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药》之新解——人血馒头的另一种吃法

    by  • September 10, 2001 • 读书与随笔 • 0 Comments

    “西安打假”归来后,不断有朋友打电话来安慰我,末了总不忘补上一句:希望这事不要太影响你的心境,耽误你的研究。一些了解冒我的名出书的朱健国的品格及为人者还进行预测:朱已经将贾平凹、余秋雨、袁庚、张志新、何清涟通吃了一遍,下一个目标不知轮到谁?

    与刚在西安打完假回来时相比,心情相对轻松了一点,身体疲惫也略为恢复了一些。于是做学术研究的“积习”又抬头了,开始思索中国社会的“生态平衡”问题:一个人成了名,便有不少人要来吃“名人”,吃和被吃,就构成了一种社会生态。而且这“吃”分成几种,第一种是假称与“名人”是朋友,比如朱在动员书商出书时,便称与我“私交很好”,并且“是永远的好朋友”——这话有两层可笑之处,一是关于朋友身份的认定,我其实还活着,是不是我的好朋友总还需要我本人认可,并不由别人单方面说了就算。如果我现在死了,这种朋友身份的认定那就没办法,如张紫葛与吴宓到底是不是好朋友几乎成了个辩不明的公案,因为死者长已,吴宓不能从坟墓里站出来证明张的朋友身份是否属实。吴宓女儿毕竟隔了一层,不能直接质证父亲朋友身份的可靠性。第二层则是“永远”这一说法本身的可笑,我毕竟年过不惑,总还知道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我至今还不敢称谁是我永远的好朋友,然而却在莫名其妙中成了另一个人“永远的好朋友”——第二种方法则是将“名人”的“名作”盗版以谋利,这种被吃,相信稍有名气的著作都碰到过这类“运气”;三是盗“名人”的名出书。我虽是“暴得大名”——朱总是将自己是否知道一个人作为别人是否有“名气”的标准,因为他在今年二月中旬以前不知道我,故总认为我是“暴得大名”——这三种被“吃”的滋味却都尝过了。于是我悟出了社会人群之间的“生态关系”之真谛:“名人”就应该被部分对“名人”有兴趣的非名人吃,因为有“名人”的存在,才能使一些人通过写“名人”来挣稿费。比如朱这部“闲话随想”已被他以各种方式包装后卖了两遍,算是“吃”出了几万元钱,比我多年辛苦写出的稿费少不了多少,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生态平衡”。附带说明一下,据书商们举证,这部“随想”第一遍是以一万五千元的价格卖给一位书商,那位书商去找北京某出版社买书号,结果出版社告诉那书商,书稿有严重问题,且兼没有被访者的授权书,手续不全,如出版定会出事,书商不接受劝告,又拿去卖给北京另一家出版社的某编辑。而“第二遍”之谓,是朱将这几万字又收进他的一本《文人不是秘书》的文集里,再去挣一遍稿费,但出版该文集的广东某出版社编辑在看到“打假”消息以后,知道这稿有问题,主动撤消了该书的出版计划。

    靠卖我的“名”挣钱的事情无论如何总让我想起鲁迅的《药》,虽然早已见惯了世间云起云落,但还多少有点郁愤难平:《药》中夏瑜的蓝本——秋瑾的血被华老栓拿去做了人血馒头,而我却是活着时被“文化人”喝血吃肉。更可悲的是拿秋瑾的血蘸馒头吃的华老栓是因为愚昧,而现在喝我鲜血的“文化人”却是因为无耻,出于利益驱动,动机要卑劣得多。

    朱健国在东窗事发后曾写了一篇东西叫做“一个文化人的‘98•10•8’之难——关于非法出版物《现代化的陷阱背后》引发现代化与‘类现代化’文化冲突的亲历报告”,满世界给各地传媒发去,我手头现有两个版本,一是四万字的,一是一万二千字的。该文认定非法出版物事件是他的“现代化精神”与我的“类(伪)现代化精神之间的冲突”,且“性格不合引起的问题”,并将自己在此案中的责任“洗”得一干二净。此文被上海、广州一些媒体的编辑记者看过以后,称前后矛盾之处甚多,不可相信。但惟一可以让读者确定真实性的是:我与他并非什么朋友。

    我想我定是遇到了一个品质极其恶劣的人。否则怎可能仅凭三几次并不怎么深入的采访就可以去对别人“随想”一大通?在所作所为触犯了有关法律之后,还花这么大的精神虚构了四万字的胡言乱语,硬生生地将一起盗用他人名义、盗用其他出版社品牌,制造非法出版物并用之进行经济诈骗的案件写成“文化冲突”?这种性质偷换的辩解完全是呓语。然后再笔锋一转,说是因为他批评了我,我要报复他,才去打假。其实他的问题不在于批评我,而在于他总在文章中将自己假想为一种与我有特殊私交的角色,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角色臆想只能看作是呓语。要知道我今年遭受到的批评虽然不太多,但在深圳就有好几篇,如果我要逐项去计较,甚至“回应”,可能早已气得心脏病发作,也做不成任何事情。

