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曙光先生《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文有关事实的澄清与回答
事情的缘起：我在1999年3月份就已听到传闻：张曙光先生要发表一篇对我进行摧毁性打击的批评文章。但最先读到的是《读书》1999年10期的校样，那是经过《读书》编辑们苦心改过的文章，只是张文的一部分，我认为这篇文章主要还是进行学术讨论，没太在意。但随后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张先生发表于他任所长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内部文稿上的全文的复印件，我立刻致电《读书》执行主编黄平先生，要求发表张先生的全文，黄平先生拒绝了我这一要求，理由有二，一是《读书》有自己的形象，不能发表学术之外进行人格攻击的文章；二是他还得为张先生本身的形象考虑。尔后《读书》又寄来了原拟定发表于12期上的张文，我当即就这个版本写了回应文章。但现在又被告知，张文发表将往后延迟，并且《读书》杂志在收到我的回应文章以后，又将张的校样稿删掉了三页。
至今为止，我已看到过张先生这篇文章的三个版本，最原始的版本发表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内部文稿》上（张先生主编），（简称为“原始版本”），第二个版本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9月10日（简称为“经版”）。但比较手头这三个版本，愚意认为还是原始版本最能体现张先生作为一位权威批评家的风采与水准，有兴趣领略志在为经济学界（包括其他学界）立规则的张先生批评风采的读者，完全可以寻找天则内部文稿这一原始版本看看。我曾建议广州《开放时代》杂志去找张先生请求发表原始版本，但该杂志副主编李女士的请求被张先生婉拒。
我一直认为，任何著作只要出版后，就都成了“公共产品”，消费者（读者）有权提出自己的批评。建设性的批评可以促使作者今后的研究得到提高，作者应该欢迎；即使作者不同意批评者的意见，也没有必要视批评者为论敌，篇篇都去回应。《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发行量大，且还有许多盗版，这个庞大的读者群只要有千分之一的人提出批评，其总量也相当可观，就算作者希望回应，恐怕技术上也没可能。今年7月在北京开会偶遇张先生，他告知有一篇批评我的文章马上就要发表，并要求我作出回应，我对他表明上述态度，并答应一定好好拜读。
还有两片花絮不得不提：一是我曾请张先生给我寄天则内部文稿上所发表的原文，但收到的却是一份打印稿，对比一下，发现删掉了几处辱骂我的话。不知张先生何以不给我寄发表原文的刊物？二是《经济学消息报》上的文章发表之前，我在单位收到一份隐去传真号码的传真，告诉我该报将有批评我的重要文章发表。传真发送者还告诉我，他认为，《经济学消息报》是我国最权威的经济学专业报，张曙光先生也是在经济学界的权威，他的意见相当重要，建议我一定要好好读张的文章。
由衷感谢《书屋》杂志给我提供了一角，使我有机会对张先生三个版本发表综合澄清事实的文章。
与事实不符或有出入的几处地方
张先生谈到两点，一是文中指出1998年2月份“在北京风入松会议上，一位社会学界人士对《陷阱》提出批评，竟被何女士讥之为‘某某某根本没看懂我的书’”。这件事实张先生是从哪里考证得来，笔者不得而知。事实是这位社会学界人士上午的发言是这样开头：“《陷阱》这本书我没读，也不想读。那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没什么研究价值。”然后就是他发表对改革形势的看法。整个会议持续一天，直到散会前我才做了个发言，主要是答谢大家来参加讨论，以及谈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根本没有对会上任何人的任何意见进行批驳。主持会议者寄给我的四盒录音带现在还保存着，可以用作证明。参加会议的人士也有近七十多位，坚持到下午开完会议的也有三十来人。部分与会者对这位社会学者的发言印象深刻，也知道我没对任何人的批评予以回驳。退一步说，这位社会学者已在讨论会上公开表示不愿意（或不屑）读拙作，难道我还会在任何地方文不对题地去说他根本没读懂？
二是张先生叙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即我在香港当众评论李实与张平先生讲学，宣称“你们这一套根本没用，只有《陷阱》一书中讲的才是有意义的”一事。事实是张先生言之凿凿的“真实的故事”一点也不真实。一是时间错误，不是1998年，而是1997年11月间，因我于1997年12月中旬结束访问回了大陆。二是事实有误。事实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一次午餐演讲会上，李实与张平先生讲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结论是中国的收入差距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大。讲完以后大家按惯例提问，我提问比较靠后，只是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们的模型考虑了灰色收入没有？”他们答称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他们的模型没有考虑这一点。我当时发表了我的看法：“造成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是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而是灰色收入。一般的城市家庭现在都有工资外收入，权势者的工资外灰色收入往往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于他们的工资收入。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常识问题。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必须考虑这点，即便没有统计数据，也应该建立偏差修正值，否则恐怕会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全部问答仅此而已。