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期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兼答韩德强先生

    by  • November 16, 2000 • 程晓农文集 • 0 Comments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期中,原有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精英也因各自的选择不同而产生严重的分化。本人在去年发表的“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之分疏”一文中曾提到,被标识为“自由主义”的学者可能因对权力资本化和社会公正的看法不同而分化。但该文却没有涉及一个当时已露头的问题,即高举左翼思潮旗帜并以与自由主义学者对垒的姿态出现的学人中,其实也正发生着严重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对极权主义的看法和评价与现代左翼思潮的主流看法有越来越大的差距,他们实际上正自觉、不自觉地从左翼思潮的阵地上游离出去。而其中一些人最近的不当言论与当前在思想界压制部分知识分子的做法相呼应,让人联想到落井下石,这些人的做法显然有违知识分子的为人之本。我的不平则鸣,在不期然中把自己拉进了一场论争。现在既已谈开,正好借此机会分析一下“新左派”中出现的杂音。

    争论的缘起

    从今年2月份以来,中国大陆若干位知名学者仅仅因为介绍了一些学术观点或引用公开资料分析了社会现状,就遭到来自官方的一连串打击压制。我身为知识分子群体之一员,在对中国近一年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用“言实”的笔名写了一篇“中国近期知识分子的政策与无耻者的声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文章中,我批评过一些人打着新左派的旗号,为压制行动鼓噪助威这种落井下石之举,其中引了韩德强先生在“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一文中的一段话。

    我是9月初才在《八面来风》杂志上看到了韩德强先生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一文,据他说,这篇文章他已先后送交多处。在这篇主要是为改革前三十年评功摆好的文章的结尾,韩德强先生说:“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我的那篇“中国近期知识分子政策与无耻者的声音”批评了这段话,但因主题的限制,对于韩先生歪曲历史、尤其是歪曲文革史的研究方法,还根本未曾涉及。因为韩文结尾这段话从根本上否认知识分子的行为规范,而且迎合了打压知识分子的做法,有违知识分子的基本道义,并可能在思想界成为不良范例的滥觞,我才写了那篇文章。

    在我的文章正式发表前,曾将草稿传给一些朋友看过,结果这草稿就被贴到了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网站上。我的文章经修改后于2000年10月1日才正式刊出,韩德强先生此前就看到了拙作的草稿,并且及时撰文批驳。于是他针对我的草稿的反驳文章几乎和拙文(定稿)同日刊出。在发表本文之前,我通过电子邮件向韩德强先生表示,我很愿意与他讨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行事的问题。不过,他似乎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并不大,而是试图将讨论引入歧路,譬如我在写文章时应该使用笔名还是真名,不同文章中风格是否必须一致,以及我个人看法对自由主义思潮的形象有什么影响,甚至我发表了什么看法就代表着一个学术刊物的立场水准如何等与我文章主旨无关的问题。韩先生之所以采取这种为真正学者所不取的“辩论”方法,或许是因为拙文末尾点出了他对打压自由知识分子的做法表示了赞同,而他自己也知道再为这种态度辩护只会越描越黑,所以竭力回避这个问题,旁顾左右而言它。

    他涉及到的前两个问题,属于我个人的选择和权利,不需要他人指点;而后两个问题则好象不是真问题,我也无须回答。至于我个人倾向于什么思想流派,抑或要代表什么流派,似乎也与我批评压制知识分子的政策无关。我从事中俄社会转型比较研究,涉猎的领域从经济学到政治学、社会学,从来不将自己拘泥于某个思想流派中去。近十余年来,我读过的左翼流派的文献恐怕不会比韩德强先生少,毕竟,我目前的学术主域是社会学,在这个领域内左翼思潮的影响远大于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

    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

    在社会主义国家,官方将知识分子定义成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如中国的定义是受过大中专教育的人。其实在当代国际社会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从来就有截然不同的标准,按照国际标准,知识分子是指从事与知识、文化的研究、传播、创造有关的活动的人。这个概念其实已将接受过良好教育当作隐含的前提,大体上能与一些职业分类(如教授、记者、作家等)对应。但是它不包括以应用知识为主要职业特征的人们,如律师、会计师、医生、经济师、金融分析师等,这些人被视为专业人士。而国际社会学界还流行一个更严格一点的标准:在从事与知识、文化的研究、传播、创造有关的活动的人当中,只有那些具有人文关怀精神、关心社会问题和民众利益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这狭义的标准不仅考虑到知识分子的职业特点,而且考虑到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行为特性。从这一角度去看,知识分子应当是不依附权势、具有道德勇气、能坚持独立思维、敢于直言的人。无论其思想观点接近左翼思潮还是自由主义,在这些基本点上应该不会有差异。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们可能倾向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或充当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但他们的行为规范应该是相同的。显然,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绝不可能赞同在思想界施行打压的做法的,然而,最近这一公认的行为规范却受到了一些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们的挑战。

    在拙文所引韩德强先生的那段话中,韩先生将知识分子和领导人的关系视为“吃了人的就要忠于人”。这个说法首先颠倒了政府和老百姓到底谁养活谁这个基本是非问题,其次也从根本上违背了知识分子的良心,说明韩先生似乎根本不明白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为何物。

    政府和老百姓:谁该感谢谁?

