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先生的佳作《三种社会体制》已有余世存先生的文章加以评论，用不着再从其代表谁发言这一角度来谈。倒是看了最后张先生比较得意的“砍老鼠尾巴”的结论时，发现张先生没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由谁来砍老鼠尾巴。

如果中国的腐败近些年来没有波及到司法领域，那么我们还能期盼张先生的“砍老鼠尾巴”理论有个部门予以执行。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司法腐败恐怕没人敢断然否认。早已有人将中国的反腐败比之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腐败现象全面进攻，后来变成全面防御，直到前两年已变成重点防御，即在司法、军队、行政执法等部门与金融系统内反腐败。那么张先生设想的“砍老鼠尾巴”的重任该由谁来承担？

反腐败依靠同体监督肯定不行，因为再快的刀也砍不到自己的刀背上，再好的外科大夫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这点认识只是常识理性，不是理论理性。这种同体监督存在的问题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都会痛”，在种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情况下，刀子到底举向谁？如果动手术的对象后面牵涉到有权制约执法者的权力人物，握刀者恐怕不能不考虑后果。这一点就是近些年来，反腐败的口号尽管越叫越响，但反腐败的“战果”也越来越大的原因所在。贪污腐败者由百万元级上升到千万元级，再跃升到上亿元、十几亿元（厦门远华走私贪污腐败案据说达八百亿元）的“赫赫战果”，实在让人不知从哪个角度阐释这一现象：到底是反腐败的成绩越来越大，还是反腐败力度不够，导致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胆子越来越大？

鉴于张先生那个世界奉行“按权力排列的体制”，只能推想张先生力主的是由“大老鼠”来砍“小老鼠”的尾巴，再由“大老鼠”来决定贪污的等级序列，“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大家按等级分配贪污的权力，按等级享受贪污来的财富，不再发生纷争，团结一致对付中下层人士，真是多美妙的一个世界！不是早已有印尼总统在痛骂印尼知识分子存心捣乱，“他们不应该批评政府的贪污腐败，要不然老百姓也就不会这么反对政府了”，张先生说“反腐败的人别有用心”，与印尼总统的批评如出一辙，二人可算得上知音。另外一种“砍老鼠尾巴”的办法是革命，但那结果只是换了一批老鼠罢了。

我个人有两点想法供张五常先生参考：一是如果一个制度保证5%的人可以利用权力抢钱，那另外的95%被抢的人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会用暴力把这些钱抢回来。因此“按权力排列的体制”，即按等级享受贪污果实最多只是昙花一现的“秩序”罢了；二是名与实的关系，放眼世界，纵使社会分配极不公平，但也没有哪一国的政府会撕下脸皮来公然说“我就是要维护用权力抢钱的秩序”。拉美国家的军政府上台，又有哪一个不打着“为了反对贪污腐败，为了控制黄赌毒的蔓延”这种堂而皇之、为民请命的牌子？被张先生树为典范的印度执政者从来就是公平与反腐败口号叫得最响亮的。所以张先生的理论目前大概还不会被中国最高领导层作为立国原则接受，因为我们目前还是“人民政府”，多年来“党的教育”还得起点作用。所以张五常先生以及与他引为同调的经济学家们在进言时，还得持之以恒，再接再厉，一定得将这种“按权力排列的贪污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成上合天心，下符民意，并且还是浩浩荡荡的国际潮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前一向已有一著名经济学家出面宣称自己就是一位庸俗经济学家（即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反正“大道已死”，还有什么不能做，不能说的？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张先生这种理论其实中国早有一些经济学家们在十多年时间里反复论证过无数遍，但那语言包裹在学术表皮下面，隐晦得多，叫做“用体制外资源（即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即权力），成本最小，效益最大”。张先生的理论与之相较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所以下次这种理论的主张者在争夺“向中央政府进言”的资格老嫩之时，按时间先后排序，张五常先生还拔不到头筹。

（原载《书屋》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