但张先生叙述的话里却闭口不谈我对李实先生收入差距研究的质疑内容，而转到了这样一种“讨论”：“像李实教授这样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功底非常扎实……与之合作的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其研究和著述的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但在何女士的眼里却是一堆垃圾，粪土不如。写到这里，像何女士这样狂妄、自负、自不量力之人，笔者实在少见”。张先生以讨论者的职业身份来认定双方讨论学术问题的资格并开始谩骂，是否符合张先生所谈的“交往理性与自由精神”，以及在中国研究收入分配要不要将“灰色收入”纳入研究范围，相信读者诸君自会判断。
两件事实的真相如此，张先生处处不忘告诉读者我的记者职业（其实这点我从未隐瞒），但在核实事实上他不如一般记者做得好。任何一个刚入门的记者都懂得，进行任何调查，除了叙述者之外，还得找另一方当事人访谈，并参照环境证据。张先生在根本没有找另一方当事人核实事实或利用有关的环境材料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就几次三番地用尖酸之语批评我“狂妄、自负、自不量力”，实在欠缺他那年纪应有的厚道。
三是关于刘宾雁先生写书评一事。张先生叙述事实不完整，欠准确。事实是：该篇文章登载于美国的权威书评刊物“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8年10月8日）上，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Perry Link与刘宾雁先生合写，全文很长，可能有近二万字，五张大八开报纸那么大的篇幅。不明白张先生特意只点明“中国作家刘宾雁在《纽约时报》（一说《纽约周刊》）书评栏著文评论《陷阱》，因而何著走红美国”是想说明或暗示什么？（见原始版与经版）
关于我“要挤进过渡经济学行列”的问题
张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笔者不明白，整个中国经济学界都是一些‘淮桔成枳’的低能儿，是一些只会作‘屠龙术’表演的冒牌货，只有《陷阱》的作者鹤立鸡群，独具慧眼。既然如此，《陷阱》完全可以独树一帜，为什么要挤进‘过渡经济学’的行列，为什么要这些‘低能儿’和‘冒牌货’去赏识呢？”
张先生这段话又完全是他个人移花接木，凭想象为批评者虚设的话语。首先，“淮桔成枳”这个词我是在《陷阱》的第一章中使用，用于评价股份制改造的实际后果，认为中国现有的制度环境导致股份制改革“淮桔成枳”，并未在任何地方说“整个经济学界都是一些‘淮桔成枳’的低能儿”。“屠龙术”一词出于“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一文，该文发表于《读书》1997年第3期，后收入论文集《经济学与人类关怀》，整篇文章只是批评脱离中国的现实研究中国问题只是中看不中用、不能解决问题的“屠龙术”，并没有指责“整个经济学界都是只会做‘屠龙术’表演的冒牌货”。这都有白纸黑字的文章为证，以张先生堂堂经济学研究员兼“博导”身份，想来应该能够区分出批评某种改革举措的实际后果及治学风气与批评经济学家的能力及人格是两回事。在此还请张先生从我的任何文章中挑出“冒牌货”与“低能儿”两个词，哪怕不是形容经济学家的也行。我也从未在任何地方说过自己“鹤立鸡群，独具慧眼”，亦未看到过任何评论文章有过这类“考评”。即便张先生见多识广，看到过这类文字，那也是别人的评价，不是我为自己“加冕”，不知何以要由我来承担责任？难道张先生文中评论我的话语也要我来承担责任？
至于张先生关于我“要挤进过渡经济学派行列”并希图“获得赏识”的指责，本人更是不明其所指。在此借问张先生一声：“过渡经济学”什么时候开的“宗”，立的“派”？张先生是否被推举为该派“掌门人”？我要“挤进去”的表现是什么？我送过拙作或者文章请张先生及该派人士指教？还是给该派递了要求加入的申请书？抑或是要求在他们的“学派”杂志上发表文章？或者是请求参加该派的学术会议？又或是请求张先生收纳我忝列门墙？还是我在文章或者书中使用了“过渡经济学派”一词？如果没有上述行为任何之一种，这一“要挤进过渡经济学派行列”、希图“获得赏识”的结论又从何而来？难道是张先生用“过渡经济学派”的名称到国家专利局申请了“转型期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这一“专利”，这一领域的研究从此再也不容别人染指，一染指就是“要挤进过渡经济学派行列”，希图“获得赏识”？
有关张先生的几处学术批评
张先生在文中（原始版）反复重申“我无意读那本书（指《陷阱》）”，并将从看了《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一文后郁积的怨气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然而笔者还是要感谢张先生最后拨冗看了我的书，在这种情绪驱使下张先生确实为本书挑了不少毛病出来，试一一列举如下：
张先生在批评了我的“分析不符合学术规范，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前进，没有什么深度，也没有提供多少信息量”之后，指出我几处错误，一是“1992年香港资本市场总量的十分之一均投向大陆房地产业”（《中外房地产导报》1993年第6期），“据估计，中国这几年开放房地产市场所吸纳的外资，占了‘引进外资’总额的90%左右”是错误的。这两处引文均有出处，前者需要作者自己出来说明数据有没有错误，我没法代替作者回答。后者因涉及到特别行政区香港，我倒可以多说两句。《当代》月刊上这篇文章是当代月刊主编程翔先生亲自撰写，他查证了大量资料。程先生为人严谨厚道，在香港被视为中国问题专家。香港的资讯比我们要完整一些，香港中文大学有个大学服务中心，算是亚洲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中心，各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一般都要到那里找资料。从我们多年来统计数据掺水这一惯例来说，在有两类数据可比较的情况下，我其实更愿意相信另外一种。至于张先生硬要将我引用中国人民大学一份调查认定为没有出处，在这里我告诉他出处，那是一个单行本材料，名字就如我在书中引用的。如果我交待了研究者、材料名称还不算出处，只能说张先生对人责之太苛。但张先生转瞬又毫无根据地将这一资料派定为“系引自李强先生等研究者在《科技日报》上的文章。……但有两处数据是错误的，……这里主要责任在原文作者”，这实在也太富于想象力。我没有看过李强先生他们的有关文章，而且对于我来说，不管引用谁的，都是引用，并非标明引用中国人民大学的就成了我的“创见”，而引用了李强先生的材料就降格成了“引用”，因此非要将李强先生的研究改成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不可。至于张先生说我引用学术著作常常不注明出处，这一点还请大家去观看书，其实我自己记得的有三处，都各有原因。
