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的艰难――赵紫阳在1988年

    by  • December 5, 2005 • 程晓农文集 • 0 Comments

    赵紫阳于1987年秋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当时不少期待改革的国人以为,在思想开明、行事磊落的赵紫阳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将出现新的大好局面。很少有人知道,赵紫阳当时的处境其实十分艰难,他虽然熟悉经济问题,是中共历任领导人中对中国经济现状以及应该如何改革了解最深的人,但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使他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构想去改革,因为他不但面临以陈云、姚依林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官僚体系的暗中掣肘抵抗,还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不懂宏观经济管理的总理李鹏。更复杂的情况是,声称不问国务院日常事务的邓小平不安于“垂帘听政”,还要直接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的决定。1988年初夏,邓小平自以为是地擅自宣布要“价格闯关”,结果造成了全国性恐慌和经济失控,但他闯下大祸后却将责任一推了之,既不愿意阻止陈云、姚依林趁机阻挠经济改革的举措,也不愿意出面承担本应由他自己来承担的政治责任,而是怯懦地让并不赞成邓小平主张的赵紫阳出面向全国民众认错,以保全邓小平自己的脸面和地位、维持其“一贯正确”的形象。结果,赵紫阳的政治形象和实际地位因此大受伤害,而反对经济改革的陈云等势力反而在经济决策方面占了上风,并为日后“六四”期间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从1988年围绕经济改革的政坛风云可以看出,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下,赵紫阳秉持良知,为推动经济政治改革所作的种种努力是何等的艰难不易。“价格闯关”错误决策的失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不满,此后不久,1989年春以学生为主要力量的民主运动爆发了,赵紫阳面对党内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坚持反对邓小平用野战军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的决定,并因此离开了政治舞台,至今都没有人身自由。如今中国的御用学者把80年代改革决策过程中的种种真相遮掩起来,把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这顶桂冠戴在了邓小平的头上,同时淡化甚至抹杀赵紫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努力和贡献。其实,从1978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的诸多方案主要是赵紫阳等人主持制定的,而邓小平只直接“设计”过一项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那就是1988年的“价格闯关”,但这却是一次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思维指导的错误决策,还未施行就宣告失败,而且酿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然而,这个错误决策的始作俑者邓小平却把政治责任转嫁给无辜的赵紫阳,让赵紫阳代他受过。

    笔者时任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综合研究室主任,代表体改所参加过国务院、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这一时期有关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多次讨论会,了解“价格闯关”决策的幕前幕后情形,也到赵紫阳办公室参加了数次小范围的政策讨论,比较了解赵紫阳的思路,算是“价格闯关”这一事件决策过程的一个亲历者。现根据当时记录撰写此文,以说明真相,让世人了解被官方文字所遮掩的一段史实,也希望澄清了的事实能还赵紫阳先生以公道。

    1988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胶着阶段,风波叠起。当时,城市经济改革早期的“放权让利”、“厂长经理承包制”和价格体系“双轨制”的正面效应释放殆尽,其负面效应开始影响经济的稳定,主要表现就是通货膨胀蠢蠢欲动。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是企业改革还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都停滞不前,而以陈云、姚依林为首的计划经济官僚系统则抓住通货膨胀现象,试图否定经济改革的方向,恢复对经济系统的全面性行政管控。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盲目的急躁冒进情绪开始抬头。在高层决策圈中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一度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铁映。这种看法把经济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并存所造成的制度性通货膨胀简单化地理解为“双轨价”的产物,以为尽快实行价格管理体制和价格体系的彻底改革,把“双轨价”合而为一,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所以这种主张视快速完成价格改革为一场“攻关”任务,认为只要当局痛下决心,严令“攻关”,就能一举完成价格改革,从此太平无事。为给自己找论据,持此主张者提出了“长痛不如短痛”这样的口号。笔者1988年3月曾当面听李铁映谈过这样的主张。

