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万州主城区10月20日发生的所谓“公务员”打人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眼球，欧洲一些媒体开始由此出发讨论中国的投资环境是否安全。

其实，从万州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以及性质等方面分析，这次事件既不能归属于时下中国各地正在兴起的各种类型的“维权运动”，也不能算是底层群众有利益诉求的集体反抗。从起因看，此次事件的发生纯属偶然，参加者既无明显的利益诉求，也无任何事前的组织串连，被抓的几个人也根本算不上这次事件的领袖人物，最多只能算是在现场蹦达得显眼一点而已。如果硬要归类，只能算是“群体性骚乱”而已。

平心而论，这次事件起因很平常，中国这块土地上每天都有人以公务员身份行凶作恶而不受法律制裁，“万州事件”的特殊之处，只在于有人将引线点燃了而已。但这次事件凸显出来的问题却令人深思，因为将上万群众在那一刻间凝聚起来闹事的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打人者自报的“公务员”身份。

这一现象值得深思。首先，殴打人的胡权宗在施暴以后，为什么居然会亮出“公务员”身份吓唬围观群众？这种情急之下的反应能够最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心理，因为这绝非胡权宗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多年以来观察周围社会环境而获得的社会经验，他所就业的那个机构，想必经常有人以“公务员”身份行使各种特权而不受法律制裁，耳濡目染之下，胡权宗情急之下自然仿效。这一点，可视为时下中国官本位文化泛滥引起的恶果之一。

其二，此次事件还有一个至今未被分析者注意到的文化密码：为何当事者的身份成了民众与官方都抓住不放的焦点问题？尽管当地政府磨破嘴皮，声明胡权宗并非公务员，但群众就是不相信。最有意思的是这一点：事件持续了将近十来个小时，其间发生了烧毁警车与围攻区政府事件，而参与处理事故的官员们自始至终连一句“不管打人者是什么身份，背后有什么人，政府都会秉公处理”这样的套话都不说，是该地区的公务员们行使特权太多太滥，以致于官方已经连如此套话都已经感到生疏？还是官方根据“施政经验”，认为套话说得再多，也无法取信于群众，所以只能赶紧将肇事的胡权宗与公务员划清身份界线？其实，官方此举也经不起任何推敲：难道胡权宗是公务员，处理方式就可以不同一些？

“万州事件”招致“上峰”不满，想必已经引起重庆地方当局“认真反思”。但这一反思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重庆地方当局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反思自己的“执政能力”（即镇压能力）是否还需要继续强化，以便能够迅速有效地处理任何突发事件，弹压各种社会骚乱及社会反抗；另一个方向则是考虑如何发散民怨，让民众建立自己的民间组织，遇事通过正常的利益诉求管道。中国古代治水就有“堵不如疏”之理，引申于治国，则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说，只是如今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成风，政治积弊日深，且政府笃信强权即公理，一味采取堵的策略，才将中国弄成了这么一个一点火星就会引爆的火药桶。

最近中国政府正派出官员前往欧洲与美国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考察学习，“考察学习”的重点则是要求各国政府介绍“如何处理突发性公众骚乱事件”之经验。笔者听说此事，先是愕然，继之很为国内的愚民政策感到悲哀：除了当年的伊拉克、目前还存于世的北韩、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美一些进入“失败国家”行列的国家与中国的一些“非洲兄弟国家”之外，恐怕在中国官员去参观考察的欧美等国，并无这类经验可学。欧美民主国家经常会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各种社会抗议活动发生，但政府并不将之视为“突发性公众骚乱事件”，因为这是民众拥有的宪法权利。也从未听说在这些国家有人犯法之后，敢于公然亮出自己的公务员身份要求特权。但中国政府显然不想学习这些经验，因为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批评且视为比“社会主义民主”要低级得多的资产阶级民主。

说这种考察学习是愚民政策，并非作者虚构，且看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是如何阐述“资本主义法制”的：“资本主义也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志，通过制定各种法律，使它作为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这样的法律面前讲人人平等，实际上是要求所有人‘平等’地执行不平等的法律。”（初三《思想政治》第73页）

真希望“万州事件”能促使执政者不要再自欺欺人地满足于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至少不要再浪费公帑让官员赴他国“考察学习”资本主主义民主制度没有的“处理突发性公众骚乱事件”之经验，因为万州事件体现的正好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10月28日，总 5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