张先生指责我“缺乏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感觉和基本把握”，“闹出了”这样的“笑话”：“到1996年底，我国商品房积压已超过6800万平方米，由此发生的资金沉淀达1,200万亿元。”对于这一材料，张先生见猎心喜地大大地表演了一番他的挖苦才能，并推论我会诿之于印刷错误或笔误，认为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注：此处张先生又与此前不承认《陷阱》是学术著作相矛盾，将其升格为“学术著作”）所不能允许的。这一结论张先生又下得太早了，此数据原文如此，请查1997年3月7日的《中华工商时报》上《积压的痛苦》一文。
在引用数据时没有思考地加以引用这点上，我承认张先生批评得对，以后定必改正。但也提请张先生注意：中国房地产上沉淀的资金决不止于已建成的商品房，还请张先生注意那些荒芜的地。所以他用简单的沉淀资金除以积压房地产的平方米来论证那条材料实在也欠缺常识。
张先生批评我对哈耶克的理解是错的，他“想指出，何女士是采用什么戏法把哈耶克从‘社会公正’的死敌变成了它的拥护者？哈耶克如果地下有知，不知该做何感想？因此笔者实在纳闷，何女士是否真读过她提到的这些著作，并读懂了这些著作？”关于这段指责，我倒是想认真地告诉张先生，我在《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文中谈到，冈纳•缪尔达尔与哈耶克同时获得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人都表示诧异，因为这两个经济学家的主张刚好相反，哈耶克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缪尔达尔却是反自由主义的。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委们其实是看到了这两位经济学家、思想家的一致点：因为他们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并且因为他们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之间依赖关系的深刻分析。哈耶克的著作很多，我只读过《通向奴役的道路》及《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两书。听一位国外朋友说过国外研究者将其思想分为“早期与晚期”。我个人一直认为，早期哈耶克反对的只是集权国家那种通过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集于一体的奴役性力量强行拉平、以结果均等为内容的“社会公正”，《奴役》一书强烈反对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奉行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德国那种“社会公正”。据说到了晚年越来越走到极端。即使中国那些反社会公正的学者再拉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作为自己拥护“社会不公”的掩护，恐怕也不能说哈耶克主张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去抢钱吧？我也套用张先生一句话，哈耶克如果九泉之下有知，知道中国有经济学家将他派定为“抢来本钱做买卖”导致的社会不公的守护神，定会死不瞑目。“自由主义反社会公正”似乎只是中国少数几个人的解释，美国是一个知识分子人人惟恐自己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国度，但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因此人人都敌视社会公正。当然张先生也可以再次凭借中国经济学界权威的身份（这一身份在他的文章中用语言表达得非常明显）断言世界上关于社会公正只有一种解释，否则就是“变戏法”。而关于“社会公正”一词的理解与含义，我认为秦晖先生已在我的书的海外版的序言中谈得够清楚了，在此只想说一句，有关“社会公正”的含义，我与张先生确实有歧见，我反对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私有化——并不是反对私有化——因为这意味着机会不均等，分配过程是黑箱操作，结果自然更不公正，造成部分人享受改革成果，另一部分人承担改革代价。张先生对腐败问题的看法有他自己的著作为证。
张先生义愤填膺指责我的地方当然不止上述几处，他那巨笔扫荡之处，还有秦晖与姚新勇先生，以及“《陷阱》的拥护者”们，最后他以中国经济学界（包括其他学界）权威的身份与不容置疑的口气判定《陷阱》“作为学术著作，严格说来，不要说不够格，可以说还没入门。这也许是经济学界（包括其他学界）不愿理睬的原因，笔者开始不想涉及就是这样。”写这话的时候，张先生仿佛他是“中国经济学家资格兼学术著作资格认定委员会”现任主席，我正在战战兢兢地等待主席大人进行资格认定。这点倒没什么争辩的必要，因为实际上张先生只不过是上百万中外读者中的一位，而且也不是众多读者中惟一的学者，他的意见固然重要，但也并不一定具有一言九鼎之威力。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张先生具有的“经济学家认定资格”的资格从何而来，至今也没见张先生在这篇文章的三个版本中讲明其合法性来源。
张先生能超越规则之上?
