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农民抗税的背后

    by  • January 10, 2002 • 程晓农文集 • 0 Comments

    去年秋末冬初,农民因抗交苛捐杂税而与基层干部发生的小规模冲突此起彼伏。近年来,这类现象呈逐年增多的态势。国内也有一些人对基层政府一味弹压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去年《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正确认识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主张要从民心的角度去关心民众的疾苦,认为民众心不平气不顺的主要原因在干部行为不当,应当尽量顺应民意、化解矛盾。确实,连年来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农民收入萎缩,而基层政府的腐败和横征暴敛则逼得农民不得不挺而走险,冒死抗争。中央政府虽然在安徽试行了“费改税”、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但这一努力却遇到当地干部的阻力而流产了。国内有学者提出,应当“精兵简政”、裁减基层干部队伍,从根本上消除乱摊派的根源。为什么这样的主张始终未得嘉纳?单用决策者的政治保守主义或忽视民众利益来解释也许过于简单化了。更深层的原因是,目前的政治和干部管理体制下农村基层精英向上流动的模式不可避免地使基层干部队伍急剧膨胀,对这一点国内还从未讨论过。

    农村基层精英是指农民子弟以及县城、乡镇居民子弟中希望并有条件在社会结构的等级阶梯上从低等级向上攀登的人。他们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有比较强的经营能力或技能,愿意通过从事私营经济或进城打工增加收入,经济上的企图心比较强;另一类有一定的社会政治见识,活动能力较强,受过一些教育,不满足于务农打工或经商挣钱,而更愿意当“人上人”,政治上的企图心比较强,他们的父辈中很多人也是干部,当然希望儿女能“更上一层楼”。本文主要分析这后一种人。这种现象其实在各国都相似。中国国情中的特殊之处是,他们“当干部”的途径是由执政党垄断控制的,执政党通过掌握这类农村基层精英的社会升迁管道、不断吸纳这批精英,而在农村建立了真正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并维持了农村基层精英的政治效忠。从土改时开始就一向如此,几十年来,为了让这批精英能得其所求,每年县乡政府的干部队伍都必然不断扩大。

    近年来,随着全国经济转向萧条,农村基层精英们从大中专毕业或转业回乡后如不能谋到一个“官位”,就只有失业潦倒一途,这就使得基层干部编内编外人数的膨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而恰在此时,农村经济的持续萧条却造成了一个经费“瓶颈”,农村基层精英向上升迁的管道因而受阻。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局面:停止或减少吸纳新的基层精英,将把他们逼到对立面去而影响社会稳定,同时动摇当局控制农村社会的基础;而继续大量扩大基层干部队伍就必须进一步增加摊派,势必造成更多的农民抗税事件,同样可能“官逼民反”。正是这个两难局面让中央政府在施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上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

    在任何正常的社会里,维持基层精英向上流动管道的畅通是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中国的历代王朝如此,发达社会也概莫例外。中外的不同之处在于,向上升迁的管道是公开竞争和民主选举,还是集权体制里自上而下地逐级“授予”、“安排”。在中国,当干部的管道为执政党所垄断,既无竞争,也无公开性,全由组织部门“黑箱”作业,只对上级负责。这种操作方式不但使“买官”、买“职位”、买“文凭”等腐败现象四处蔓延,而且所吸纳的人良莠不齐,“南郭先生”居多。通过这种管道当上干部的农村基层精英,往往眼睛“向上”,一味邀宠,只要上司对他的荣宠不衰,他即使时常欺压百姓、搜刮民财,也可保“乌纱”不坠,这样的干部对民众疾苦漠视不顾是不足怪的。

    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最大区别是,基层政府的负责人由民众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政府操纵指定;在竞选中胜选的人通常有相当大的民意基础,而且不得不对选民负责;其政绩之好坏,要由选民来评判,而不是由上级政府少数官员私下“打分”;他能否“更上一层楼”,取决于能否获得更大范围选区选民的认同,而不是上级“领导”的“提拔”。

    这两种基层精英向上流动模式的优劣高下,其实不难裁断。只有在现代体制下,基层精英的向上流动才能反映民意、顺应民意;而在集权体制下,基层精英的向上流动主要是满足主政者的需要,即“天下之权,操之于我”,事实上会造成违饽民意的结果。中国历代王朝的“吏治不可为”,今天中国农村层出不穷的农民抗税事件,其实源出于一。要缓解今天农村的官民冲突,单靠控制基层干部人数是不行的,光是强调要“代表人民利益”也是混不过去的,问题的核心在于究竟要如何选择和授权基层精英。集权体制不变,不但干部人数还会继续膨胀,而且干部队伍势必“劣绅化”,因此可以预见,官民冲突的频率还会进一步加大。

    中国政府其实早已在原则上承认了现代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自80年代末开始试行村民委员会选举以来,大部分乡村都定期办理村委会选举。但是,在旧的集权体制的惯性和现有基层干部的既得利益主导下,却一直不愿意把民主选举的层级向上提升。过去几年里,全国出现过几例由地方政府主办的乡镇长直选的案例,虽然反响不错,当选、落选名单也基本上未违背上级组织部门的意向,却仍然被封杀而不容推广。显然,集权体制的思维还占据上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向来属于“危机推动型”,本文以上分析说明,农民抗税事件频发实际上已经宣告集权体制在农村快拖不下去了,改革势在必行,惰延愈久,中国的稳定就愈脆弱。

    2002年1月应BBC稿约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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