    韩德强先生文中“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其思想来源好象是中国上古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如果将韩的那句话里的“人家”换成“皇上”,也许在晚清时期还能听到皇上王爷廷臣们如此训诫属下官员——但也没见有人这样申斥农工商阶层,因为他们是纳税人,儒家学说常讲的“取之于民”,其实就包含着他们也没否认民供养了官这一基本常识。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倒是听过太多的诸如“政府给了人民什么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之类的习惯用语。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基本概念应该是早就厘清了的。在现代世界里,谁都知道,国家、公共资源及公民之间的关系为何,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思想家汤姆.潘恩在他那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里早已谈得清清楚楚。韩德强先生的这一充满了毛式精髓的表达令笔者不禁深有“今日为何朝”之困惑。

    笔者上次在文章中批评这段话时,因主题不是驳韩文,所以只是点到为止。可是韩德强先生似乎并不以为然,在驳斥我的高论中大谈特谈谁应当纳税和如何用税的问题,这就必须回到“常识”这一基本起点上来谈了。创造社会财富的不是政府(即韩先生文中的“人家”),而是民众,这是个本不必在此重复的社会常识。在许多学人看来,到了二十一世纪了,还得重申这些话,不免好笑。不过,因韩德强先生的观点之故,我不得不从这个基点出发,说明是不是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了,就得象韩德强先生说的那样对政府感恩不尽。

    首先要说明的是,改革前中国的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是建立在勒紧老百姓的裤带、让大家过苦日子的基础之上的,这并无可称道之处,二十年前经济学界就早有定论。它也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政以后的必然策略。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城市职工得到的“工资”严格地说只能算是低水平的生活费,其他诸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则以政府恩赐的“社会福利”形式体现出来。广大农民们得到的“工分”也只是满足了国家提留后剩下的极低水平的生活费用。工农大众们创造的社会财富大部分都被国家集中起来运用,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又完全被“大跃进”、“山、散、洞”之类的投资决策浪费掉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经济因“大跃进”而陷入严重困难、饿死数千万人的同时,花费巨额资金提炼重水、研究和试验原子弹和导弹的计划并未中止。在严重缺粮的年份里,为了筹集外汇黄金进口必要的相关原材料和设备,中国还出口了数百万吨可以救活上千万条人命的宝贵粮食。

    韩德强先生的文章对这种视领袖的脸面威风和政府的实力比人民的生命还重要的制度推崇备至,文中的某些话听起来仿佛是久违了的文革时期“写作班子”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类的调子。韩先生为了替旧体制歌功颂德,好象不仅要把二十年前经济学界批判改革前“高积累、低消费”政策的定论翻过案来,而且把那套体制造成的数千万饿死的冤魂和几亿农民的艰难困苦都轻轻一笔抹杀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六十年代初陈云倒还曾感叹过,中国人民实在太好了,饿死人也不起来造反。尽管他对“一五”时期的体制也和韩德强一样情有独钟,八十年代里又一向抵制变革,不过总算他对“大跃进”的惨祸还说了一句真话。1977年万里目睹了安徽农民穷得没裤子穿,在省委会议上也说出“我们何颜以对、问心有愧”。韩德强先生虽然只是个普通百姓,也号称关心“人民”的利益,不过在对旧体制的评价上,他的观点怎么看也不象是代表人民的,甚至与身处庙堂之高的万里先生的看法也完全相反。

    其次,九十年代以来,用自己的钱买了股票来扶持国有企业、买了国债让政府有钱开支、或用个人储蓄支撑着国家银行系统免于破产的老百姓,就更没有什么要“谢恩”的了。我在13年前一篇发表于《经济研究》上的关于改革中国民收入流程变化的论文中早就说过,中国从那时起,政府就主要靠银行的资金而不是税收来维持全国经济的运转,而银行存款主要来自居民储蓄。过去几年中我也几次撰文提到,中国的金融系统完全依赖政府信用的支撑,民众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好把存款放在国家银行里,这使政府得以用银行贷款养企业,维持经济繁荣。只要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有基本了解,就能明白,这种“花钱买稳定”其实是以民蓄买民心。可以说,随着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上市和国债发行逐年扩大,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政府主要是靠民众的财力在支撑和维持着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不是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套用韩德强先生的话,在这方面如果要“讲良心”,那么,饮水思源,应该不是老百姓感谢政府,而是政府要感谢全国老百姓,其中也包括要感谢知识分子。

