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调查报告将中国教育不平等问题推向公众视野。其中一个是《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以下称“案例研究”），另一个是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这两个正好反映高等教育的入口――升学，以及出口――毕业分配。前者反映的是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后者反映的是就业机会的不均等。

尽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被人为凝固在0.4以上不再上升，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却为人们深切感知。不过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是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

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案例研究”报告揭示，中国教育差距的严重程度比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更大、更明显。撰写该报告的课题组以北京、天津、上海3个城市的平均数作为东部水平的代表，以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5省区的平均数作为西部的代表，通过对居民消费支出与教育支出的比较发现：东部3市与西部5省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从1995年的2.8倍扩大到2002年的3.73倍，而同期的农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则从3.71倍扩大到了3.88倍。

从城乡差距来看，同期东部3市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从1.9倍扩大到了2.34倍，而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则从1.87倍扩大到了2.97倍。西部5省区的类似差距拉得更大。学生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同样日益拉开：1995年至2002年，东部3市与西部5省区小学生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3.23倍扩大到3.85倍，普通初中生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2.65倍扩大到3.39倍。

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一次针对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由于家长可以直接通过关系网与掌握的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因此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即使学习成绩再优秀，也很难与家庭出身于权贵阶层的青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使得出身于低阶家庭的青年产生严重的挫折感。

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一些好的职业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由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屏障、相对封闭的利益圈。如果不是由于特殊机缘，一个人仅仅依靠本身的努力，无法使自己的处境在短期内获得根本改变。

上述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并未使中国摆脱身份型社会特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前中期由于新兴职业多而带来的多种职业机遇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一旦机会成长期过去，职业竞争日趋激烈，身份型社会的各种潜规则又卷土重来。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代际传递，但知识精英拥有的文化资本却只能泽及本身，他们的子女的前途并不象前两者那样可以通过血缘关系变相继承。

这种身份型社会特点卷土重来，对中国未来并非福音。因为一个晋升通道严重受阻的社会，是一个让人们感到没有希望的社会。记得笔者几年前刚来美国时读到一则新闻，标题是“他从街道这一边搬到对面的住宅，花了祖孙三代人四十年”，内容是讲述一位新当选州长的黑人的经历。这位黑人州长的祖父是四十年前州长官邸的仆役，他家的房子就在州长官邸的街对面。这位黑人青年通过努力，终于当选该州州长。这个故事正好说明“美国梦”的魅力就是社会有畅通的上升通道。同样可做为佐证的还有现任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电影明星施瓦辛格，这位被美国人昵称为阿诺的奥地利移民，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了他在奥地利难以实现的梦想。

中国既以美国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最好不要将竞争的目标只锁定于军事，为国民提供均等机会的社会制度以及人权状态，都应该列为与美国竞争的目标。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8月11日，第1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