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去评论青年人，因为我知道每一代人都面临不同的问题，也有每一代人要做的事情。上一代感兴趣的事情，下一代未必有兴趣继续去做。但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些事情需要几代人戮力去做，尤其是涉及到心灵与精神层面的事情。

但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终于让我忍不住想说几句。

这两件事情，一是穿着马甲的“愤青”们在支持朱成虎核威胁言论时，对不同意见所表现出来的肆无忌惮的语言暴力，以及因无知而产生的道德自信与力量自信；二是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因为上课想给学生讲一点真实历史，即毛泽东时代中国当局制造的一件国家罪错――林昭之死，因而被一位学生告发，遭受停课处分。

两件事情的性质看起来不一样，但实则都是专制精神的表现。专制精神最主要的特征是凭仗暴力对异已（政治异己与精神异己）不遗余力的排斥与打击。朱成虎的拥护者们对不同意见的攻击与谩骂早已经超过任何道德底线，与“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一脉相承；而告发卢雪松的学生写匿名信的动机也源于不容思想异己：因为卢雪松在课堂上所言不同于党的主旋律，有损党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应该提醒党注意这种“不健康的声音”――因为这位学生写的是匿名信，所以我排除他（或她）想获得赏赐的谋利动机，宁可相信他是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牺牲品。

这两件事情，至少从几个层面上让人们必须注意中国青年一代中部分人的价值偏好。

第一个层面是朱成虎的网上支持者对暴力的那种偏好。第二个层面则是中国人至今还没有对告密文化的羞耻感。这两者都是长期受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熏陶的结果。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政治暴力与“告密”两者作为凝聚党内力量的重要手段。只是“告密”这一可耻行为被中共用“检举揭发”这件新的外衣包装后，再粉墨登场，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控制手段使用至今。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可以看到告密者的活跃身影。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因言论而失去生命的优秀人物可以列出长长一串名单，其中不少人陷入灭顶之灾，就是因为同学、朋友、恋人或者邻居的“检举揭发”。

这种告密文化至今在中国政治文化里还堂而皇之地占有一席之地，被说成是“向上级领导及时反映情况，自觉与党保持一致”。这种政治文化熏陶下，检举揭发是种生存常态。一位在著名学府任教的朋友几年前曾谈到，他的课堂言论曾被学生当作“反动言论”向校领导检举揭发。

我记得自己以前曾说过，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最能够扭曲人心灵的就是告密。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历史时期告密盛行，一是唐武则天时期，二是明朝后期东西厂特务政治肆虐时期，三是毛泽东统治时期。三者之中，以毛时代的告密对中国人的道德摧残最为彻底。至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人文学者系统地研究过中共政治文化告密是如何毒害了人的心灵，只知道一些个案，比如曾经在民国时期活得美丽自信的女记者蒲熙修，就在1957年反右时被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得检举揭发自己的至爱罗隆基，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一大败笔。

从这两件事情，我悲哀地发现一点：从80年代开始发生于中国的新启蒙，几乎被1989年以后的新意识形态教育消解殆尽。这种新意识形态教育是国家意识形态与主义意识形态的混合，其目的就是造成对人心灵的奴役。

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其名著《极权主义》中对意识形态教育的作用做了相当深刻的总结。她说，意识形态控制其实就是一种依靠政治暴力推行的文化暴力，“这种意识形态战略的政治后果是培养了一批不分是非的国民：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纳粹党与共产主义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事实和假相（即所谓“经验的真相”），分辨真实与虚假（即所谓“思想的准则”）能力的民众。”

但愿网上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支持核威胁的愤青与这类喜欢检举揭发他人言论的青年，只是当今中国青年中的少数。倘如此，我那灾难深重的祖国还有希望。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7月28日，总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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