    第三,韩先生的文章中还涉及到对知识分子劳动价值的评价。众所周知,毛时代政府养活知识分子的观念,其实还是中国封建社会养士观念的余绪。现代社会当中,人们早已认识到,知识分子(包括人文知识分子)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这个改革以来好不容易才谈清楚的问题,到了韩先生这里又变得糊涂起来,仿佛知识分子们的劳动不能创造社会价值,知识分子们完全靠政府养活似的。韩德强先生文中教训的似乎是敢于批评改革前旧体制的学者。就算某学者是直接从国家财政部直属的财政科学研究所领的工资(可算是最接近他讲的“吃人家的”状态了),是否就不应表达自己的独立看法了呢?要知道,这个在政府“养”的部门里工作的知识分子拿了政府的工资,所交换的也只是自己职务范围内的劳动,而不是社会批评的权利。即便是在传统封建王朝时代,统治者好像也必须明白一个道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学派之争不应妨碍对思想和学术自由的认知

    按照韩先生的逻辑,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恪守“谁给肉吃就为谁叫”的行为准则,那我就只能说,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称之为“知识分子”,而只应归于充满承欢之心的“帮闲”之列。韩德强先生这篇文章是否就间接地表明了他如此看待自己的社会角色,还有待其本人说明。不过,我实在是看不出这样的“良心”与知识分子的“自豪尊严”以及道德良知有任何关系。相反,我倒是觉得,心甘情愿地充当“帮闲”的人,其实是谈不上什么“自豪和尊严”,也谈不上什么“良心”的,除非对这些词汇的内涵重新进行定义。韩先生声明,他的那篇文章发表于1999年,并非针对今年的打压行动而来,但他在部分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压制之后又再次把这篇文章送到《八面来风》杂志上发表,文中这些十分刺耳的话实在没有办法不让人感到其动机可议。

    在我撰文批评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的现象后,韩德强先生曾来信质问我对他的批评,我在回信中表示,如果他认为自己真是个知识分子,就应该赞同我对那种压制现象的批评。这本是暗示,希望他能对我所批评的现象表示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才是我那篇文章的主题。但当我看到韩德强先生发表在《新呐喊》网站上批评我的文章时,我才意识到,我不希望出现的结果还是出现了。他完全不理会我在信中的暗示,在文章中从头到尾故意避而不谈压制现象这个我议论的主题,却抓住一些与本文大旨无关的枝节问题东扯西拉,又上升到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潮争论的高度,力图转移话题。这不得不使我重新明确地再次点出我与韩德强先生之间的根本分歧,即到底对压制知识分子的现象持什么看法。

    任何现代知识分子都会同意,绝不能因为自己与被压制的人学术观点不同,就为他们遭到打压而心中暗喜。我想人还不至于卑劣到这种程度吧,即使有人真这么想,我也相信他至少还不敢公开说出来。本来,左翼思潮也好,自由主义也好,在这一现象面前应该没有任何分歧。如果谁自称秉持左翼思潮的批判型思维,却赞成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他已经自外于左翼思潮了,不应该再为倾向于这一观点的学人所接纳交往。

    如果韩德强先生和我对思想和学术自由的看法并无根本不同,你为什么不找个地方至少说明一下你对被压制者的同情呢?这样你不是就主动得多了吗?我确实很希望能看见你这样的文字。还记得我给你信中所说的话吗?我提到,“我真心希望通过讨论能看见中国的思想界多一些正气,多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那才是中国之福,中国老百姓之福”。可是,如果你连几句同情被压制者的话都不愿写下来,那不是正好坐实了别人对你的批评吗,如此则何冤之有?我又何必再浪费时间与你继续在文字上进行这种常识层面的辨析呢?

