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起，中国政府与新富人的关系让国际社会猜疑不已：一方面，江泽民大张旗鼓地提出“三个代表”，为中国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联盟开辟了一条制度通道；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少新富人（即三个代表中“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因各种原因而成为阶下囚，如华晨集团的董事长仰融，东北富商杨斌，还有号称“上海首富” 、名下有两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周正毅。这些雄踞富豪榜的中国新富们纷纷落马，于是国际社会想不通：为什么中国政府一会将富人捧上天，在“政治花瓶”即各级政协里面给他们安放了座椅，以示“一家亲”；一会却又将他们作为罪犯拘捕，并历数他们各种确凿罪行，传檄天下。人们被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各种信息弄得恍恍然、惶惶然：这些富人们到底是罪犯还是还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新宠？而许多投资中国大陆的商人也被折腾得一颗心有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在中国投资到底安全吗？这种昨为座上宾，今为阶下囚的命运什么时候也会降临我的头上？”
其实，中国政府与新富人之间这种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关系，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转型期新富人们致富的“中国特色”所注定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以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一过程沿着两条线路推进：一方面将原来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经济”合法化；另一方面是再分配权力从某些领域撤出，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官员仍掌握着大量再分配权力，私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它们与官场关系的密切程度。与国家部门做生意、从制度转轨过程中赚取部分垄断租金，是商人们最好的经营策略，赢利更像是国家权力庇护和施舍的结果，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在官员与商人相互依存关系形成过程中，财富越来越成为权力的攫取对象，但却还远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私人经济对于再分配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金钱势力在国家权力面前还缺乏独立性，也正因其缺乏独立性，富人们虽然非常富裕，却缺乏安全感，这是中国近年来富人们大量移居海外，中国大量资本外逃的原因。
这几个富人成为阶下囚各有因由。仰融利用一些外界无法知晓的因素成功地逃到国外－－他的落网可能会导致某一区域或某一层级的官僚系统瘫痪，为了“爱护党的干部”，有关方面有意放行。杨斌投靠金正日，想利用一场非常复杂的政治赌博保护自己，却触怒了中国当局；而周正毅是因为“拆迁”让众多平民破产，逼得他们为了生存不惜拼个鱼死网破。但从他们几个致富的途径中却可以窥出中国新富们最典型的“登龙术”：股市（当然要靠种种黑幕手法），房地产，与银行合谋贷款进行各种“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而这几个部门正好是政府权力干预得最多的地方。
中国政府绝非好政府，但表面上毕竟不能将贪污腐败作为立国原则，还得制定一些法律作表面文章，以向国际社会表示自己并非文明化程度不高的前现代国家。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政治利益集团因利益而分立，都在努力抓别人的把柄，以争取更多的利益，于是反贪污腐败成了打击对手争夺利益的最佳借口。每一个新富落网，引发的必然是一连串政治地震。可以说，这些富豪们演绎的故事只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闹剧中的一幕而已，这场戏离落幕还远着呢，目前在台下观戏的说不定哪天就又成为戏中人物。
要言之，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富豪们其兴也暴，其亡也速的命运。这架绞肉机每天制造大量的肉羹，今天的幸运者可以分一杯羹，而明天说不定又成为被别人分食的肉羹。所谓法律，在中国只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与道具，绝对不是弱者与失败者（包括这些曾经雄睨一时的富豪们在内）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工具。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3－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