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清涟在“长江读书奖”颁奖会议上的获奖致辞

    by  • October 28, 2000 • 采访与演讲 • 0 Comments

    女士们、先生们:

    这次获得“长江读书奖”的读者著作奖,本人深感荣幸。对我来说,今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对于这一特殊时刻所获的这一荣誉,我将永远铭记在心。我由衷地感谢全国广大读者对我的厚爱,并将把这份厚爱当作一种真诚的道义鼓励。

    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那些在《现代化的陷阱》的出版过程中给予了种种帮助的朋友们,正是他们的真诚帮助使我深深感到,在这条研究道路上,我不是孤军奋战。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两位人士,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吉先生,他在本书出版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另一位则是今日中国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黄隽青先生,当年多家出版社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我的著作抱持观望态度的时候,是他想办法将这本书送到了刘吉先生案头。他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眼光,尤其是那种坚韧的努力,说明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出版者。没有他的艰苦努力,《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可能至今还不为广大国人所知。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阐述的不是纯粹的“理论理性”,而只是坚持了时下中国的“常识理性”。作者借助于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分析解构了自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它的切入点是权力市场化这一在中国谁也不能否认的社会现实。正是权力的高度市场化,使得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精英转换的连续性与利益转移的稳蔽性。可以说,中国现阶段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形成,完全是以权力市场化作为起始点。

    十二年前我初到深圳这座城市,就发现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私人利益得到满足是以公共利益受损为前提,而贿赂则是私人获取最大利益的必经桥梁。在受贿者看来,别人进贡的钱物只不过是别人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巨大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回馈;在行贿者看来,这些贿赂却是保证他们能够得到优待的必要条件。人们普遍认为,与其忍受官员们的百般刁难,还不如花钱买方便。从个别部门看来,贿赂似乎能提高效率,促成办事速度加快。但是从社会宏观层面以及长远效果来看,系统性的腐败却很少能够产生正面效果。腐败行为促使政府官员在偏袒少数精英的同时危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腐败在中国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源于现存体制。从其效果来说,腐败在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引入了低效与不公平,最终也不能有效地引导私人利益。如果政府容许某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为自己赚取超量的收益,那么政府的合法性就会遭到破坏。仅仅依靠刑罚手段对腐败分子进行惩罚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做固然可以争取公众对政府的支持,但却无法解决那些引起腐败的内在的问题。一个对反腐败持严肃认真态度的国家,应该深入细致地去研究腐败的各种类型,并对症下药地根除腐败的内在根源。

    让我吃惊的是知识界部分人士对腐败的态度。在一个充斥着文盲与半文盲的国度,知识精英们本应承担起社会批判的重任,引导社会良性发展。但却有少数学者在不断撰写学术论文,努力论证腐败在现阶段是促使社会转型”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方式。这种论证不管表面上有着如何漂亮的理论外衣,但却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常识:贪污腐败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破坏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并加重了我国社会生活中固有的两个关键性的弱点:一是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之间不光彩的联姻;二是政府的软政权化,即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与法规。此外,还有一种对中国问题极不认真的研究态度,其典型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这一主义的主张者将各种令人眩晕的概念、术语堆砌起来,对所谓的“中国问题”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既有立论者为图名利进行商业化炒作的因素,也有来自对全球化阴影的恐惧。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究竟是“前现代”的专制造成的不平等与不自由与过大的贫富差距,还是“现代性”造成的异化、失落与精神危机?

    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因为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弄清楚解决问题的途径到底何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即为此而作。

    作为一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我有幸地经历了三个时代:文革前、文革以及后文革的改革时期。这三个时代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但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是实际上起作用的社会意识其实都很不相同。我认为,这样一个丰富多变的社会转型期对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来说,都提供了内涵无限丰富的研究对象。我所做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出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受过教育的人们讲述当代最重大的现实问题。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知识分子都用三种方式在对社会进行批判:一是技术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立足于理想主义的基本前提,也不是以光明的未来作为基础。这种批判者一般设身处地的为统治者着想,所提的对策大都立足于减轻现行统治的罪恶。二是道德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而不是以“社会本来是怎样的”作为批判的出发点。三是意识形态或历史的批判。这种批判以未来社会为名,攻击现存的社会,它把一切违背人的良心的不义都归结为现存秩序的本质,同时它还规划出一个宏伟的社会蓝图。这三种批判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具有高贵性,然而也有迷误的地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于一种或两种批判方式的结合。

    对于中国来说,整个20世纪充满了无边无际的忧患与苦难,这种民族的苦难,造就了这100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知识人格。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批判态度相对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源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历程的复杂性。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像中国那样为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感到深深的骄傲,但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直到20世纪,也再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遭受如此铭心刻骨的屈辱。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日渐边缘化的同时,其精英阶层也一直以“学者兼战士”的身份出现,承担着社会批判的重任。在这一群体中,一直鼓荡坚韧的道德理想担当,承担着把意见转变为理论的社会责任,他们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定位于不仅是求得个人生活的满足,而是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每一时期的批判方法有变,20世纪前半时期主要以意识形态(即历史的)批判为主,从50年代开始,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至80年代以后,才又开始了以技术批判为主、道德批判为辅的社会批判。而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历史的)批判,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会出现。而社会批判的严重缺位,大大延缓了社会进步。令人稍感安慰的是不管社会条件如何变化,在知识分子的精英中间,这种批判精神的血脉却一直顽强存在,即使在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血脉还以非常惨厉的形式延续下来。如顾准就是一位“窃天火,煮自己的肉”的思想者,我们今天思想的权利,正是顾准、遇罗克、张志新、黎九莲这些敢于质疑现实并进行批判的思想者在我们前头承担了牺牲和不幸,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争取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这份权利并加以善用。但近年以来,随着知识分子的利益集团化,这种批判精神正在逐渐减弱,这固然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立场及道德勇气有关,但还有一个批判能力日益弱化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重新寻找思想资源。令人感到安慰的是,目前正有一部分具有道德理想担当的知识精英在做着这些非常艰苦的工作。他们胸中鼓荡的批判精神,来源于对公平、正义等人类基本原则的信仰。这种知识人格使得他们在深信某种制度是违背正义公平等人类原则的时候,可以超越”成本-收益”的个人计较,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而竭尽绵薄。

    我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动机,以及我这些年来的思想历程,在书的”作者后记: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一文中已有简单清楚的说明。作为一个转轨时期问题的分析家,我当然懂得一个学者应当在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对现实作批判性的审视与检验。但我也确实非常清楚这种批判的限度,因为我知道经济学的边界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学问功力的边界在何处:经济学只能告诉人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配置,财富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长,即便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也只能在财富的分配上倾注公平正义思想。而哲学家才能理解人追求什么,并赋予人生以价值;历史学家才能告诉人们,人在过去发现了什么,以及未来或许会发生什么。而要认识中国现代化的一切问题,就必须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将社会批判上升到历史亦即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些工作需要一代知识精英们长期不懈的共同艰苦努力。

    最后,我借用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一段话献给中国思想界的朋友们:

    “我们决心在自由政治中建立一个公正的标准,今后它不仅仅关系到自尊,而且关系到准确说出我们的意欲和我们的思想的必要性。如果需要,对于那些不管在其它方面多么有资格,却向政治巧言屈服的人,对于那些在诺言和实际间有差距的人,我们都将反对他们。”

    愿以此与思想界的朋友们共勉。

    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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