张先生立的规则有四条，这里列举如下：
第一条，张先生很大度地说，“仅有《陷阱》一类作品也是不够和不行的，……面向社会的暴露和呐喊需要，诉诸理性的沉思和逻辑的分析也需要；形而下的东西需要，形而上的东西也需要”，这话我完全赞成，无需争议。但后面一条却让人费解：“试想想，如果我们的社会中只有《陷阱》一类作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就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大家只能看样板戏，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那还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正常的生活吗？简直是不堪回首！”（原始版本）张先生文中没有指明是谁主张社会上只应该有《陷阱》一类作品，这个“谁”是借助行政权力，还是凭借学术声望？如果有这样的人存在，那真是罪不可恕。但如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张先生的话到底是针对谁？或者这只是张先生假设出来的一种学术前景？
在第二条中，张先生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首先建构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随意地、简单地将那些对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经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其次应当对抗和清除知识界内部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方面要减少和消除因互相吹捧和彼此支配而产生的大量毫无学术意义的论题，一方面要减少和清除那些煽起毫无学术价值的争辩和毫无学术建树的提升。《陷阱》及其拥护者却对此持否定态度。”请读者诸君注意，在四条规则中，这条规则才是最核心的重中之重，堪称“规则之王”。每一学科都有共同的研究对象，这是学者都明白的问题，无需讨论。但张先生这句话让人费解的在后面一句。所谓社会科学其实都是经验科学，都是学者对当时重大的社会现象的理论归纳，歌德那句“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指的就是理论对经验事实的依赖性。不能“随意地、简单地将那些对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经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这句话表明张先生罔顾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实践科学的事实，再次将自己摆在一种确定游戏规则的权威地位，这权威资格决定了他有权规定别人不能再对一些已经过张先生及他的“过渡经济学派”审视过的“备受瞩目的话题重新进行审视”，没有经过他批准居然审视就是“简单随意”，可以被他宣布为“毫无学术价值与毫无学术建树”。比如，张先生自居为“掌门人”的“过渡经济学派”从他们那个角度对中国经济审视以后，认为效率至上，腐败有利于促进社会转轨，不能提倡“公正至上，效率自在其中”，你就不能根据经验现象来谈反腐败，一谈就是没有“经济学的纯粹性”，你的经济学著作“就连学术的门都没入”，经济学家资格也就被他们立马取消。
谈到这里，张先生意犹未尽，厉声指责“《陷阱》及其拥护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拥护者”队伍当中，张先生除了列举了秦晖与姚新勇先生之外，没开出别的名单。我既被张先生树为“山头”的“山大王”，只好先对名单内的“拥护者”的有关文章表个态：我认为秦晖先生的“真问题”与“假问题”的讨论极具现实意义与学术原创意义，而且对“假问题”的提出者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姚新勇先生我不认识，也没觉得姚新勇先生发表于《读书》杂志上的文章有什么错，借此机会“吹捧”一下：一针见血，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其他的“拥护者”因张先生没提供姓名，他们如何持否定态度我不知道，也无法对此表态。但我个人又在什么地方表现出对“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首先建构自己的研究对象”持否定态度？该不是张先生又代我假想出来？另一处让人费解之处是，张先生提出“清除知识界内的宗派与山头”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又该由谁来承担？难道是天降大任于以张先生为掌门人的“过渡经济学派”？我远处南国，至今连职业都是记者，没能力找到钱为自己成立一个研究中心，也没有能力负责一个由自己话事的杂志，也没有体制内给我的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荣耀，我的“山头”在哪里？所以张先生即便要“替天行道”铲平宗派与山头，也无法找到发“铲平功”的对象。但如张先生认为我个人即“山头”，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么张先生现在正在进行这项“一统江湖”的千秋伟业，只管继续努力就是。张先生认定“《陷阱》及其拥护者互相吹捧与互相支配”，无非是因为秦晖为我的书写过序，以及有的评议中提到我的研究，还有我为秦晖写过一篇书评的事情。但同气相应，这种事张先生也做过不少，其实比我们还多，就在这一篇文章中他自己主动承认就有多处，如果大家有兴，再请观看张先生的书评集。最妙的还不止于此，而在于我们这样做就被张先生认定为“立山头，拉宗派，互相支配”，而张先生这样做就体现了“交往理性与自由精神”？呜呼，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这一步，夫复何言！张先生给人家定规矩，但往往将自己置于规则之上，其行为往往破坏他自己为经济学界（包括学术界）辛辛苦苦立的规则。仔细看来，他批评的那些行为怎样看都像张先生行为方式的自我写照。写至此，不自主地想起金庸先生小说中那些以“名门正派”自居者为诛除异己不遗余力的情节，方悟出金庸先生小说的魅力在于写的虽是武侠世界，但其实却画出了一幅鲜活的人间图景。
