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调查与纸上乌托邦的幻灭

    by  • January 10, 2003 • 程晓农文集 • 0 Comments

    1982年夏,正值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前夕,当时为写毕业论文做了一次实地调查。这次调查让我了解到计划经济管理的荒谬之处,从而将我推上了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之路,为后来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埋下了心理契机。

    那时的中国经济学,还处于未开发的莽荒状态,与西方经济学完全无法对话。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大学几年,不管中国的“马经”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老师在课堂上教的还是这些。直到毕业前夕,我才摆脱了繁重的课业,有时间思考一些问题,特别是当时思想界和经济学界讨论热烈的经济发展方针和经济改革问题。当时,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尚占据主导地位,他主张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发展有限的商品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我所在的计划统计系是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教育的基地,同学们都上过“国民经济计划”这门课。尽管斯大林的“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一说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我们在课堂上所听到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方法却总让人感到漏洞很多。当时尽管经济学教学还固步自封,自说自话,但对社会形势发展稍具敏感的人,都感觉到经济学领域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剧变前夜。

    77、78、包括79级在内的大学生,不少都是上大学前在中国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过来的人。我自己就曾做过历时十年的插队知青与地质队职工,对基层农村和工矿的情况不算陌生。特别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安徽省肥东县当知青时,曾被调到公社机关当过一年秘书,处理公社与区、县政府之间的日常行政事务,包括编制农业生产计划与统计生产进度。每年,各级县政府都必须根据公社的基层生产计划和进度统计数字汇总上报省及中央。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才知道由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是如何一级一级“造”出来的。在公社这一级,所谓的“计划”、“执行进度”数字完全是由大队干部信口编造,再由我这样的公社秘书“润色”“加工”后往上报送。倒也不是农村基层干部天生喜欢造假,而是因为事实上谁也不可能每天到各生产队去测量,稻秧插了几亩,山芋挖了几分。所谓的“农业生产计划”和“执行进度”数字纯属基层干部们为应付上面所玩的纸面游戏,不能说中央政府对这种纸面游戏毫不知情,只不过当时认为这可能是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所造成的结果,工业、商业以及宏观经济的管理绝不至于如此荒唐。

    我抱着这样的希冀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正常的。要知道所谓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号称能做到物资、信贷、财政的综合平衡,这一特点还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我在大学学习期间就注意到一个问题,这种综合平衡的计算从来都是全国性的,在省市一级却无法实行。于是,逻辑上就存在着一个计划经济体系的“黑洞”:中央政府不可能直接管理一切经济活动,而管理着日常经济活动的省市政府却无法实行综合平衡,那么,所谓的中央级综合平衡计划管理不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吗?

    省市政府无法实行综合平衡的原因是,任何一个省市的经济活动都不可能是封闭的,物资和资金必然在各省市之间流动,由于无法掌握物资和资金的跨省市流动,省市政府对本省市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就无法全盘掌握,更谈不上实行计划管理了。在经济研究中,这个物资、资金的跨省市流动问题归属为“国民收入统计的流入、流出”。当初中国由苏联专家手把手教会了苏联的全套“计划经济管理方法”,实行了30年的计划经济,但这个事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能否真正实行的“国民收入统计中的流入、流出”问题,仍然是个没有答案的待研究课题。在这方面,居然没有任何现成的方法和文献可以借鉴。我选择了这个课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希望能了解究竟物资、资金的跨省市流动是否可以把握,由此再看那种正统的计划经济是否可能实行。

    1982年夏,我与一位同学合作,以北京市为调查对象,通过与北京市统计局合作,详细调查了北京市以及中央部门的资金流入流出,为此专门到财政部和国家计委等中央机关集中的人民银行南礼士路分理处查阅了中央部委资金流动的原始纪录。结果发现,由于流出北京的资金经常经过甲地再转拨乙地,北京市的银行机构根本无法掌握流出资金的最终目的地。至于个人携带出入北京市的现金就更加不可能统计了。所以,实际上要准确掌握资金的跨省市流动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行的。

    同时,我们俩还调查了北京市物资的跨省市流动状况。那时北京的大宗物资流动主要靠铁路运输,所以我们跑遍了北京铁路分局管内的主要货运车站,如石景山南站、大红门站、百子湾站等,调查钢铁、矿石、煤炭、建材等大宗货流的流向。调查结果与资金流动的调查相似,物资运输可能经过多次中转,所以要根据北京铁路局的发货纪录来判断物资的到达终点,也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北京市地域小,经济活动比较单纯,运输通道简单,尚且不能掌握这些资料;对一个省来说,与四邻的资金和物资流通就更为复杂,更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通盘掌握并“运筹帷幄”了。

    正是通过这次调查,我终于看清了所谓的计划经济管理以及综合平衡等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套在书本上蒙人的说法而已。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理由是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但这次我们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调查却表明,由于物资和资金的跨省市流动事实上无法准确把握,所以省市一级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综合平衡;既然省市一级都无法做到,国家计委的综合平衡也无非是一番自以为是的纸上作业,根本不能有效地具体落实到每个省市。

    更让我震惊的是,这个“地区性综合平衡不可能”的结论是如此简单,我们两个大学生跑两个月调查就能了解真相,而苏联和中国的大批计划经济官僚与专家几十年来就想不到或者竟不懂得如何调查?当然不可能是这样。如此则只能推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一直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计划经济本来就是个“纸上乌托邦”,毫无“科学性”可言,它的鼓吹者其实不过是编了个“科学性”做幌子,真正看中的是它的政治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就这样被“纸上乌托邦”蒙着骗着过了几十年,还以为是被“科学”、“真理”指引着呢。

    1982年夏天的这次调查,让我从理念上彻底告别了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地认真学习了几年的“计划经济理论”,也对与此相关的乌托邦“理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今20年过去,我们当年探索的问题,有些已经有了答案和共识,有些则还在“游荡”着,象不愿消失的“幽灵”。

    〔2003年1月应国内一友人之请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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