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术神话：中产阶级的兴起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化

近几年有一个在海内外被热烈讨论的话题：即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正在壮大，这个庞大的新兴阶级将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一个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则干脆称中国已经形成了“洋葱头结构”，所谓“洋葱头结构”就是“两头小、中间大”，与橄榄形、菱形等同义，指的是一个由中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结构，今天欧美发达国家均属于这种橄榄型社会结构。

中国官方学者论证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为了论证中产阶级本身，而是为了论证中国正在进步，其社会结构正在接近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结构。而海外中国研究圈相信这一点，除了部分人可能不了解中国情况之外，更多地是为了抚慰自己的良心，表明自己赞美中国、亲近中国政府是有道理的。这就如同最近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之后，尽管白皮书已明确声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西式民主完全不一样，中国每天发生的现实也表明中国目前人民缺乏政治权利与人权，但许多海外学者与观察家们还是要努力以此证明“中国正在民主化”，“人权状态正获得极大改善”。

一、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到底有多少？

这几年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兴起是个谈得很热闹的话题。但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些本来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是有几项公认标准的。但因为最近几年“中产阶级兴起”在中国国内有“红顶子”的介入，带有越来越重的政治色彩；在国外则成了一个对中国是“友好”还是“不友好”的政治态度问题，一个本来并不难弄清楚的问题现在变得极为复杂。

1、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到底有多少？

有关中产阶级的讨论首先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

这里先介绍几个流行的研究结果：

笔者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2000年）一文中，指出划分阶层的标准是按照两条，即经济收入、职业的社会声望。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中各职业从业人员数量与各阶层的收入水平，可以推算出中上层占中国总人口的4％，中层占总人口的11％。底层（69％）与边缘化人口占总人比例83％左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认为，确定一个人是否是中产阶层有四条标准：一是职业；二是收入；三是消费及生活方式；四是主观认同（社会学研究中可以表述为“阶层群体意识”）。这个报告罗列的标准虽然有四条，但第三条“消费及生活方式”取决于经济收入，而“主观认同”归根结底也是由经济收入及职业声望所决定。所以核心标准其实还是经济收入与职业声望这两条。

该报告通过采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估计当前中国社会有多少人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其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左右。”这一比例与笔者文章中估计的数字比例差不多。

最乐观的是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的一项测算。这项测算认为，2002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阶层标准的家庭为5,000万个，家庭平均年收入为7.5万元，家庭平均拥有31万元资产。而到2010年，以上数字均将翻番，即达到标准的家庭总数达1亿个，户均收入为15万元，户均拥有资产达62万元――问题是，这些家庭资产如果扣除房产价值之后所剩无几。

如果按每家平均四口计算，5,000万个中产家庭也就2亿人，不到中国总人口的18％。比巴黎百富勤公司走得更远的是著名的美林公司，该公司预测说，未来10年内，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但美林公司的预测遭到中国网民的嘲笑，认为不真实。

更为乐观的一个预测是：有人计算，若从现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每年增加1%，那么，到2020年左右，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就可以占总人口的38%。38%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平衡点，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中国社会就稳定了――这一预测有两点值得怀疑，首先是中产阶级人数每年增加1％这个前提是虚拟的；其次是假设中国的社会环境是相对静止的，而事实证明中国的社会环境这些年变化相当迅速。所以有关15年之后的预测是否准确，本文认为可以存而不论。

2、一个被故意混淆的标准：职业群体划分代替阶层分野

前两年，中国政府努力推广一项社会分层研究报告，即社科院社会学所陆学艺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划分为10大社会阶层。10大社会阶层分别是：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2、经理人员阶层： 3、私营企业主阶层: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 6、个体工商户阶层：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8、产业工人阶层： 9、农业劳动者阶层：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这份报告最大的问题在于用单纯的职业划分取代了阶层划分，忽视了每一职业当中既有经济收入的巨大差距，在科层组织中，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士之地位也有天壤之别。比如同列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有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及省、地区、市各级官员，也有科员、科长之类的小公务员，这些人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声望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还有一些文章提到的所谓“中产阶级的十大标志”之类，纯属中产阶级这一话题泛滥后的“搞笑版”，比如说中产阶级成员要有丰富的夜生活，包括去夜总会、打麻将、商务谈判与听音乐会等在内；要有外国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国呆过三年以上；对一些时髦的文化淡漠，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具有古玩方面的知识。熟知各种礼仪，行为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如此等等。