第三点，张先生举出茅于轼先生一书来论证“《陷阱》及其拥护者”在进行“化约论”处理。但整段话又是张先生在虚设前提自说自话。我有一本茅先生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但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评论过茅先生的任何观点，也还没来得及在任何文章中引用过茅先生的任何话语。对私有制的看法，我有著作与大量论文为证，请张先生注意看《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文中关于“人类社会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形成的社会秩序”那段话，以及“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关于社会变迁理论的论述。而且就算是我的看法与张先生的“过渡经济学派”有所不同，好像也不构成罪恶与错误，因为他立的那条不能“随意地、简单地或者能够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新视角重新审视某个在社会上备受瞩目的话题”这条规则，我还没有签字表示服从，不存在必须遵守的契约关系。除此之外，张先生又向虚无缥缈的天空射出了极为锐利的一箭，说有人在“用政治意识形态给学者划派”，“用政治意识形态分野替代学术上的讨论”（原始版），不知是指谁在哪本论著中做了这种无聊的划分？如果没有具体例证，这种假设前提对人家进行批评，才真正是张先生批评假想论敌时所说的“非严肃学者所为”，“是学界与学人的悲哀”。（原始版）张先生用尽全力向空中射出的这凌厉一箭，在空中摇摇晃晃地飘荡了半天以后，最终又落到了他自己身上。
第四点，张先生希望“学者要有自知之明，既不可以对自己估计过高，又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局限。”我个人看来，这话如果张先生用来批评自己这篇文章表现出来的“立规矩者”的代表意识与“执法者”的权威意识倒也真是再合适不过，让人有量体裁衣之感。
另外，张先生说，“如果这（指《陷阱》）就是中国经济学的最高成就，那么，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就仍然处在改革以前年代”，这话实在让人不明其所指。首先，我从未将《陷阱》一书视为中国经济学的最高成就，也未见过别人有这类评语，如张先生看到了，敬请送我一份，让我看着欢喜一阵。如没有，这句指控就仍然是张先生的臆想。其次，“改革以前年代”应该是指“文革”时期，这话只能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文革”的文化专制时期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从这意义上来说，其实张先生那类著作比《陷阱》这类著作享有的生存权其实更多；二是指“文革”时期只有《陷阱》这类书存在，如是这样，张先生在此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我本人（包括绝大多数人）从未经历过的“理性时代”：“文革”时期的执政者居然会容忍《陷阱》这一类尖锐批评社会弊端的书存在？那些因思想与语言获罪的血淋淋指控，如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等人的惨烈遭遇莫非都是编出来的神话？——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心生恐惧：是什么力量驱使张先生为了诛杀异己而不惜臆造历史？
通过张先生三个版本的文章，我确实领略到张先生高超豪迈、敢于斩决杀伐的批评风采。这种风采大致可以归纳如下：张先生先行划定一个经济学家的圈子，他以及他那个小圈子认定的人就纳入该圈，在那个圈内讲“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而与他们在研究方法与学术观点上有分歧的人，则先开除其经济学家资格，既然“非我族类”，自然也就可以不讲“交往理性与自由精神”，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包括不择手段地虚构事实对其进行人格诋毁——这实在有点像梁山泊英雄的帮派规则：是我的兄弟，我就论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不是我的兄弟，我就抡着板斧只管一路杀去，谁叫你挡了我的道！——但是我实在弄不明白张先生这种颁发“经济学家资格认证书”的资格由世界哪个权威机构确认过？我倒是记得加尔布雷思在《不确定的年代》一书里说过一句：有一万个经济学家就有一万种经济学，学术生态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争论从来不可避免，更何况中国现在已进入了价值多元化社会，容忍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学术研究存在，本来就是在学术界生存的基本常识，可惜张先生在努力对这些规则抽象弘扬的同时，又具体否定了这些规则。
常识理性与理论理性
说到底，张先生（与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对我不满的根源之一其实在于我的研究确实与他们那种“以西入中”的研究方式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相同主要体现在：
第一，经验事实与理论研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自从启蒙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理念化为人类社会带有普适性的原则以后，这些价值理念确实没有国界，随着西方文化的推进也渗入了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在面对每个国家的制度环境时，负责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科学却确实有国界，因为每个国家面临的具体问题不一样。以中国为例，其实际经济现象已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传统的“一阶均衡”分析框架，因为传统西方经济学的一阶均衡理论只分析“正供给”与“正需求”，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直至双方都能接受，这个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如果环境相对宽松，法制健全，讨价还价时只考虑产品（商品或服务）本身所包括的劳动时间和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设备、技术管理等），那么双方都是进行“一阶均衡”。如果环境相对严酷，讨价还价时还考虑为了抵抗自然灾害所支付的成本；如果法制不健全，讨价还价时还考虑为了拉关系走后门所支付的不对等成本，以及买了假冒伪劣的概率成本，也是“二阶均衡”。最复杂的“二阶均衡”，既要考虑自然灾害的影响，也要考虑人为灾害的影响。简单地说，中国的“顾客”与“商家”所处的社会条件和资源条件不同于欧美社会，所以讨价还价的时候不像欧美市场竞争那么“单纯”，这就必须将其纳入“二阶均衡”分析框架，考虑“负供给”。“正供给”与“负供给”对社会作用的方向不同，“正供给”增强社会的持续能力，而“负供给”则导向社会解体。《陷阱》一书其实分析的就是这种负供给与负效益。
