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每年的人代会期间，对经济形势的评价都会成为政府宣传和官方媒体报道的一个中心。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宣传形势良好的“主旋律”不再是唯一的声音。自去年年底以来，国内有部分经济学家开始比较坦率地公开发表文章谈论经济萧条问题，他们承认，从种种迹象和现实可能条件来判断，今后几年内中国的经济似乎很难恢复繁荣，已持续了两年的经济萧条可能会延续下去。当然，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是习惯于唱“主旋律”的，他们认为，中国目前仍维持着百分之七的经济增长率，比大部分发达国家都高，因此，中国的经济形势正常良好。那么，对中国来说，经济增长率在百分之七上下徘徊，倒底是高增长还是低增长?这样的增长率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的经济形势是正常良好还是萧条困难呢?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么，似乎可以说，百分之七的经济增长率在市场经济国家意味着经济繁荣、形势乐观，而在中国却意味着经济萧条、对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构成了严重的困扰。
之所以会如此，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当中水分很大，除了存在各级政府和企业的虚报现象外，中国的产值中还包含了数万亿根本没有市场销路、只是为了统计产值和利润而生产的库存积压产品。所以，国内了解真相的专家认为，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当中至少有两个百分点是水分；如果把水分扣除，中国1999年真实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百分之五。虽然整体经济增长了百分之五，但每年的国防经费、公费吃喝、公费旅游、公费开车等支出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人口则每年至少增加百分之一以上，所以，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就几乎不会有多少增长。收入不涨，住房、医疗、教育等支出又成倍上升，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之弱是十分自然的。
如果说普通老百姓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那么有钱的权势阶层是否会带动需求、刺激经济呢?其实也不会。中国经济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多数家财上百万的有钱人都属于权势阶层，而这些人却往往敢捞不敢花，因为“捞了没人查、一花就漏陷”，会暴露其违法腐败的真相，所以他们一般都是把钱财化名存在银行或转移国外，不会大量投入市场消费。邓小平改革模式的实质是让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先造成收入分配和资源占用上严重的社会不公，让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的相当大部分落到权势阶层的口袋里；由于在不公正的收入分配中得利的阶层一味地藏匿、转移财富，而受社会不公损害的多数社会大众因收入萎缩而没钱增加消费，这就造成了市场需求逐渐萎缩的趋势；随着市场需求收缩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社会上中低阶层的消费能力也越来越弱，这样经济就不易复苏，进入了一种妨碍长远发展的不良循环。
如果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五，那标志着经济的高度繁荣，目前的美国就是如此。市场经济国家对低增长的承受力也比中国大得多，即使出现了经济零增长，多数企业仍可能盈利，失业率也仅比平常年份略高，不致于威胁社会稳定。而中国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在中国，百分之五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低于企业和社会可承受的下限。因为，中国的企业冗员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绝大多数行业因盲目投资而形成了严重的过剩生产能力，产品又不能适销对路；所以，只有在需求膨胀的情况下，大部分企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才能超过百分之六十，质量低劣的产品才能推销出去，多数企业才得以弥补其高昂的成本而有一点微薄的利润；如果需求收缩，多数企业就无法弥补成本而陷入亏损境地，同时裁减冗员的压力立刻加大。由于政府担心吃惯了“大锅饭”的冗员被解雇后可能威胁社会稳定，一般会要求企业尽可能少裁员，这样企业被迫需要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以便维持冗员、避免破产。
所以，由于受到中国特定的制度和经济结构条件的约束，据国内的经济学家测算，在八十年代，经济增长率一旦低于百分之八，企业、社会、政府就会感到难以承受；而到了九十年代，这个指标又上升到百分之九。因此，目前中国百分之七的增长率显然已经低于可承受的下限，属于明显的经济萧条了。这种局面似乎并非出于偶然的原因，可能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也标志着，过去二十年中选择的改革和发展模式已经暴露出它的弱点，需要反思其得失利弊，在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策略方面寻找可能重新复苏经济的道路。中国一直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推行改革，也因此一直在“摸得着石头”的“浅水区”徘徊；现在的情形就好象是，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已经来到“深水区”当中，退回去是不可能的了，但要继续往前走，却既缺乏足够的勇气、也缺少充分的社会支持，还怕丢了“瓶瓶罐罐”和“细软”。在“深水区”里当然不能长久地犹豫不决，而更值得担忧的，则还是那种假装“摸得着石头”的姿态。
2000年3月应BBC稿约而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