3、中国仍是底层社会成员数量庞大的金字塔社会结构

确认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标准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实际发展水平，但也不能随心所欲，为获得一个较好的外部形象，随意将标准拔高或降低。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直到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只有世界高收入水平国家的14％强。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可能出现所谓“洋葱头社会结构”的。依中国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再考虑购买力平价因素，界定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应该是人均年收入在1万至5万美元左右，也就是8万至40万人民币左右。只有具备这样的收入水平，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才能够具有“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才能够去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能够符合有关中产阶级的一条条硬性或软性的定义，否则的话，中产阶级就只能是“脱贫”或“温饱”的另一个代名词。
目前，在中国城市化程度不高，蓝领远远多于白领，基尼系数远远高于西方的0.3，人均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数量足够大的中产阶级的。本人认为，综合所有指标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中上层在内），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人数在总人口的15％－16％之间。

清华大学教授李强200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亦证明了中国底层社会成员数量相当庞大。根据2003年一项抽样调查资料，李强将中国的城市阶层结构定义为“金字塔结构”，城市底层人数比例共计55.3%，中层共占26.5%，高地位群体组占18.2%。但农村社会则呈“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约有96.7%处于底层，即倒丁字的那一横。

应该说，李强的研究是截至目前为止对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所做的最好的一项研究。

二、中产阶级为什么会被假定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力量？

在有关中产阶级的论题中，还有一个被讨论得最多的就是中产阶级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这个假设称：一旦中国的中产阶层成长壮大之后，其权利意识就会觉醒，因此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这一假设包含一个先定概念，即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与权利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但事实上，中产阶级数量的多少并不是他们能够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关键原因，因为中产阶级数量再多，只要他们处于无权状态，不能自由结社，并通过结社形成社会压力集团，就等于没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连如何保证自身权利都没有可靠途径，更谈不上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中国农民阶层是中国各阶层中数量最庞大的阶层，但农民也因为不能结社，不能通过自己的组织向政府与其它利益团体施加压力，申诉自己的权利主张，其社会权利仍然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

1、两个被先定为无需求证的理论假设：

假定新兴中产阶级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论点来自于两个假设：

第一，中产阶级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主流力量。综观世界各国中产阶级，大多有着这样的特点，即安于现状，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换句话说，他们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这个让他们得到好处的秩序遭到破坏，愿意致力于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

而中国的学者们通常这样解析，首先，中产阶级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彻底解体，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结构向橄榄形结构转型的结构性因素。其次，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因素。第三，中产阶级最希望社会稳定，在社会中代表着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其占据主导地位时，就成为社会稳定的思想保障。第二、三两点可以通俗表述为：穷人多了社会不安定，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第四，与低收入阶层不同，中产阶级的收入稳定并呈现刚性特征，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能有效地促进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因而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经济因素。我自己也持这种看法。

第二，中国学者往往喜欢从英国的“光荣革命”这一段历史经验出发解释中产阶级的积极作用。认为当年英国君主立宪的光荣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得益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所以他们假设中国的中产阶级一旦强大起来，将为本阶层争取利益，迫使当权者政治让步，实行民主政治。

这两个假设来自于对西方社会中产阶级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起作用的观察，均有根据。但问题在于：中国学者似乎忘记了一点：在一个历史阶段，中产阶级只能扮演一种历史角色，而不可能一会儿象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样去推翻现存秩序，而一会儿又成为社会的稳定器。所以归根结底，只能从现实观察出发来探讨中国的中产阶级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具体而言，即下列两个问题不可回避：

第一，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有没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换言之，即中产阶级（亦可以扩展到一般民众）的结社权利在中国是否得到保障？第二，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到底如何？