    其实,那时一些实行经济改革的东欧国家如匈牙利等国的经验早已证明,如果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不能彻底改革、企业制度不能彻底改革,上述企图只会造成一轮又一轮的物价上涨,不合理的价格结构会在这个过程中“复归”如初,“短痛”必然变成“长痛”,最后除了造成经济动荡,别无它用。1987年匈牙利经济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以及体改所到匈牙利的考察,都注意到这个经验。赵紫阳听取汇报后,根据他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经验和直觉,基本上接受了这一判断。80年代见过赵紫阳的著名西方经济学家对他理解现代经济问题的能力都交口称赞,可以说,中共执政之后的历任国家领导人中,在这方面其他人都难望其项背。

    然而,高层决策圈中具有赵紫阳这样睿智的人却绝无仅有。象李铁映这样的缺乏现代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出身的行政官僚,其能力不足以理解这些道理;相比之下,他们更容易接受象“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之类的简单化口号和单线条思维。糟糕的是,对既未受过现代正规教育、也不懂宏观经济的邓小平来说,最容易打动他的,恰恰是“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之类带军事术语色彩的观点。尽管邓小平对经济问题完全外行,在中国的决策体制里,以军委主席身份“垂帘听政”的他却偏偏拥有对财经事务发号施令、直接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的权力。赵紫阳虽然明白“价格闯关”是儿戏,却无法让缺乏足够知识的邓小平理解这一儿戏的荒谬。至于1988年3月起任国务院总理并兼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鹏,就更不懂复杂的经济道理了,他对一些基本的经济管理常识都不甚了了。1985年夏笔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时,李鹏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经济形势,笔者全场听完了这次报告。这份报告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代为起草的,李鹏只不过是读一遍而已。但他好象不满足于照本宣科,读稿过程中脱稿解释了两个名词,“工资总额”和“物价指数”。可惜,这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对这两个大学本科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熟悉的基本概念的解释,全都错得离谱。以这样的知识基础主持国务院工作,李鹏在1988年“价格闯关”的决策过程中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1988年5月初,接受了“长痛不如短痛”观点的邓小平,突然决定要直接干预具体经济政策,他要求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一下,能否在3到5年内完成价格改革。政治局常委会随后召开了一次务虚会,议了8条意见。这8条意见与邓小平的想法不同,邓小平强调的是“不怕冒险”、要“毕其攻于一役”,而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则强调要稳妥,要顾及民众的心理承受力,价格改革过程中要配套进行工资改革,以免民众的生活水平受影响。其中的第2条意见是准备一个为期5年的价格-工资改革计划。当时,在赵紫阳主持下通过的这8条意见并未对党内公布,更未向社会公开,本来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

    大概是不满意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求稳有余、“冲劲”不足,邓小平从5月19日到6月3日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连续向外宾放话,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实行“价格改革”,其理由就是“长痛不如短痛”。邓小平此举不仅是越俎代庖,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代替政治局宣布重大财经政策,而且是直接对政治局施加压力,逼着政治局按照他的意图行事。这是毛泽东惯于的手法。邓小平公开放话后,中央要“价格闯关”的消息就不径而走,媒体相继报道,立即在社会上引发了心理恐慌,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来势凶猛的银行挤兑和抢购商品风潮,物价迅速上涨,经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当时,赵紫阳其实并不相信单刀突进的“价格闯关”措施能取得成功,但作为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军人物,他又不便直接反对价格改革,那样就会站到反对经济改革的保守派一边了。所以,他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发表讲话表示,只有在价格改革的同时推进企业改革,价格改革才能成功。他没有讲出来的另一半意思是,如果单刀突进地推行“价格闯关”,而在其他领域里按兵不动,“价格闯关”即使实施了,也不可能成功。可是,他的看法并未引起注意,老百姓担心的是大涨价,支持改革的人往往被“长痛不如短痛”的简单逻辑所左右,反对改革的人当然不想听赵紫阳的意见。