    现代西方左翼思潮并不认同极权主义

    韩德强先生将自己和左翼思潮划上了等号,因此他极力表明一点:对他的任何批评都意味着是对左翼思潮的批评,其目的是在于获得左翼阵营的支持。然而,他的这个“等号”其实划得太草率了。因为真正的左翼思潮从来反对任何打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做法。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种公开赞成打压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极权主义思潮。本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的左翼思潮在理念和观点上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越来越泾渭分明,前者总是极力划清与后者的界限。欧洲的左翼政党对极权体制的种种倒行逆施的批评远比右翼政党尖锐,就是力图与极权主义划清界限的表现。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极权主义的实践和意识形态都是改革的对象,在中国也并不例外,只是各国改革的进度不一、着力点和说法不同。在改革过程中,左翼思潮的出现是正常自然的,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认知和社会需要。但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极权主义思潮也可能包装在左翼思潮的外衣下鱼目混珠,借着左翼思潮的话语还魂。

    中国目前的所谓“新左派”,其思想脉络虽然多样化,但九十年代以来主要的理论和思想资源还是来自西方近几十年来的左翼思潮,而不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教条。韩先生不应该忽视这样的事实:尽管左翼思潮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样都批判资本主义,但西方的左翼思潮主流同时也与自由主义一起,把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归为极权主义的实践和意识形态体系而加以批判。从这个角度讲,真正的左翼思潮是绝不愿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唱半句赞词的。或许只有少数人是例外,如曾为共产党员的美国研究苏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古德那(AlvinGoodner),就对列宁式先锋队政党的功能大加赞扬,可是这一看法在社会学界并无多少人赞同,最后成了他个人表演的独唱。

    转型期因权力市场化而出现了大范围的腐败,认清这一现象的根源其实并不是艰深的“哥德巴赫猜想”,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早就深刻剖析了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也还有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把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腐败归咎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物,同时刻意回避腐败与极权体制余势的关系。在今日的中国,腐败都是围绕着权势者进行的,而权势者得以从事腐败活动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其实与资本主义毫无干系,倒是与旧体制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这种以“左”的面目出现的论调故意回避腐败的制度根源,并试图从改革前的极权体制中寻找光明。持此论者倘若不是刻舟求剑的冬烘先生,就是在讨论之外另有所图。

    改革前的极权体制作为一个体系,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基本架构、意识形态、运作、发展策略等大体上相似,而产生的结果也相差无几,这种极权体制遭遇的困难,使得改革成了必然的路径选择,今年金正日的表现就表明了这一历史进程难以逆转。如果社会主义极权体制作为一个体系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如韩先生这般欲从中精心挑选一些“美好”的现象,以为这些现象可以脱离其生长底盘而被移植到新的体系中,就仿佛要从枯萎的老树上努力寻觅几枝可作盆景的枝丫,然后通过盆栽重新培养出生命旺盛的老树一样,注定只能是误国误民也误自己的幻想。改革从来都是“老树”的自救,也因此只能在“老树”的底盘上生发。因而这也意味着在改革过程中旧体制的余势,还是会时时左右着制度转型的方向和过程。可以说,腐败的大规模出现,其原发的基底是旧体制的延续部分,而经济市场化只不过提供了机会和场合而已。没有市场化,腐败也照样存在。

    早在改革开始前,各级干部中就存在着腐败现象,只是权力还没有机会资本化而已。了解苏联历史的学者都知道,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腐败就已成为众所痛诟的现象,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自俄国归国后曾为文叹及此事。所以,把社会主义国家里腐败的出现单纯解释成资本主义现象,实在是歪曲了其实质。现在由于这种解释与旧体制的意识形态主调相吻合,提出此论者的目的更是大为可疑。

    仅仅只看一个学者是否敢于批判资本主义,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进行毫无政治风险且还会受到政府某种鼓励的批判,其实完全无法判断这位学者在极权主义和左翼思潮之间的位置。只有那些既批评资本主义、也批评极权主义的人,才属于真正的左翼思潮。所以,是否批判极权主义,可以说是识别真假左翼思潮的试金石。我在这里之所以慎用“新左派”这个范畴,就是因为在中国,这个范畴所代表的现实对象中,可能既包括了真正的左翼思潮的拥护者,也包括了使用左翼思潮话语的极权主义辩护者。而后者很可能陷前者于不利的境地,甚至污损了前者的社会形象。

    “中国特色”还是极权体制的共性

    极权主义在俄国东欧已经成为历史,但在中国则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1949年后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模仿斯大林式体制建立起来的,这种模仿大至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小至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材和院系设置。那一时期中国对斯大林体制的崇拜,曾经达到谁批评“苏联老大哥”谁就是反革命的荒谬程度。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因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袖地位而终致翻脸,其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触痛了毛泽东应该说也是翻脸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苏联还有过不彻底的非斯大林化,那么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则完全没有清除斯大林模式的全方位影响。毛泽东1957年以后所做的一切,除了表面上提出的“赶英超美”之外,实则还有不便说出来的,即试图超过赫鲁晓夫这个第二代领导人的地位、从而争当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精神领袖这一动机(用毛的话讲,为此就得“手中有米”),他的“创造”其实不过是在仿苏模式的基本框架内独树一帜、搞他的土“共产主义”罢了。