2、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存在的可能

如果说讨论中产阶级人数只是讨论中国中产阶级的表层问题，那么讨论中产阶级的参政能力才是这个研究课题的核心。

我在美国生活了几年，感觉到一点：美国社会的稳定不仅有赖于中产阶级数量的庞大与稳定，更重要的是社会各阶层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与管道。不错，美国的繁荣稳定固然得益于中产阶级的强大，但与美国贫民阶层同样能够得到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医疗保障亦不无关系。在美国，一个人即使穷一点，他至少不必担心自己会饿死、冻死。同时，美国这类国家拥有一套完备的制度，保证让穷人也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观点，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恐怕再愿意为中国政治辩护的人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社会底层（穷人）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与管道，中国上访制度与北京上访村的存在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证明。而近两年来，出于各种考虑，建议取消上访制度的各种策论已经很多，如果没有相应的替代制度，连这唯一的管道也将堵死。

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有表达自己意见的管道与权利没有？答案是没有，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方面，他们与社会底层一样，没有任何制度化的管道。如果硬要说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能力，那就是部分人可以在报刊杂志上写点不涉及政治、温和批评社会现象的杂文――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人那么酷爱杂文，恐怕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有关，杂文产生于专制社会，用于隐蔽地讽议时政。

而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制度化管道，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民间结社。

要说中国没有非政府组织，那也不对。因为按照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提供的不完全统计，今天中国所有的NGO约为300万个左右，略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合法的即被官方认可的民间组织（如妇联、残联、各种与官方单位挂靠的行业协会等等），二是草根性、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包括各种专业技术团体、民间公益、环保、慈善救助、灾难救助组织等等），三是海外在华的民间组织（如各种外国在华开展公益活动的协会、商会、基金会等等）。但其中第一类基本上是以民间团体名义出现但由政府财政供养的所谓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本身就与NGO的本义矛盾，因为NGO的中文规范译词为“非政府组织”，也称为“非营利组织”，其核心标志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营利为目的自愿者组织”。而第二类组织当中有大量纯粹属于消闲性质的同好协会，比如大量钓鱼协会、桥牌协会，茶协会等，这类组织再多，恐怕也只能是部分社会成员的自娱自乐的消遣行为；还有金瓶梅研究学会、民间剪纸协会、陶瓷协会、园艺协会及大量同类协会，恐怕也只是供少数专业人士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场所。而中国此时此刻最需要的、供某行业人士参与公共事务、维护本身权益的民间组织，在中国恰好被悬为厉禁。而中国知识界人士在发言及参与社会活动时用以自律的两条标准一是不结社；二是不参与任何工人、农民的组织性活动，担心的就是触犯政府。

而作为中产阶级成员的个体，如果没有代表所属职业群体的民间组织做为维权的制度性管道，面对政府就非常软弱无力，等于一盘散沙。这就好比美国的工人选票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们有劳联产联作为他们的代表与政界讨价还价。谁也不敢忽视他们的选票。

3、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到底如何？

政府是否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管道是“外部因素”，而中国中产阶级与现存体制的关系则决定了他们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态度。

可以说，中国中产阶级是现存政治秩序的受益者。中产阶层的主体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既是这个体制的维护者，又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教育行业尤其是高等院校目前正是教育产业化最大的受益者；医疗卫生行业亦是医疗市场化的受益者，对患者来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市场绝对是卖方市场；而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寄望最高的社会变革力量，但从他们的存在、资本的积累以及发展壮大中所依赖的力量等各方面来看，他们与政治精英之间是种利益共生关系，他们的发财致富，与其说是通过市场竞争赢来的，还不如是官员们施舍的结果，因为官员们凭借手中掌握的资源分配权力，将自己变成了“可以造就国王的人”。这一点，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非常系统详尽地解释过这种关系，这里就不再多说了。至于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与高科技精英们，从他们的价值取向来看是去政治化，追求小资情调成为时尚。目前，与其说中国的中产阶层的主流是希望民主化变革，还不如他们希望稳定。

而中国于2005年10月19日颁布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已经充分说明，中国政府满足于目前这种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对西方民主政治持排斥态度。所以对那些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人来说，今后的问题应该不是“中国什么时候实现西方式民主政治”，而是接受还是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3年消费品市场和物价运行特点及2004年发展趋势分析》，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http://www.enorth.com.cn，2004年1月9日。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何清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杂志2000年3月号。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邓国胜（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我国NGO的变化与发展趋势”，《文汇报》 2004年2月25日。

（初稿发表于《Taiwan News 财经文化周刊》2005年11月17日，总212期，修改于2006年5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