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SARS危机评析中国政府行为

    by  • June 8, 2003 • 采访与演讲 • 0 Comments

    提纲(2003年6月8日新唐人电视台SARS专题)

    从SARS开始在广州出现,最后流传到香港东南亚以及世界其它国家,最后使北京一度成了危城,中国政府被迫承认SARS病的存在,这一过程持续了整整5个月。这5个月当中,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让人不敢恭维。我认为通过这次疫情处理,暴露了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危机。

    第一,暴露了中国政府缺乏诚信

    近年来,中国政府的诚信总是蒙上一层可疑的色彩,这次SARS事件使国际社会再次对此表示怀疑。

    倒也并非国际社会对中国特别苛求,实在是中国政府的表现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国际社会失望。以这次SARS事件为例,最开始中国政府通过组织渠道控制新闻隐瞒真相,硬指香港才是真正的源头,因为受中央政府任命的董特首反正不会表示异议。最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迫抛了两只“替罪羊”出来。于是国际社会的亲中者再一次对中国看好,他们乐观地预测:SARS事件的教训可能成为改革契机,中国也许会在“第四代”领袖领导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等中国政府在5月份颁布对“传播非典(SARS)谣言者”处以刑罚的新法规,抓捕了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批评政府腐败的农民企业家、河北大午集团的董事长孙大午,并判处杨子立等4名青年“思想罪犯”以重刑,这种“看好”才暂时偃旗息鼓。

    这些“看好者”对中国政府控制新闻与政治的了解太皮相了。首先,中共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认错,实在出现令其统治无以为继的大危机时,就用“替罪羊机制”来应付,一部中共党史,几乎每次路线斗争都有人充当“替罪羊”。这种机制成了中共清洗自己的污水桶,每次抛出“替罪羊”后,中共及其领袖们仍然保持其“光荣正确伟大”;其次,中共的新闻管制至今还是按照毛时代确立的原则在做,只是放开了与政治人权等无关的社会生活领域,比如可以谈性,谈吃喝玩乐,谈风花雪月,一句话,只要不批评政治,什么都可以。有人误以为这种“传媒市场化”等于媒体开放。

    公众的知情权被剥夺的同时,为弥补公开信息不足,中共早就建立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内部文件制度,官员们可以按级别高低阅读这些内部文件,知情权成了政治特权。与此同时,主管宣传的政府部门根据“形势需要”,屡屡下达各种禁载规定。如果每天阅读中共的《人民日报》等各种媒体,必然会做出如此结论:中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然而中国公众很清楚政府玩的把戏。久而久之,中国政府的这种传媒控制就产生了国家信用危机。比如去年辽阳工人闹工潮,起因竟是辽阳市委书记在“两会”期间的发言中,谎说80%的下岗工人都获得了重新安置,未安置的工人都按月领取失业救济。这一发言经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工人们被这种无耻谎言激怒,心中久已蕴积的不满爆发,才产生了这次工潮。诸如此类的事例太多,人们普遍对政府缺乏信任感。这种怀疑大到每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小至对某一事件的解释。中国公众的口头语是这样:“政府那么说,你就听听吧,能当真?”官员们因为自己就是各种假信息(比如政绩、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的制造者,以己之行推及他人,根本就不相信其他官员提供的信息。上级怀疑下级,下级不相信上级,此风弥漫,整个社会无诚信可言。

    可以说,中国信用失常的问题关系到政府、行业协会、信用中介机构与信用消费者等四个层次,而政府在其中起了相当恶劣的示范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近几年发生的股市欺诈案中,每一起中都可以看见会计师为虎作伥,协同企业造假。

    第二,中央政府默许与支持北京市以邻为壑,让病毒携带者四处流动,暴露中国政府缺乏政治责任感按常规,成为疫区的北京应该在疫情爆发期封城,禁止病毒携带者四处流动,以减少传染的可能性。但中国政府却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口头上要求防疫能力最弱的民工等流动人口留在北京,另一方面却未采取任何措施,每天放任大量民工从北京四处分流,将SARS带到全国各地。河南、河北、山西及东北三省等地原本没有SARS光顾,但由于大量带有SARS病毒的民工与其他流动人口返乡,因而也成了SARS肆虐之地。各地政府一方面忙于应付SARS,另外一方面不免抱怨:为什么北京不封城,弄得我们这里成了灾区!

