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乡村野老之言与我的治学之路

    by  • January 16, 2003 • 读书与随笔 • 0 Comments

    岁月徜恍迷离,1982年我做了些什么? 因无记日记之习惯,竟大部分都不记得了。但有一件事却至今印象清晰,因为它最后促使我改变了治学道路。

    1982年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四年级。这年冬天,我与16个同学去湖南省常德市下辖的蔡家桥镇中学参加教学实习,由我带队。那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在三湘四水间素有“金常德、银益阳”之称。我们去的虽然是个镇,但物产之丰富,每天从镇上赶集的农民所卖的土特产中就可稍见一斑。

    我们借住在镇政府的一栋旧平房里,每到下班之后,镇政府那两层楼的办公楼里就人去楼空,只有炊事员周师傅留守在院子里,未免有点孤单。

    周师傅其实刚过40岁,看起来却象有50多岁,背驼得厉害。每天系着做饭用的白围裙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尽管那围裙早已经不白,上面斑斑点点,尽是陈年饭菜污迹。我们在蔡家桥的40多天里,从来没见他换过装束。也许是在镇政府做工的关系,周师傅说话就自然带出了一些干部们常用的词汇,“无论如何”“总而言之”是他常用的口头禅。

    我们被安排在学校食堂吃饭,在镇政府食堂用开水。因每天在厨房里提开水,与周师傅慢慢就熟了,开始听他唠嗑一些农村的事情。我因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还未去过农村,只是从报纸上知道那几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大多数城里人一样,将当时的热门电影“月亮湾的笑声”里展现的“农家乐”当成了中国农村的普遍现实。由周师傅这样的“乡村野老”自己叙说的农家琐事听起来与报上讲的很不一样,但却更有血有肉,更具有真实性,因此听得饶有兴味,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他家里的“兄弟伙”之间为重分土地打架的事情。

    周师傅家里5兄弟,他是老大,出来“吃公家饭”--虽然只是镇政府雇的合同工,但在农民眼里已经算是吃“公家饭”了--老婆孩子在老家生活。因5兄弟中只有两个结了婚,父母亲认为老大、老二结婚欠的债当时由全家人共同承担,他们有义务帮弟兄们成亲,因此坚决不让分家。1981年初开始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他们家里所有人都按人头分到了地,但老父母也没让成了家的儿子分家另过。全家人合伙种了一年责任田后,老二媳妇有意见,每天摔碗打盆的摆脸色给老人看,弄得鸡飞狗跳,没法再不分家。这就使这个大家庭面临一个问题:分地那时,老二有个儿子还没出生,从公社那里没分到地;老三明年要娶媳妇,也不能再从公社那里分地。现在要分家,这两个人都提出要从家里的地中分一份土地。而除了老二全家与老三之外,所有家庭成员都认为这种分地方法不合理,是对其他兄弟的剥夺。有了这些分歧,兄弟们成天吵架,激烈时还动了手。老父母急得要命,老母亲还气得服过一次农药。但吵了一年,还是没有个结果。他作为老大,心里着急,但也没办法说话。因为老二媳妇与老三已经放出话来:老大在城里有工作,要老大让出自己那一份地来。

    我问他,是不是只有他家有这问题,别人家没有?周师傅说,有的家里父母开通点,赶在公社分地之前分了家,比如他伯伯家里就是这样做,目前没这些“糟心事”。“但所有农民家里,以后儿子长大了要分家,在分地这事上总会有矛盾,因为地就那么多,不会再从天上掉下来,而人是越生越多。这事瞎子看不见都‘默’(想)得到”。

    我记得当时的报纸上总是在讲农民进城当民工,离土不离乡,解放了生产力。似乎农村问题可以通过这条途径解决。于是就问他,农民进城打工可以谋生,你们还那样看重那块土地干什么?周师傅讲:“你们城里人不知道,我们农民是土命,归根到底还得回农村过。比如我,做了七、八年合同工,每个月在食堂吃饭不付钱,但工资一分不用也就28元钱(笔者注:当时城市工人一般是34元工资,学徒工18元)。在城里吃口自来水都要花钱,这点钱在镇里生活,起(盖)不了屋,养不起家,供不起子女读书。但拿到农村过日子,就很不错了。况且我老了没退休金,还得靠那块地养命。虽说在老家我也只有6分地,但城里挣的工资积下一点,自己种点菜吃,养几只鸡鸭,可以过下去。要没有了地,老了吃饭吃菜都会成问题。”

    6分地能产出多少?折算成生活物质,能够养活一个人吗?我有点好奇,于是拿这问题问他。周师傅告诉我,这么点地,靠土里扒,即使是种蔬菜与经济作物,也无论如何挣不出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费,更供不起子女念书。还得靠做副业,到城里做工。“土改分地,我们那里每个人还分到了两亩半地。现在人多了好几倍,土地这些年也没多出多少,每个人就只能分到这么点地。刚分地这几年是比人民公社时好过些,但再过几年,每个家里总要生几个孩子,这点地就无论如何不够了。我现在两个儿子,我屋里的还想再生一个女伢,我要她无论如何不要生了。”

    我当时学历史专业,还立志要做个历史学家。而那时候的历史学据说是“四人帮”为害最烈的“重灾区”,百废待兴。但兴废继绝的盛举,除了恢复“文革”前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家们提倡的阶级斗争,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少数民族问题、古代史分期等“五朵金花”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让学生有兴趣的现代史学理论。在分析经济现象,特别是分析农民的贫困时,就只有一个公式,归结于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与统治阶级的腐朽。但这公式解释不了1949年以后的事实,因为那以后已经没有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1982年以后又取消了限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大锅饭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的整体贫穷应该另有原因。

    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经济学,尽管那时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探讨人口与资源关系的书籍,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进入我的眼界。第二年毕业,我没有如原来计划的那样,参加中国近代史研究生考试,而是经过两年“改行”的准备,投考了复旦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从此以后一步一步走上了现实研究这条荆棘之路。

    我1988年写的第一本书“人口:中国的悬剑”,研究的就是中国从清代中叶开始日趋紧张的人口与资源关系。回想起来,这与1982年冬天听周师傅用最朴素的语言谈到“地就那么点地,不会再从天上掉下来,而人是越生越多”这一点,应该很有关系。

    (写于2003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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