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溘然长逝，为中国思想界留下的空白，将会延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作为僻处南国的后辈学人，我与李慎之先生见面无多，总共三次，且都是在深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9年见他与李锐、朱厚泽先生。那次只有我们四人，讨论的话题很集中，是中国近现代史，当前时局以及社会发展可能的走势，时间近三个小时。那次慎之先生谈锋甚健，言谈中突然转头问李锐与朱厚泽两位先生：“这些事情，为什么大家在位置上时就想不到？”李锐老人答称：“屁股决定脑袋。一个人凡在位置上坐着时，就想不到这些事，想的只是升官。”朱先生补充了一句：“就算想得到，也不敢说。没人有那个胆子。”李慎之先生接着说了一句：“我们这些老人今后能做的事情有限，就尽量说真话吧，把想得到的话，该说的话，在有生之年说出来。”此后我再也未见过慎之先生。2000年春天以后，我的处境相当困难，自觉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友渔曾转来先生的问候，让我在彻骨的寒意中，感受到一片融融暖意。

知易行难。尤其是在中国时下的环境里，实践先生这个说真话的心愿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但先生晚年确实身体力行自己这一心愿。

亲身参加20世纪革命的前辈知识人中，至今还只有少数几位对这场与自己生命血肉相连的革命进行了性质上的反思。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是她一生的天鹅之歌，而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与“革命压倒民主”则将这种反思推上了新的高度。读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之时，我还在国内。作为一位读者，我是将它当作一位亲历革命的老人奉劝当局者做中国最后一位专制者的檄文来读的。读时心里总是泛起一阵苍茫感：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先生之愿望，究竟何时能在中国实现？

后来到了美国，先生“革命压倒民主”一文正好送到《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那是一份打印稿，无电脑文本。编辑部嘱我编辑此文，我一个一个字地将这篇文章敲入电脑，读完以后，不免有惊心动魄之感：先生此文，已经不仅仅止于说真话这一层面，他通过自己晚年的思想梳理，对自己青年时期投身于其中，且诲人不倦引导了无数后进者参加其中的共产主义革命，真正做到了“剔骨还父，剜肉还母”的境界。如果不是一位秉社会良知、灵台澄明的大智大勇者，无法达到不辞创痛酷烈，“抉心自食”且细品其味的境界，由此足见其风骨之卓然与思想之深刻。

对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西方世界有好些位哲人有很深刻的论述。但先生以一位一生魂魄精血系于斯的亲历者身份进行反思，其中自有独特大意义在。由于语境的关系，这篇文章流传得似乎不如“风雨苍黄五十年”广泛，但我一直认为，这篇文章将作为后世研究中国20世纪革命史不可不读的一篇文章。

立言贵在精而不在多。一个人在中国思想界的位置，并不能以论著多少而定。因为中国至今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严格控制言论并与网络自由做不懈“斗争”的国家，出版界早已经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不少人著书立论动辄百万言计，但却没有一句话能够让人记住。而慎之先生虽然无专著问世，在参加革命的同辈知识人中，慎之先生对这场革命的反思之深刻性，无人能出其右，仅此两文，在同辈知识人当中就成为绝响，并将成为传世之作。

谨以此文遥遥远致哀思。

2003年4月23日写于美国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