    凡是六、七十年代真正在农村生活过几年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那次“大跃进”造成数千万因饥饿而死亡的冤魂。从此,朴实的农民们一“忆苦思甜”就回想起那段不堪回首、惨不忍睹的日子。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民主国家,因为那种国家的政治领袖休想面对如此严重的政策错误而拒不承担个人政治责任。在大跃进彻底失败后毛泽东被迫沉潜了一段时间。国民经济休养了几年以后,毛为了转移目标、重新树立个人权威,又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此证明自己的永远正确。这就阻断了清理大跃进时期全盘错误的政策、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将中华民族拖进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对这段历史缺少这一必要的清理,就使历史真相深深掩藏在一团充满了欺骗与隐藏的迷雾后面,这段时期的成就虚而不实,代价藏而不露,充斥耳目的都是用谎言写就的文本资料。例如,对大跃进导致的严重后果,官方言之凿凿的解释之一却是“三年自然灾害,其中且有一年的灾害是百年不遇的”,可是已公布的同期气象水文灾害资料却显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自然灾害”。至今四十岁以上的多数国人仍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如果没有,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连续三年吃不饱饭。而在中国后来的“跛足改革”过程中,单纯强调经济改革、禁止清理历史的做法也人为阻止了这一任务的实现。

    事实上,中国至今连象赫鲁晓夫做过的那种并不彻底的清理也从未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不争论”,轻易地将这段历史的是非之辨搁置下来。这固然回避了矛盾和责任,但也很容易混淆这段历史的是非。现在许多深知五、六十年代史实底蕴的老一代人跳不出旧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模式,不能还历史的真面目;而一些年轻学人并不太了解当代史,却又不愿从事艰苦的史料挖掘工作,而是忙于搬用一些时髦概念“建树学术成就”,贸然曲解历史,为己所用,其结果是将本来就模糊不清的历史描画得更是一片混乱。

    不喜欢极权主义这个字眼的人,常常会强调中国改革前旧体制的本国特色,淡化那个体制与苏联模式的整体近似性,从而回避改革前的旧体制与斯大林模式的关联。事实上,中苏两国改革前的体制不仅总体上出自同一模式,而且,两国改革前一系列的历史演变也惊人地相似。在苏联先后出现的许多历史事件和现象几十年后以相似的时间顺序又重复地在中国出现了。但是,许多中国学者由于不了解苏联的历史,或者只知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官方说法,忽视了这里面饱含的历史启示。中国在改革前三十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中国采行了斯大林模式有密切关系。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比较中苏两国改革前历史的相似性和差异,将大大加深我们对这一模式根本弊病的理解。

    在这里,我只简短地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强制农业集体化的悲惨结局。中苏两国都是在政权基本立稳足跟之后就开始工业化,为了提供工业化所必须的积累,发动了完全违背农民意愿的农业集体化,这一过程最终都变成了高度政治化的高压强制,其结果是造成严重缺粮,数百万(苏联)、数千万(中国)农民饿死,连两国饿死的农民数量占农村人口的比例都十分接近。随后两国都不得不松动农业集体化政策,让农村休养生息。一旦农村情况好转,则又都再次巩固集体经济,从此农业就徘徊不前了。

    第二个例子是,中苏两国都在强制农业集体化造成严重后果之后发动过“文化革命”。不少中国学者都知道第一个例子所涉实情,而对第二个例子就少有人知道了。事实上,毛泽东并不是“文化革命”的始作俑者,这个发明权属于斯大林。所以,指责“文革”的人不必把帐完全算在毛泽东的头上,赞赏“文革”的人也不能让毛泽东专享此美。从历史事实出发,追溯“文革”渊源,斯大林才是真正的老师,毛泽东只不过是学生而已。早在1929年至1931年,斯大林就发动过性质与中国六十年代的“文革”性质差不多的“文化革命”。中国的这个运动的名称,与当年苏联这个运动的俄文名称只差一个字,中国的叫“文化大革命”,而苏联当年叫“文化革命”。中国的“文革”在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其实是苏式“文革”的再版,并无创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许多口号和发动群众的做法与当年苏式“文革”基本上差不多。毛泽东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在模仿苏式“文革”时,又加进了满足他个人需要的权力斗争,即打击“走资派”。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文化革命”的规模远远不及中国“文化大革命”声势浩大的原因之一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虽然完全否定了毛泽东打击“走资派”的政治策略,却未在同样程度上否定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这恰恰表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未肃清。如果有谁想从中国的“文革”中寻找“积极”因素,比较严肃的治学态度恐怕应该是从熟悉苏式“文革”的史料起步,然后解释为什么两国的“文革”会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否则,如果连找出来的“积极因素”的国籍都弄错了,岂不是贻笑大方?

