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谢幕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带来了一个人们企盼已久的消息：老迈的江泽民终于“退休”。但诸多观察家们面对全会公报中诸多官话套话，却不知道应该赞美还是失望。

隶属新华社旗下、并一直努力以非官方喉舌面目出现的《了望新闻周刊》紧紧抓住全会公报中的“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句话，心领神会地诠释出一大篇文章，将中国现在的问题定位于主要源于“全球化”。该文用大量篇幅阐释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仍然十分复杂，改革与发展的难度甚大，社会矛盾增多，国际环境诡谲多变”，“境外各种思想文化大量涌入，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严峻挑战”，这种解释完全是冷战思维在新形势下的“与时俱进版”。

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目前给中国公众带来最大危害的是各级政府的严重腐败，而这腐败源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全会公报对腐败问题恰恰只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并将“征用土地、城市拆迁”这两个近年来官商结合最紧密的腐败高发领域，简单归结为“维护群众利益”与“一些党政职能部门、执法机关的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的问题。

解读完公报要点之后，结合中国近年的政治走势，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要加强的执政能力的主要脉络。

在此应先阐释所谓“执政能力”一词的应有之义。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的解读，政府对内的执政能力主要体现在为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如构建廉洁的司法与警察系统、为公民提供作为社会福利的教育与医疗系统，以及市政建设。至于立法，那本就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国会的事权。民主国家的政府的执政能力是每一个政府部门能够执行本国的法律与政府的各种规章，为纳税人服务，几年一次的大选就是纳税人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核。

而观诸中国，近年来腐败已经渗透每一个权力部门，每一项公共权力都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食物链，各级官员都成了紧紧攀附在权力这条食物链上的政治生物，举凡司法、警察、市政建设、教育、医疗，无不成了各级官员创收的最便捷的工具，公共服务职能早已经退居在次要地位。政府既是股市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裁判者，同时还是股市最大的庄家，而土地国有制又使得各级政府能够成为土地的最大拍卖者，价格的随行就市全由各级政府“收发随心”，全看“买方”给当权官员们多少私人好处。这些“政府参与经济事务”的现象可谓当今世界独一无二。

这些年政府的执政能力主要表现在社会控制能力（镇压各类社会反抗，加强舆论控制）上。各地的群众反抗事件一律被当作“社会不安定因素”，“制止于萌芽状态”，当年胡耀邦做总书记时期设置的上访办，不仅无法处理上访者的冤情，反而成为各地政府截访打击上访者之地。以言获罪者近年来逐渐增多，各种媒体只能紧闭“政治”大门，一味走俗，中国青年一代令人瞠目结舌的性开放无度，不能不说是媒体推波助澜的结果。国安部成了中国公民社会生活中一个无处不在的影子。未来是现实的延续，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执政能力如此，胡温承接了这么一份政治遗产，又岂能有多大作为？

从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考察，就会发现一个规律：第一代领导人大多是铁腕人物，如毛泽东、斯大林，而且都喜好滥用超常规权力，个人权力经常凌驾于体制的常规权力之上。但越到后来，领导人的能力越平庸，个人权力也就只能服膺于体制性权力，性格强悍的朱镕基最后都只能顺从体制性力量的惯性，何况更加弱势的胡温？中国目前这种严重的体制性腐败，仅靠领导人表态难于治本。比如今年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国家体委挪用奥运会资金建造住房一事，国家体委就敢于公开叫板，声称“挪用并非腐败”，最后由中央有关部门出面为国家体委“澄清事实”。只此一事就说明这条食物链上的政治生物已经纠结为一股体制性力量。

正因为明白体制性常规权力之强大，深谙“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择也很直接，在不再力反腐败的情况下加强“执政能力”。但从近几年逐步加强奠基于政治高压之上的“社会控制能力”来看，这种“执政能力”短期于延续执政党生命有效，但于国家民族前途则有大损。笔者只能祈愿，时过百余年，中国的执政党与执政者的见识应该高于当年的慈禧，认识到正常的“政府执政能力”应该是其公共服务职能，而不是中国政府目前日益加强的社会控制能力。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9月23日，总5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