)中扩张了西方霸权,今天,或好或坏,它仍然在世界上维持着其支配地位,没有它,‘西方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下一个世纪中,军事力量仍是各国维持自己国际地位的必不可少的工具。铸剑为犁还只是人类的美好愿望。但是不管怎样,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战争一直是文明的首要敌人。它的主要结果一直是通货膨胀、贫困、革命与混乱。因为“它摧毁一个又一个民族的优秀儿女,而留下弱者来延续人类的文明”。

    附记:为什么要了解历史?

    这篇文章其实本来没想收入文集,因为它的产生实在纯出偶然,况且也不是我自己原创性的见解。

    千年之交时,我看到不少报纸杂志都连篇累牍地报道千年大事,非常热闹,但就没有一篇文章对文明史中至今仍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结构性支撑的文明源头做一梳理。好在平常还读过一些书,脑子里记得一些事情,也知道哪些书是讲述历史的“良本”,于是于匆忙中命笔写下了这一篇。当时手头的书是这样几本:[美]杰弗里•帕克的《剑桥战争史》,[英]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兴衰史》,[美]道格拉斯•诺斯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的《世界文明史》。这篇文章主要是将这些杰出人物的思想与历史观介绍给读者,发表于我供职的《深圳法制报》1999年12月31日。我让同事小任编发时,她很高兴,但我却比较悲观地告诉她,咱们这报纸的读者层次决定了没多少人看我这篇文章,就算咱们自得其乐地纪念一下千禧年吧。

    但我的估计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过几天以后,同事小谭在外采访回来告诉我,他去某区采访时,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对他说,这篇文章他非常仔细地读过,他正在上高中的儿子也一起在读,他们父子俩都非常非常喜欢这篇文章。还有一位读者打电话给我,请我给他介绍几本可读的历史书。这位读者说,他非常喜欢历史,但就是找不到一些很好的给非专业人士看的历史书。

    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会让自己的后代放弃对历史的学习,欧美国家与日本从小学开始就让青少年们学习自己祖国的历史。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就是从让下一代学习历史开始起步。今天的年轻人大多认为历史只是很久以前的一段已模糊不清的烟云,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过于遥远,对于今天没有指导意义。极端的例子是一些家长要求学校废除历史课,“因为这对将来的就业没有好处”。对历史遗忘得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今天不少的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这一世界历史上少见的自我毁灭运动甚少了解,即便有一星半点的印象,也大多是歪曲与不真实的“了解”。这种对历史的轻薄态度历史上不曾在古老的中国出现过,中国思想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被归纳成经史子集四部,史的地位仅次于经,自从司马迁提出历史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作用以来,从未有人否定过历史对人类的这种作用。我国历代君王培养太子时,历史的学习从来就被放置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没有人敢轻视历史的借鉴作用。司马光专为统治者写的史书,就名之为《资治通鉴》。

    但欧洲18世纪曾出现过对历史的轻薄。那个时代,历史作为对过去提出科学评价,或是作为对未来提出可能指导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地位。对赫伯特•斯宾塞来说,历史是“毫无价值的闲话”,对于重视法律建设的拿破仑来说,历史是“大家公认的无稽之谈”。即使是杰出的历史学家、《罗马帝国兴衰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也悲观地认为:历史“不过是人类种种罪行、愚蠢和不幸的记录。”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则在其悲观的时候认为:“各国人民和政府从研究历史中学到的惟一的东西,就是他们从研究历史中学不到任何东西。”

    然而历史对人类的重要性,不会因为这些看法而消失。除了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种作用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自尊自爱之情,让我们了解自己从哪里来,走过些什么路。经济学应该说是一门与历史相距最遥远的学科,但在西方经济学家用发展经济学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碰壁以后,终于有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解发展中国家历史对分析今天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有关键作用,这才有了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经济学家中惟一能够在思想体系的庞大方面与马克思媲美的熊彼特就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掌握三门知识,一是经济理论,二是统计学知识,三是经济史。但如果三门只能学习一门的话,他情愿选择经济史,而放弃前两门。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熊彼特对历史的看重。

    伟大的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就曾说过:“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还有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我记不清名字了)说过:不学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以前的伟大,不学西方历史不知道中国现在的贫弱。

    千万、千万不要忘记历史。

    (原载于《深圳法制报》1999年12月31日,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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