以上表述说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特有的经验事实出发，睁大眼睛看现实。如果不考虑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进行的改革现实，只限于“以洋制中”，弃“灰色收入”这种生活常识于不顾，满足于用数学公式演绎中国的收入分配；或将别人分析中国问题的著作斥之为低层次活儿，只管用西方经济理论来云天雾海地分析中国经济，那么哪怕这部分经济学家再努力，再通过自说自话的“资格认定”活动将别人排斥在“经济学家”门外，他们的著作也还是中国市场（包括外国）都难于接受的“阳春白雪”，因为解释中国的权力并没有垄断在“以西制中”的经济学家手里，公众有权通过市场选择别的解释。“以西制中”学派很崇拜西方经济学家，但他们恰好忘记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告诫：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不能原样照搬地用来分析中国问题。
第二，经济学是不是价值中立，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的问题。这是个已争论了两年的问题。我再重申一下自己的观点：经济学确实只是一种分析工具，其学术规范只不过是学者用来解构问题、表达学者思想的一种工具或一种解释体系而已。但基本的社会良知其实是知识分子的内生需要，在学术实践品格极强的经济学领域，任何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理论的创立者从亲历性经验中得出，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在任何事物的判断面前，学者没有可能“价值中立”。因为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学术研究，都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材料的搜集，二是材料的处理。即便在搜集材料之时，学者的搜集工作实际上已包含着一种价值伦理倾向。在材料的处理阶段，对材料的理解更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价值伦理倾向。可以说，经济学家在争论经济理论或经济行为时，看起来很少涉及伦理问题，但在提出某种政策主张及估价政策影响时必须具有某种宗旨，因为他必须判断这项政策将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这种宗旨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
借用徐友渔先生在《遇罗克遗作和回忆》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来表明常识理性与理论理性之间的关系：“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是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时过境迁以后，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和‘皇帝本来没有穿衣服’的童稚之言在内容上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要向长期统治社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谬见挑战，……只用一支笔把谬见的传播者逼到墙角（他们为了既得利益必然会作拼死搏斗和疯狂迫害），则只有胆识俱佳者才能担此重任。”太阳从东边出来这一常识，非得被说成从西边出来这种事情我们还见得少吗？而改革常识如权力市场化成为权贵私有化的起点这一事实，以及对权贵私有化过程到底应该怎样进行价值判断，不是现在还在争论不休吗？《陷阱》一书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道出了改革常识，体现了一种常识理性，而张先生这类经济学家非得要用他们制定的“规范”来衡量这本书，以“规范”来否定这本书。动机我不想探究，借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他确定的“交往理性与自由精神”来衡量他的行为，他就是一个绝对的违规者。
张先生的批评是学术批评吗？
张先生坚持他的批评是“学术批评”，在笔者看来，是按如下三段式推演的：大前提——经济学家的任何批评都是学术批评；小前提——张曙光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在光荣退休以后又荣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写（包括编）了不少书，职业表明他是经济学家；结论——所以张曙光先生的任何批评都是学术批评，包括凭虚构事实所作的人身攻击。
这一推论能不能成立，张先生年龄长我将近二十岁，具有多种学术身份，想必也应该明白。张先生的这篇文章使我弄清了一点：他在批评别人将不良风气带进学术这块净土的时候，自己恰好将他批评的东西带了进来；他严厉指责别人不宽容的时候，恰好他自己最缺乏宽容精神。我这篇文章只是澄清事实，并不想对张先生做“投桃报李”的回答，因为模仿张先生只会是对自己的一种不尊重，也不符合后辈对长辈之礼。但我想声明一点，如果张先生花费了一个月时间反复推敲、自称与多位学者讨论并获赞赏同意，再花半年时间做发表疏通工作的大作只是我看到的那三个版本，恕我再也不想回应。但如他再有虚设事实进行人格攻击之举，我也不会再以自辩这种客气方式解决。“三舍”已退，敬长的礼数已尽。人生有限，经济学还有“机会成本”这个名词。对张先生这种不断给被批评者制造“事实”、虚设批评前提再加以批驳的“学术讨论”，我实在无法产生尊重之情。