    举这两个例子只是要说明,对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的认识,应当放到斯大林模式的建立、演变和转型这个历史大背景中去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为什么苏联几十年前明明白白犯过的重大失误,中国后来居然会一步不差地重复一遍?连顺序都几乎毫无差异?彼此的历史如此地相似,难倒只是领袖个人的偶然失误吗?即便可以这么想,那也只能把斯大林第一次犯错算成是“没有经验”的失误,却无法解释推行“以苏为师”方针的毛泽东为什么明知前车之鉴,还坚持重蹈覆辙。

    如果不去严肃认真、整体系统地清理极权模式的教训,而是像韩德强先生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一文那样,选择性地挑一些数字为我所用,加上三言两语,就去贸然评价一个制度体系,很可能会得出简单幼稚、片面扭曲的结论。当然,西方的左翼思想家有时也会犯这样的错误,不过,他们对极权体制是雾里看花,得出了不恰当的结论,可以归结为“他者”角色常犯的错误,而身为“自己”的中国学者身处其中,就没有任何理由去片面地曲解历史。

    极权体制下的“积极分子文化”

    事实上,过去半年来一些知识分子受到的打压,与他们周围的某些“积极分子”们有很大的关系。而学界中出现的某些为打压“伴唱”的杂音,也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可悲的“积极分子文化”。

    “积极分子”是从五十年代以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从“土改积极分子”、“反右积极分子”、“四清积极分子”到“学毛著积极分子”、“批林批孔积极分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分子”,我们曾经生活在充斥着“积极分子”的社会中。它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范畴,一种行为模式,一种社会动员工具,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八十年代以来,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少,究其原因,是随着思想的解放和人们独立思考能力的增强,人们对这个词的认同程度越来越低,在大多数老百姓的心目中,它的社会意义已从正面的变成负面的了。今天谁要是被同事们称为“积极分子”,恐怕没有人会以为这是对他的真心赞扬。所以,继续公开直接地使用这个概念来达到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的目的,已经越来越不灵了。

    但是,几十年来形成的这种“积极分子文化”并没有消失,它借以生长的体制环境也未获得根本改变,所以,当一些没有“积极分子”头衔的新积极分子出现时,人们也并不觉得十分惊讶。可惜的是,在中国却从来没有人认真分析过这种“积极分子文化”对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惭愧的是,尽管他们与这些角色朝夕相处,却把研究这一现象的成果拱手相让给外国学者了。

    第一位研究中国的“积极分子文化”的是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安德鲁.沃德教授,他在八十年代出版了一本书《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部门的工作环境和管理权威》,此书曾获1987年美国社会学会的杰出学术贡献奖,数年前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译成中文在港出版,书中鞭辟入里地分析过十年文革时期的这一现象。他也是首位从中国的流行政治话语系统中挑出了“表现”这个词加以研究的学者,并且用这个词来刻画领导层和“积极分子”之间的互动方式以及它的社会影响。“积极分子”这个概念对国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四十岁以上的人只要稍微回想一下自己以前经历过的社会活动环境,必定能找出几个自己熟悉的“积极分子”的影子来。

    “积极分子”自然是相对于那些不积极或不很积极的分子而言,是极权社会当中的少数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多数人不愿意主动充当“积极分子”,而且因为充当“积极分子”的过程充满了竞争,为了凸显自己的“积极”,竞争者们必须要想方设法“表现”自己,把自己变成少数“表现”突出的人。从历史事实来看,“积极分子”

    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和发挥了人类性格中潜藏的阴暗面,其主要社会作用是为领导层培养“带头羊”和“打手”,它是改革前极权体制的必然产物,并非“中国特色”,在苏联社会中也存在着类似角色。在极权体制下,“不顺从者不得食”成了强制实行的社会准则,不仅任何带“冒犯”性的行为与语言——有时哪怕只是“冒犯”了基层的某个小主管,都可能造成对人们基本生活状态的威胁,甚至人们表示“顺从”时的态度如何都是领导层衡量下属“表现”的尺度。苏联的党务系统就曾下达文件公开规定,民众“学习”党的文件时必须要保持“正确的态度”,要表示出对党的号召和决定的“忠心拥护”和“热烈响应”,不能表现出任何的“勉强和不情愿”来。今天的北朝鲜仍然完好地保存着这套做法,并且将其发挥到极致,如独裁者金日成父子被颂扬成了全体国民的“慈父”即其一例。