    北京市以邻为壑的策略,背后有几层思考:

    一是出于引进外资的考虑。中国通过20多年的改革,已经建设了好几个颇为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一些大省会城市。这些城市既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展示现代化成就的窗口,又是引进外资的重地,而实施近20多年的对外开放策略,使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SARS疫情爆发以后,严重动摇了外商投资的决心。已经在中国进行了前期投资的外资虽然未必立即撤资,但一些只是签订了意向书与合同的外资却肯定会暂时性地裹足不前。目前正值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圣诞节商品下订单的高峰期,对外资过度依赖的中国经济经不起这次折腾。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确定了保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大城市的策略,北京作为一国“门脸”与政治中心,当然不能让它长期瘫痪。对于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只要采取了适当措施,传染率会慢慢降下来。而庞大的外来民工却因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卫生条件与防疫条件极差,如果让其留在北京,势必成为高危人群,最终成为北京市政府的一大包袱。出于北京市地方利益考虑,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让民工们离开北京,分流到全国各地,以降低北京的危险。更兼北京是外国记者云集之地,有风吹草动就会成为世界各国媒体报道素材,而农村却一直是国际传媒观察的盲点,即使有疫情发生,也不会受到国际媒体关注,不会影响外资的进入。这叫做“丢卒保车”。至于“卒”与“车”在人权上是否平等,并非中国政府考虑的主要点。因为在中国政府眼中,国民权利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歧视农民的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就是明证。

    世界卫生组织23日宣布解除对香港与广东的旅游警告,让这两个经济重地率先从被隔离状态解除出来,让中国政府大大松了一口气。而农村的疫情因政府有效地将各种关于SARS的流言一律作为谣言,处以重刑,而在“纸面”上控制住了。

    二是迫于财政压力。中国政府解决医疗费用的办法是各级财政统筹和对无力承担者提供救助的模式,各地财政提供的其实都是这种辅助性的救助。表面上看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具有权威政治中的上下级从属关系,各地的政治表态也给人一种地方绝对服从中央的假象。但实际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疫区与非疫区之间的关系具有“外部性”。譬如北京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却恰恰最缺乏采取对外隔离措施的利益驱动。因为这是一项收益完全外溢的行为,北京市如果宣布封锁,禁止市民外出。隔离的成本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各方面的损失都将由北京市独力承担,但巨大的收益则是由非疫区人群共享。在此情况下,尽管所有的省份都希望北京市能把自己封锁起来,然而北京市却每天往外释放大量人流。北京市政府这样做其实是得到中央政府默许的,因为北京居首都之重,中央政府出自于与北京相重叠的利益,以及某种涉及全局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也绝不愿意隔离北京。所以虽然在国际舆论与隔离政策的压力下,中国政府虽然不得不做出防治SARS的高姿态,每天煞有介事地在各种媒体上表演,但世人却看到了危机处理过程中非常无效率的一幕:由全国各省各市去严防死守,监控、隔离、甄别和制止从北京等疫区来的人员,而不是由极少数疫情重灾区主动隔离和限制人员外出。从整个过程的结果来看,北京市这种不负责任的以邻为壑策略,虽然减少了自身防治SARS的财政支出,但全国各地的地方财政就为此多花掉了几十倍的钱。

    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专制强权之一,在中共统治的全盛时期,这个政府确实向世界展示了专制政府独有的高度社会动员能力与政治控制能力,能够如臂使指般随心所欲地去支配每一根权力神经的末梢。但这次SARS危机却暴露了中国政府不仅缺乏诚信与政治责任感,其公共管理能力与危机处理能力也正处于严重弱化的过程之中。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实在是刻不容缓。

    Share Button

    About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