以前，我从来没有“自称”自己是经济学家，而现在我却要说一句，我是经济学家，只不过绝对不是张先生这种用“以西入中”法来解释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而已。张先生又代替我在“后记”中创作了一句“《陷阱》不是为圈内人写的”，其实我只是在“导论”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它预想的读者不只是学术界同仁，而是一切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本书在写作上没有采用一般读者难以读懂的纯学术语言，相信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毫无困难地阅读这本书并理解作者所要提出的问题”，这话说了《陷阱》不是本学术著作吗？从解释工具的有效性来说，中国从来就是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的一个区域，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将中国问题解释透彻，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里，我要说一句对中国经济学界大不敬的话：由于经济学只产生于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多幼稚，经济学也就有多幼稚。“文革”时期的经济学由于受到诸种限制，建树很少，所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学也只不过与改革同龄而已。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社会科学解释系统也在发展之中。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只不过比后来者多走了十多年路而已，我们还没有外国那种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自己优良学术传统的剑桥学派、瑞典学派、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等，可以说，经济学正是一个需要创新的领域。在此我要鼓励一切有志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只要睁大眼睛看现实，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有志者定会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越来越近，即使这几十年达不到，但等到中国经济学界成熟以后，总是有这个可能的，阿马蒂亚•森就是个榜样。更何况，富有社会良知的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目的本来就不应该是为了拿西方基金资助去迎合西方学术规范，指望自己得这个奖那个奖的，只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充满了无边无际的苦难，大家为了解决本国的“真问题”才从事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张先生一派有位著名经济学家曾撰文专门宣称过：人的一生就是在各种利益中进行选择。如果以此作为“经济学家”的行为准则，那我确实完全不够“经济学家”的资格，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以纯粹的利益为向背进行过重要的人生选择。
一点并不多余的话
确实，《陷阱》一书有许多遗憾，有些是作者见地与学问功力所限，有些是语境所限。这一点我在该书还未发表时就已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缺点——不过那些遗憾恰好绝大多数不是张先生剔出来的毛病。现在已知的共有三处技术错误，这些我都会在修订时加以改正，谨在此向读者致歉并对指出错误的批评者表示由衷感谢。我也一直真诚地认为，这本书给我带来的荣誉远远多于我应该得到的，最出名的学者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学者。但是这一切又于我本人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一本书畅销只是读者的选择，与作者本人意愿没有关系。难道我希望自己的书畅销就能令那本书从中国走到大洋彼岸？张先生在远隔重洋的美国做演讲的几处大学应该是关心中国问题的地方，众多美国教授与中国留美学者要与他谈论这本书，并用拙著中的观点质证他的演讲，那不过是人家认为“君从中国来，应知中国事”，想听听他的看法而已。而张先生却从此积累了一腔怨气，立意开始搜集种种道听途说的传闻，投注大量精力，一连修改三个版本，进行他的所谓“学术批评”。我的看法是，张先生有进行学术批评的自由，但没有以一些失真的“事实”为基础侮辱他人人格的权利。（张先生美国的经历见“原始版”与“经版”）
末了还想给张先生提个醒，如果张先生有志再重新弄一个批评的新版本，还请好好想清楚：第一，哪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哪些事情只是他“试想想”出来的但实际未曾发生的事情；第二，张先生如果想说明我犯了众怒，也不要紧，但请转述别人批评的时候，出示确切无误的文字依据。其他学者如果要对我进行学术批评，完全可以自己发言，用不着通过张先生的口来转述。因为大家都是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各自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第三，如果要罗列“《陷阱》及其拥护者”这个“山头”的罪证，也请指明是何人在何论著中说了什么，不要任意编造一些话加上引号就当作“《陷阱》及其拥护者”的“成果”全盘奉送，最后谨向公众声明：所有读过我文章与书并赞成文中观点的读者，我从来不敢斗胆将他们归于我的“拥护者”队列，并以这个“山头”的“山大王”自居。“《陷阱》及其拥护者”这个词的发明权、专利权及其荣誉全部永久性地属于张曙光先生。
（原载于《书屋》杂志2000年第1期）
附记：“争论”的背后
张先生的全文与我澄清事实的文章，都在网上全文刊载过，关心的人不少。有几位写了文章，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卢周来先生的“局外人语”，这篇文章可说将我与张先生的“过渡经济学派”之间产生矛盾的核心问题指了出来，《书屋》杂志将卢先生的文章刊登于2000年第2期上。