    一个为了几个子儿可以不断去写什么“企业家”的末流文人——这有作品为证,如《东方健民潮》、以及为了几千元酬谢而将某书商写得美仑美奂之类的事朱从来没少干过,这会儿却指责一个从未为金钱目的去写作、只为自己的信念去写作的人“崇拜富人”——我的朋友中有不少确实经济条件不错,但这种交往的基础却从来不是因为他们“富”,而是谈得来,更何况有的人还是车笠之交,贫贱时即已成为朋友。而且我与这些朋友之间的交往始终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即使有朋友主动提出要给些“赞助”,我也总是婉言谢绝,因为我从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免费午餐”,对于依靠做一份工养活自己做研究的笨办法心安理得,这总比朱每天要为自己寻找新的“吃”的对象省事得多。至于我的“发霉的婚姻观”更不知朱指的是什么?而且我的婚姻观又干他的什么事?至于他的“因为何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我有权去研究她与公众生活有关的部分”,这句话简直与法盲无异,不值一驳——倒是要提醒朱一句:朱本人现在因非法出版物一事也成了“公众人物”,大可以按照他为别人设定的准则去贩卖自己。在这里值得讨论的倒是朱健国是否具有“研究”我的资格。我认为,要研究一个人,总得具有下列资格之一种:同事、朋友、同学、同乡、亲戚、或者这个人接受认可的长期采访者。这些人要有机会常与“传主”坐到一起谈天说地,要知道“传主”平常看些什么书,个人爱好,与家人相处的方式,更要知道“传主”的社交关系,而不是如朱这般,一厢情愿地到北京去骗几个未入流的书商,自称是我“永远的朋友”,凭臆想写出一部“传记”。朱既不具有上述任何资格之一项,对我的师友、亲戚、娘家及夫家的状况又一无所知,所有的了解除了读者人人皆知的“作者后记”与邓康延的《何清涟热血写危言》中的材料之外,自然只有一条“研究道路”——臆想胡编。由此可以推想他的“研究”到底具有什么价值。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先生的文章《写我须是我》。指出朱写他的一篇文章《蔡尚思的师道》,竟有事实错误十一处。联想到朱在深圳,只要写谁,谁就因他那不实之辞陷入尴尬境地的诸多“故事”,便知道他的“研究”作风是什么了。

    写到这里,我不想再为这种只会写点什么“张志新的第三者”之类的“文化人”浪费笔墨,只想趁此机会敬告各位读者,以后切记不要去买什么“XXX闲话随想”或“玄想”之类的文化垃圾,因为那只是拿着“名人”的名字在卖,里面没有任何“名人”的思想或其他真实的东西——这只是时下流行的“文化人”们吃“人血馒头”方法的一种“创新”。而且我也还要告诉读者,现时我还并未“伟大”到可以写传记的地步,且至少还可活上若干年,也没有余暇来写自传。

    我一九九八年的命运就是这样:盗版满天飞,他人盗我名字出书骗钱的事也经历过了,文章被别人抄袭的事情也发生了。只剩下一件事情还未体验过,那就是还没有一位中年女士冒用何清涟之名去骗吃骗喝骗赞助——但愿那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否则我真是无法再爱我的同胞中那些“文字工作者”们了。

    面对这些烦人心的事情,不由得便想起藤与树的关系。我曾经在湘西山区见过一些缠满青藤的大树,远看郁郁葱葱,一派生机盎然的气象。有老农拿刀砍藤,我觉得那样繁茂的藤居然被砍掉,有点可惜,问老农为什么要砍掉那些青藤?老农答道:这些藤靠吸收树的养料为生,如果不砍掉藤,大树会活活被这些藤给缠死,只有砍掉这些恶藤,树才能够活下去。

    这些缺乏原创性工作能力的“杂文家”或其它种类的“文字工作者”,注定成不了大树,只能成为攀附在树上的藤类植物。他们攀爬到大树上,然后高高扬着藤梢,向世人宣称“你们看,我爬得多高呀”。至于树的死活,则不是藤类植物考虑的问题。我从当年在《走向未来》丛书中出道,至今已在中国思想界活动了十余年,与我交往的人大多层次相若,从无此类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而现在一旦“成了名”,就成了一种公共消费品,常被一些无耻小人用各种恶意的方式消耗着。如果不计较,这些家伙就会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直到我无可再退。而要与之计较,陪不起的是时间与金钱,更重要的是得丢下许多正经事情陪着“文化人”们去练“功夫”。而等到这种“功夫”练得差不多了时,人也差不多完了,而这些流氓又会来奚落:你看,不就是写了那么一本书,也就江郎才尽了——一想起这位“文化人”常常道貌岸然地到处发表一些指责社会腐败的言论,而其实自己比起他所指责的人更要卑鄙下流不知多少倍的时候,便为中国这块土地悲哀:什么时候我们这块土壤才能不再生产这类小人?

    前两天有几位北京的朋友相继约我共同研究后十年中国的危机与反危机策略,我虽然答应下来,但不知为什么却总在想,一个民族最大的危机在于人的道德彻底沦丧,以及人格的流氓化。在这种国民道德状态中,不用去侈谈社会重建问题。一旦“我是流氓我怕谁”成了某类人的行为准则,这社会就算是克服了一些具体的危机,也不会让人感到祥和幸福。

    我也确定了保护自己的“办法”,从这次可怕经历后,我再也不轻易地见任何陌生人,否则难保不再发生“文化人”根据一两次见面大肆“随想”、“玄想”一番,然后再署上我的名字去骗钱的事情,如果想见我的人责怪我不近情理,就请去怪罪今年这本非法出版物的始作俑者,因为被这种“文化人”拿着名字做文章的经历实在太可怕。

    写出这次经历,目的是想提醒文化界注意:切不要让这类“文化人”走近自己。

    最后,再声明一点——本文——文责自负!

    一九九八年十月七日,《现代化的陷阱》的作者何清涟女士亲赴西安第九届全国书市打假,查获冒用其名的非法出版物样书《现代化的陷阱背后》。个中情况,《羊城晚报》《南方周末》《三秦都市报》《西安晚报》《南方都市报》《中国改革报》《深圳法制报》以及西安电视台已经披露,新华社也就有关情况发了通电,这里刊登的就是此非法出版物样书的封面和招贴,也算是立此存照吧。

    (原载于《书屋》杂志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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