    然而,要绝大多数人对这种体制都发自内心地“忠心拥护”并“热烈响应”,大概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凭借个人魅力与充满超经济强制的政治高压才能做到,继任的领袖们即使想效法前者故智,也空有其志,且难收其功。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或早或晚地会出现“公开场合的谎言、私下场合的真话”(publiclies,privatetruths)这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中国人其实非常熟悉,那就是人们并不真认同官方话语系统,但迫于生存需要,只好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工作场所)勉强地说几句别人已重复了许多遍的“假话、大话、空话”,而在私下的场合,则是说什么怪话的都有。

    这种状况下,在公众场合中“积极分子”们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他们具有带头表态、把表态的调子拉高、形成对“不积极分子”们的压力的功能。往更深层次看,“积极分子”们的“表现”把这个“假表演”变成了表面上的“真”,从而实现了领导层进行社会控制的目标。

    由于天天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自然而然地炼就了一套基本功,即识别主动迎合与被动表态之间、应付需要的场面话与逢迎献媚之词之间的微妙区别。1959年上庐山开会的中央委员们当中,不少人准备了两份调子完全不同的发言稿,准备随机应变,就是这种基本功的典型表现。

    正因为“积极分子”成了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机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积极分子”的“好表现”也无非是为了向上攀升,所以由领导掌握的各种物质和机会性奖赏自然是优先提供给“积极分子”。这样就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以“表现”换取利益的机会主义政治文化。这样的利益交换机制与“不顺从者不得食”的压制手段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控制机制赏与罚的两个主要方面,这种机制造成了极不健康的社会气氛和社会行为。

    现在,“积极分子文化”虽然在成年人的社会生活中逐渐褪色,但在中小学里却还比较完整地存活着。因此,在孩童的学校和家庭教育中,能非常明显地看出它的不良影响。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家长都有这种经历,就是如何让幼稚单纯的孩子在这种“积极分子文化”中尽快世俗化,而又不失其真诚之心。家长们必须努力帮助自己的孩子理解:老师们奉命教的教条不能全信,可又要装出非常信服的样子来,以取得老师们的表扬;表面上信誓旦旦,私下里却不必照着做,谁做谁是傻瓜;这种教育还包含着一种技巧,既要让孩子学会表里不一的行为,也得教他如何做得自然而不漏馅。一些家长在对孩子进行这种教育时非常痛苦,因为他们还想让孩子不要过于世俗,多少保持一颗诚实的心。

    北京的一位高校院系负责人曾与笔者谈起,前些年中小学奉命发动学生学赖宁,号召中小学生要见到火灾就冲上去救火。这位教授很无奈地说,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给上小学的孩子讲明白:赖宁是英雄、要“学习”,但是儿子你可不要模仿;见到火应该先去报告大人,因为你根本没能力、也不会救火,只能白白送命;但是,你实际上不真学,可还得说一定会“认真学”。这种绕口令式的说法完全不是笑话,而是“积极分子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现实生活。这种文化会改变孩子们本应有的表里如一的诚实,造成社会价值观的畸形,我们今天处处可以看见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它也不是“中国特色”,笔者在俄国就听许多母亲谈过1991年以前她们曾有过的类似烦恼。

    虽然依靠“积极分子文化”实行社会控制的机制确实不断再生出“积极分子”来,但随着社会的逐步开放和进步,“积极分子”的社会地位和重要性还是会不可避免地逐渐下降。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包括政治挂帅的式微、官方意识形态的失灵等等,最根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违背了人类偏好说真话的自然本性——“皇帝的新衣”里那位小孩说真话,就是因为小孩还没有被说假话的社会文化异化得失去自然本性。随着“积极分子”渐渐地被多数社会成员冷落,人们在公开场合的应付性表态必然会越来越简单化、形式化,代之而起的是种种政治笑话。政治笑话表面上是“假话”,但却体现了“真话”的某些含义或意向,满足了人们讲真话的需要,也不违背不许在公众场合讲真话的那种行为规范。可以说,政治笑话的流行是“积极分子文化”从整体上崩溃解体的前兆,在苏联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就进入了这种政治笑话的高发期,中国则比苏联晚了二十年。时至今日,中国的“积极分子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愿意充当“积极分子”的角色也依然存在,这就是今天中国必须要反思“积极分子文化”的原因。