北京有人将“何、张之争”称之为1999年经济学界的两件大事之一，我不知道这样讲是否妥当，有点惶恐。当时确实有许多杂志与报纸的记者都打电话找我，希望双方配合，认真讨论一下这场争论，我表示同意。因为张先生及他那个“过渡经济学派”阵营的意见——包括张先生文中写的那些与事实有违的事情，早已由他们在各种场合如学术讲座及各种会议上不厌其烦地表达过，不胫而走，这种情况说明他们早就利用其“资源优势”对我进行了“缺席审判”。既如此，就应该趁张先生主动将这件事情浮出水面，并写成文字之机，开诚布公地摊开来谈，这样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也让关心此事的公众明白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对于一位一直想居间调解“矛盾”的朋友，我致电表示了歉意，并表明我的态度：事情开始时，我还想采取所谓“高姿态”，任他们骂上一年两年的，谅他们总有骂得筋疲力尽的那一天。但这种宽容却姑息了他们，最后终有张先生这篇集大成的高论问世——这时我就算不为我自己，也得为被他伤害到的“陷阱拥护者”们讨个公道。因为那篇文章的批判基础几乎全部奠基于谎言之上，类乎于狼吃小羊那样的借口。
按道理，帅旗已亮出，声讨的声势也颇为壮观，还有自己的杂志与他们能够支配的报纸作为阵地，且据张先生开列的名单，至少还有十几位颇具量级的学者（其中有三位还是张先生代为讨公道的“受伤害者”），看来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占，挑战的一方应该再接再厉，一窝蜂拥上痛打才是。然而记者们却碰了钉子，在我的文章发送到“天则”并由朋友在网上发表之后，张先生却再也不愿意就此事发表任何看法，并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据我了解的不完全信息，在张先生那里碰钉子的杂志就有北京的《视点》，还有《中国合作新报》。据《中国合作新报》的编辑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接到几篇谈这场争论的文章，有些水准相当不错，于是萌生讨论问题的想法。但因文章全是批评张先生的，该报总编认为，事情要公允一点，应该找几个人写一两篇批评我的文章。于是编辑很辛苦地去联系了一些与张先生及“天则”关系还不错的经济学家，请他们操刀写作。但被找的数位经济学界人士都表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不想掺和，个别学者还表示自己的意见，觉得张先生此事做得不妥当。张先生高举帅旗，花费大量宝贵精力的“讨何”事业，就这样开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头，稍遇抵抗就草草收兵，真有点“出师未捷身先退，长使权威泪满襟”之状。
《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在收到其他人的批评文章后，给那些作者写信，表示后悔卷入一场非学术争论，今后不再发表有关我的任何文章。虽然该报以此为由取消了别人讨论此事的资格，我也并不生气，因为天下之大，不止这一家报纸。他们挑起争论之前，我虽然从未在该报发过文章，但读过我文章的人也还有一些。
北京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给我来了一些信，认为“天则”这样做不对。我才想起，虽然我将这件事情看做张先生的个人行为，但别人因张先生的身份及其“声讨”方式却不这样认为。如果这种看法普遍，有损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声名，因为“天则”毕竟在北京活动了多年，在茅于轼先生的领导下，曾举办过一些有意义的学术研讨会，也主编过几本不错的书，如张先生做执行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一、二集。为了“天则”今后的发展，我给“天则”发了一封E-mail，简单表达了我的意见，希望张先生今后具有几种品质：慈——对后辈学者要有宽容之心，不要认为抓住了人家一点小错误就见猎心喜，大张挞伐；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仁”。请张先生设身处地想想，如果别人编造大量事实对他进行人格侮辱时，他心中的滋味是否好受；勇——知耻者是为勇。错了不要怕，只要勇于承认，不藏着掖着，别人也会谅解。如果他老人家今后稍具这三种品质，是“天则”之福，对他个人的事业发展也有莫大好处。至于后来他还在《读书》杂志上再贾余勇，将那篇文章大量删节后发表，我也没有意见——因为对张先生来说此谓“不智”。我对《读书》已表达意见：这次就算了，我也不想再卷入如此无聊的事情。但希望下次该刊再登载批评我的文章，一定要给我以对等的机会予以澄清。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了一条经验，不要害怕争论，公道自在人心。其实，经济学家们因其所倚恃的利益集团不同，治学立场与价值立场当然有所不同。我只是不能容忍一些经济学家明明在宣扬一些有利于某利益集团的主张时，偏要将自己打扮成全民族与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说这样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有多少多少好处。这实在是误导社会，误导舆论，心想这些人最好诚实一些，要利益就别要那块牌坊。但最近看到一位属于张先生一派且知名度颇高的经济学家干脆拉下脸来，承认自己是个“庸俗经济学家”时——这等于公开表示自己不会放弃商务利益与政治利益——这时不免又有点悲哀：“做个小人真快活”难道真成了一些学者们的行为准则？
世上明白人不少。就在1999年下半年，我看到了邓盛华先生写的《如何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一支俏皮的笔算是写尽了经济学界种种世态，在北京引起很大反响，据说北京一些大学经济类专业学生人手一份，一些对号入座的经济学家很生气，认为损害了自己的形象。然后陈克艰先生写文章批评我，其中有一条是指责我对经济学界的批评不到位。他说，“数学是一种表达力很强的语言，经济学用到数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问题不在于多少，而在于用得恰不恰当。本人见到过一本得奖的‘经济学专著’，把大学初级生的微积分习题都收进去，以充篇幅，这难道能说是在‘用数学’？只能说是在‘卖野人头’，这难道是‘屠龙术’？恐怕连水果刀都比不上。……至于‘关怀’，实际上一点都不少。所谓关怀，无非是关怀利益，为某种利益辩护。我们这里的经济学文章，动不动就做成了策论，这恰恰是关怀太多的原因。”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经济学，你能不能像在你的故乡一样，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只是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学研究现状以及部分经济学家气度来说，这条路只怕还很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