    赵紫阳所面对的不仅是邓小平的鲁莽草率,而且还必须应付陈云、姚依林的暗中破坏。由于李鹏没有能力主持“价格闯关”方案的制定,这个任务就自然地落到了姚依林的肩上。反对经济改革、又深喑中国官场政治的老官僚姚依林知道,不能公开披逆鳞、否定邓小平的主张,但阳奉阴违这样的把戏要瞒过向来不问细务的邓小平,就易如反掌了。因此,姚依林一方面在表面上做足功夫,大张旗鼓地召开各种讨论会,征求学者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对“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意见,摆出一幅“价格闯关”势在必行的架式;另一方面,却利用主持制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机会,把邓小平“价格闯关”的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悄悄化解成适当提高几种商品价格的一个小幅度调价方案,于是邓小平的“价格闯关”主张就无声无息地被技术官僚们消除于无形之中。然而,老百姓并不知道姚依林抵制邓小平决策的真相,而姚依林大张旗地为“价格闯关”造势的行动实际上起到了煽动老百姓的恐慌心理,为社会动荡火上浇油的作用。就这样,姚依林既不动声色地耍了邓小平,又把赵紫阳“架在火上烤”;而无知的邓小平不但未察觉姚依林的把戏,反而对姚依林倍加信任。

    当时,陈云私下里明确反对邓小平的“价格闯关”主张,也猜到邓小平在此事上必败无疑,却故意不提出任何批评意见,而是等待着看邓小平“走麦城”的那一天。同时,他悄悄地指示姚依林,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停止经济改革、实行“治理整顿”的方案。直到1988年夏季,社会动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时,陈云知道邓小平的败局已定,于是出面表示,必须立即停止“价格闯关”,实行“治理整顿”,他的主张是重新恢复计划经济管理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广泛控制。邓小平在失败的现实面前,不得不表示,同意陈云的意见。于是,自邓小平宣布“价格闯关”之后,3个月内,“价格闯关”一事无成,而引起的社会经济动荡则动摇了国民经济,于是中央政府于1988年9月宣布改弦更张,放弃“价格闯关”这一决策,同时决定严格控制物价,实行“治理整顿”,80年代的经济改革步伐就此停顿。

    掀起这么大一场经济社会风波,又明显是出于一项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思维指导的错误决策,当然得有人出面承担政治责任。然而,“价格闯关”失败之后,闯了祸的邓小平却不敢承担政治责任,于是他玩起了中共党内老一套的诿过他人的把戏。邓小平绝口不提自己几个月前动议“价格闯关”一事,也不提他通过向外宾放话对政治局常委会施加压力、要常委会立即实施“价格闯关”决策的情形,更不敢追问姚依林阳奉阴违、明顺暗抗的行径,却逼赵紫阳出来代他受过。于是,赵紫阳不得不在1988年9月中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承认“价格闯关”这一决策考虑不周。这则消息经新华社报道后,邓小平安然过关了,而一心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的赵紫阳的形象却因这次检讨大为受损,此后他事实上不能再过问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了,经济决策的主导权终于被反对经济改革的姚依林等计划经济官僚夺了回去。

    1988年其实是真正懂得经济政治改革的赵紫阳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而那时他的地位之削弱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那就是以理想主义为特征的中国经济政治改革被“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悄悄地划上了句号。从此,经济改革在中国被逐渐改变成服务于权势集团利益的工具,而清除了理想主义代表人物赵紫阳的中共领导集团,则越来越露骨地把剥夺压制民众当成维持统治的基本手段。从这层意义上讲,1978年以来,以赵紫阳为领导人的经济改革到1988年秋就中断了,此后的“改革”其实与此前的改革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这是理解中国在改革中走向全面腐败、快速极端的两极分化、欺弱凌贫等局面的一个关键点。

    (原载《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纪念赵紫阳(1818-2005)》,明镜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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