    文化人中“积极分子”的话语和角色错位

    在过去几十年中,学者和文化人里不乏“积极分子”式人物。他们每每以“表现”来换取领导层的青睐,有些人甚至以此为志、以此为业、以此为荣。一些人长期扮演这种投机性的“积极分子”角色,久而久之,就从被迫到自觉,从自觉到主动,从主动到把外在的“灌输”内化成“自生的信念”,再回过头来“灌输”给别人。中国改革前的三十年里,这种例子俯拾皆是。结果在“积极分子文化”的压力下,不想充当“积极分子”的人只有默默无语,连文字上都不便留下真正的心声,偌大一个中国我们只看见一位顾准。

    也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苏联的学界,述而不学,术而非学,却很容易就能混得一衔半职,被钦定为“国家级专家”。长期下来,学界风气劣化,“学术”早已不成其为学术。郭沫若、钱学森算是对科学有过大贡献的,现在的民间声名却不太好。郭沫若留下来的那些吹捧大跃进、“文革”、“江青同志”的打油诗,钱学森当年以著名科学家的名誉担保大跃进时期粮食放“高产卫星”有科学依据的时文,都留在历史中了。功过本不可抵,后代史家从不客气。身为知识分子敢不慎乎?

    其实,按照本文开头提到的知识分子的定义,文化人中的“积极分子”不能再算是知识分子了。不仅是他们的人格和行为模式为世人所不取,还因为按照知识分子的标准来看,“积极分子”的话语和角色全都错了位。

    如果借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古德勒(AlvinGoodner)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解(我猜想,这样韩德强先生可能比较不会排斥),知识分子的功能在于主导“批判性话语文化(cultureofcriticaldiscourse,在社会学中流行的缩写是CCD),也就是独立于主要权力系统,以其话语发挥社会监督和社会批判的作用。这种角色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应该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分析一下文化人中一些“积极分子”的典型言论,就会发现,他们的话语以颂扬现存社会系统的基质为主调,如果他们也在批判什么的话,往往也是批判知识分子的不为领导所喜的言论,或者某些不会根本上触犯领导的枝节问题,或者站在中国大地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因为这根本用不着承担什么政治风险。这一切表明,文化人中“积极分子”的话语是错位的,偏离了知识分子本应有的话语定位,反而站到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对立面。同时,文化人中“积极分子”的角色也错位了,他们把批判的对象变成了无权势的知识分子,站到了与知识分子角色相反的位置上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文化人中的“积极分子”应该被知识分子群体(包括左翼思潮的拥护者)所抵制,因为他们其实不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而是试图混进这个群体、扭曲知识分子行为和话语系统的杂音制造者。若借用微观经济学的名词,他们是政治势力在学术领域的“代理人”。

    在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话语和角色定位与古德勒的说法是一致的。如果有学者具有道德勇气,承担起社会良心的功能,敢于直言不讳地公开讲真话,不“为王者讳”,不“为尊者讳”,更不“为稻粱谋”,他们的作为就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和价值取向。因此,他们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真诚欢迎和喜爱。他们的书自然会进入畅销书榜,他们的文章发表在哪家杂志上,哪家杂志的销量就上升。当然,他们也可能面临被打压的危险,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他们的知识分子形象尤其让人敬重。

    转型中的中国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恐怕为政者也十分清楚。因为那些“积极分子”长于仰领导者的鼻息,却缺乏真知灼见,或者只剩下一身骂人的本事,为了一块“骨头”也甘愿充当“打手”。历代皇帝都懂得,媚官佞臣多了乃亡国之兆,但是,这样的人也总有些“颂君扬圣”的本事,因之在社会上也就会有一块地盘。他们其实也知道自己之不堪,故而时常想扮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来提高一下自己的社会声望。比如,中国现在有些人就一面颂扬着“光明面”,一面又极力表现自己的“关心社会大众”角色,找不到别的机会,就突然把别的学者已讲了十来年的“社会公正”问题当作一面大旗抢到自己的手里,居然堂而皇之地大批特批真正谈“社会公正”的几位学者的“不彻底”,以此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当然,过去十年来,世道已经大大改变,“积极分子”越来越少,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越来越低。但是,总还是不时有新的“积极分子”以不同的面貌出来“表演”,以谋取些许利益。无论是从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来看,还是从净化学术环境的角度看,或是从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形象看,中国的思想界都应当形成一种正气,敬重真正的知识分子,疏远“积极分子”,支持知识分子应有的行为规范,抵制“积极分子”不良风气的蔓延。

    原载《民主中国》网刊,200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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