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改革21年回顾:痛苦大还是收获大?

    by  • March 10, 2000 • 采访与演讲 • 0 Comments

    (本文为2000年3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之行而作的演讲稿)

    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年,所涉及到领域主要有私有化、国有企业、劳工制度、贸易、税收,较大动作的金融体制改革也将随着银行的换帅而浮出水面。各领域改革的力度、速度与范围都不一样,加之中国传媒受命讲“主旋律”,政府与公众之间处于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状态,故改革成效实在难以准确度量。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90年代中叶以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令人难以满意,尽管中国政府向社会公布的经济增长率很高,总徘徊在8%左右,失业人口在政府公布的数据中也总是不超过3%,但生活在中国,并对市场供求与中下层生活有充分了解的经济学者,有理由怀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最令中国政府尴尬的是:一些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作的研究反复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糟糕的国家,比如今被世界公认为失败典型的、以寡头暴发和大众贫困化而名声极差的俄罗斯还要糟糕:中国1994年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俄罗斯同年的基尼系数为0.409,1995年则降为0.381。(《1995年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俄]《俄罗斯世界》1996年第1期,第57页。)

    在改革方向确定为市场化以后,中国政府所做的事就是放权让利,但直到90年代,政府的干预政策及管制的普遍,是与自由市场政策相左的,深圳特区最先取消一百余个项目的审批限制,但保留的项目却是取消的数倍,由此可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管制还非常强大。民众习惯了全能政府下一切都由政府包干的方式,并不了解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合理,但他们关心的问题却是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生存的问题,如廉政建设、失业下岗、社会治安、养老问题、住房改革、通货膨胀、环境污染问题。其中属于高关注高危机感的是“廉政建设”与“失业下岗”这两大问题。(凌斌月:《特殊年景中的市民视野》,《中国市场经济报》(1999年9月2日)。)上述问题的严重性确实令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严重受损。

    在权力资本化基础上产生的贫富差距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通过利益调整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但改变资源的占有状态的方式正如笔者一再强调的那样,走的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道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不平等,这种起点不平等是中国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

    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形成的源头看,正如中国大陆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的那样:“中国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重要影响,……在对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和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如前所述,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的几次高潮(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掌握“总体性资本”的精英人数虽不是很多,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社会的支配能力极强。从他们致富的实际过程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而是通过权力市场化,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大权,借助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

    权力资本化成为改革中私人财富积累起点这一过程,笔者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有极为详尽的分析。但时隔成书已有几年,中国腐败的形式已发生较大变化,必须在这里指出:中国的腐败在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主要表现为个人腐败,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阎健宏、深圳中信实业银行行长高森祥、计划局计划处处长王建业等人的贪污腐败即这类个人腐败的典型。到1995年前后,腐败已由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所谓组织化腐败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1)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即一把手)带头腐败;(2)组织机构拥有的公共权力成为该组织成员进行“权钱交换”的“主要资本”;(3)较低一级的社会组织运用组织拥有的公共资源对上级进行贿赂,从而争取更大的财政支持、更优惠的政策倾斜,以及更多的机会。无锡邓斌案已经体现了这一组织性特点。湛江走私案中,市委书记、市长及其他相关部门主要官员全军覆灭,以及军队走私中暴露的问题则是最好的说明。到1998年前后,中国的腐败已由组织化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具体表现为:(1)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组织机构中;(2)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社会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以保证组织系统内部减少摩擦。海南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卖官鬻爵,以及河南省原安阳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杨善修,原周口地区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曾锦城,原鹤壁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朱振江均在任上大规模卖官鬻爵,就是制度化腐败的最典型例证。(《南方周末》,1998年4月24日。)(3)反腐败已不是真正的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要挟他人获得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浙江温州地区瑞安市一位乡村流氓利用抓当地官员贪污腐败的把柄,最后控制整个瑞安市的政治、部分经济活动、官员的人事安排则说明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杨海鹏:《权倾一市的乡村巫师》,《深圳法制报》(1999年12月16日)。)

    从1993年起,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年递增9%左右,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年递增12%左右。整个20世纪90年代,共有3万多名县处级以上的官员、2000余名地厅级以上官员、近百名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受到党纪政纪以及国法的制裁。其特点是涉案的高级官员越来越多,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政府公布的“1999年中国反腐战绩”,共处分132,447万人,挽回经济损失130亿元。(《2000年中国反腐要有新招》,《视点》杂志2000年第1期;《1999中国反腐战绩公布》,《深圳晚报》(2000年2月24日第4版)。)这一数字实在让人无法乐观,因为被查究的只是贪污腐败者中的一小部分。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由于制度不同,腐败的形式极富“中国特色”,但结果却与南美国家及南亚国家极其相似。这批人手中握有的权力与财富确实都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但由于财富来源的不明晰,社会对他们大都缺少道德上的敬意。

    拓展就业机会的空间还有多大

    在为社会公众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中国确实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正是人口限制,迫使中国政府将农业改革定位于恢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方式,以实现农业人口最大规模的就业。但这种方式消解的人口压力毕竟有限,中国政府目前陷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困境,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要有大规模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换成资本密集型是必然趋势;但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符合技术进步的高素质劳动力不足与低素质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困难局面。除了显性失业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者——即表面上虽然有工作,但实际上对生产并没有作出贡献的劳动者。据专门研究劳动力问题的经济学家冯兰瑞估算,中国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起码不低于30%。这样庞大的失业人群存在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都有密切关系,根据已被反复证明的“奥肯法则”(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缺口之间的比率是1∶25,即失业率每增加1%,则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25%。这就意味着,失业需要付出福利成本做代价,失业率每增加1%,福利成本就要占潜在产出水平的25%。在许多国家实践过程中,“奥肯法则”都显示出了惊人的正确性。这就意味着,在中国要消除失业,在技术上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失业者过多,将导致社会治安恶化,有一条材料说中国人就业领域拓宽,并举了一个例子,说福州市2000多名下岗职工在新村楼房的物业管理站当水工、电工、木工、修理工,500多人担任治安协管员和巡逻队员,路街自行车代管工作和市场管理也吸纳了1200多名下岗职工。(柏晶伟:《就业革命》,《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5月28日)。)

