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政府的诚信总是蒙上一层可疑的色彩，这次SARS事件使国际社会再次对此表示怀疑。

倒也并非国际社会对中国特别苛求，实在是中国政府的表现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国际社会失望。以这次SARS事件为例，最开始中国政府通过组织渠道控制新闻隐瞒真相，硬指香港才是真正的源头，因为受中央政府任命的董特首反正不会表示异议。最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迫抛了两只“替罪羊”出来。于是国际社会的亲中者再一次对中国看好，他们乐观地预测：SARS事件的教训可能成为改革契机，中国也许会在“第四代”领袖领导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等中国政府在5月份颁布对“传播非典（SARS）谣言者”处以刑罚的新法规，抓捕了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批评政府腐败的农民企业家、河北大午集团的董事长孙大午，并判处杨子立等4名青年“思想罪犯”以重刑，这种“看好”才暂时偃旗息鼓。

这些“看好者”对中国政府控制新闻与政治的了解太皮相了。首先，中共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认错，实在出现令其统治无以为继的大危机时，就用“替罪羊机制”来应付，一部中共党史，几乎每次路线斗争都有人充当“替罪羊”。这种机制成了中共清洗自己的污水桶，每次抛出“替罪羊”后，中共及其领袖们仍然保持其“光荣正确伟大”；其次，中共的新闻管制至今还是按照毛时代确立的原则在做，只是放开了与政治人权等无关的社会生活领域，比如可以谈性，谈吃喝玩乐，谈风花雪月，一句话，只要不批评政治，什么都可以。有人误以为这种“传媒市场化”等于媒体开放。

公众的知情权被剥夺的同时，为弥补公开信息不足，中共早就建立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内部文件制度，官员们可以按级别高低阅读这些内部文件，知情权成了政治特权。与此同时，主管宣传的政府部门根据“形势需要”，屡屡下达各种禁载规定。如果每天阅读中共的《人民日报》等各种媒体，必然会做出如此结论：中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然而中国公众很清楚政府玩的把戏。久而久之，中国政府的这种传媒控制就产生了国家信用危机。比如去年辽阳工人闹工潮，起因竟是辽阳市委书记在“两会”期间的发言中，谎说80％的下岗工人都获得了重新安置，未安置的工人都按月领取失业救济。这一发言经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工人们被这种无耻谎言激怒，心中久已蕴积的不满爆发，才产生了这次工潮。诸如此类的事例太多，人们普遍对政府缺乏信任感。这种怀疑大到每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小至对某一事件的解释。中国公众的口头语是这样：“政府那么说，你就听听吧，能当真？”官员们因为自己就是各种假信息（比如政绩、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的制造者，以己之行推及他人，根本就不相信其他官员提供的信息。上级怀疑下级，下级不相信上级，此风弥漫，整个社会无诚信可言。

可以说，中国信用失常的问题关系到政府、行业协会、信用中介机构与信用消费者等四个层次，而政府在其中起了相当恶劣的示范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近几年发生的股市欺诈案中，每一起中都可以看见会计师为虎作伥，协同企业造假。

对于一个缺乏诚信的政府所公布的任何信息，一定要仔细分析，尤其是那些想进入中国投资的外商们，对中国社会背景了解越多，投资风险越小。

写于2003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