    这种所谓“就业革命”,其实除了前面300来名物业管理所需的技术工人之外,其余1700名左右都是因为社会治安严重恶化才产生出来的“就业机会”。如果社会需要开辟这样的就业机会,实在让人难以产生欣慰之情。

    有人预测,中国加入WTO以后至少会给中国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这种分析实在太过乐观。首先,中国现在严重过剩的主要是低素质劳动力,而WTO需要的却是高素质劳动力;其次,从过去20年的经验来看,事实上,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产业的联系比较薄弱,这类企业的主要分工与协作关系放在其母公司与第三国市场,这样的产业关联度所创造的间接就业效应并不是很明显,这有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为证。根据国家统计局1998年统计的资料,截止1997年,就业总人口69600万人,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单位从业人员为581万,约占就业总人数的08%。(《就业规模与结构变化情况》,《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1月26日第1版。)

    根据中国人口结构以及规模扩大的趋势,近几十年内,任何形式的政府都难以顺利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因为找出失业的原因并不意味着可以根除失业,美国经济学家莫瑞斯曾在中国指出,在中国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充分就业”,关键在于经济均衡,但在这种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收入差距过大。莫瑞斯在西方世界毫无疑问是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但他忽视了一个现象,中国的贫富差距其实已经非常大,中国的失业原因也与西方很不一样。

    教育问题

    还有一个公众并未摆在关注的问题之内,但却为中国思想界长期关注、并将在下一个世纪对中国发生长远影响的问题,即教育问题。

    中国教育体制及教育方式产生的问题与教育资源的垄断性有关,更与中国意识形态文化有关。也就是说,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对人有什么样的要求,教育机器就生产什么种类的人。在“文革”以前,教育体制要求培养“听党的话”的“工具”,要求生产“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螺丝钉”,这种要求本身就是扼杀教育的内在精神,因为学校不但传授知识,还得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如欧洲中世纪开设大学之初,就已提出“大学是培养怀疑与批判精神的摇篮”,而中国教育却以扼杀这些能力为目的。它设置的考试通道如中考(中学升学考试)、高考都是为了检验这种教育体制的“成果”而设。正因为教育底子如此,至今为止,许多学校里开设的许多与现代各种专业知识有关的课程徒有其名,学生们还得花大量精力学习那些味同嚼蜡、且与历史真实违背的各种政治课程。

    但这两年许多经济学家们兴高采烈欢呼的“教育产业化”,将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却被制定政策者及部分为之欢呼的经济学家故意回避。从去年开始的“教育改革”,与其说是“教育改革”,还不如说是“教育收费体制改革”。中国所谓九年制义务中小学教育,实际上学生们还得花费大量金钱。而大学收费体制的改革,则大大提高了进入大学的门槛。按照中国目前社会各阶层收入状况,这种收费实际上只有上层阶级与中上阶层具有足够的承受力,而下等阶层与边缘化群体却被排斥在教育的高门槛之外。据最新统计资料,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这两类精英组成的上层阶层人数约700万,占就业总人口的1%左右;包括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在内的中上阶层共2930万人左右,占从业人口的4%左右;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干部、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的上层在内的中间阶层共约8200万人,占从业人口的118%;而包括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农民阶层的下等阶层共有48亿人,约占从业人口的69%左右;由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构成的社会边缘群体约1亿人,占总从业人数的14%左右。(杨继绳:《中国当代阶层结构的总体分析》,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有83%的人口处于社会下层与边缘状态。随着教育收费的门坎逐步提高,中间阶层能勉强支付孩子的学费,下层阶级的孩子在支付学费上将感到非常吃力,边缘人群更无法支付,而后两个人群恰好又是多胎化较高的生育群体。

    大学教育是造就中产阶级的摇篮,也是改变社会结构的一种耗时较长,但收效却稳定长远的一种社会改造方法。通俗一点说,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只是解决社会分配的一个不太彻底的方法,而通过教育改变社会结构,从而改变社会分配是长治久安的方法。可以说,21世纪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将是人口群体之间的知识差距,从长远着想,中国为了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必须改变下层阶级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后代在教育机会上由于金钱障碍而产生的不平等状态。

    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摇摆不定,少数人当中,对于国家干预的兴趣又重新抬头,执政者群体中也有部分人对继续执行当前的经济模式感到不太踏实。笔者曾说过,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的五大问题有人口、教育、农业内卷化(边际效益递减)、政府腐败与社会公正问题,经过三代政体完全不同的政府(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一百多年的努力,这五大问题一个都未获得解决,反而以更复杂、更难解决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的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与欧美诸国甚至东南亚四小龙相比还有很大距离。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经过政府长期不懈的努力,制定相应的政策去改变社会物质、人文条件,改变社会资产的积累与分配模式,建立起能够保护弱势群体,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保障制度。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解决一个前提问题,即允许社会各阶层建立利益诉求管道,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有自己真正的利益代表,在社会利益分配中进行政治博弈。目前这种仅仅由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进行政治博弈的政治格局,不能说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

    (本文为2000年3月瑞典斯德哥尔摩之行而作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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