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每临近春节，充斥中国媒体的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中国政府如何关心民工，细心安排“春运”工作；二是民工的生存状态，包括民工以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极其无奈的方式向雇主追讨欠薪――因为压迫民工的主要是雇主，并非政府，所以媒体可以在这一题材上表现“社会关怀”。

不过，今年的“新闻”多了一项内容，即各地政府积极主动帮助民工追讨欠薪。只要在互联网上输入“民工追讨欠薪”几字，就可以看到数万条某地政府帮助民工追讨欠薪的报道。深圳市追讨欠薪成绩最为辉煌，除了帮助众多民工追讨回两亿多元的欠薪之外，还将8位拖欠供货商货款与工人工资的无良老板判了刑。

在中国民工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下，政府出面帮助饱受欺凌且上告无门的民工追讨欠薪自然是件好事。但笔者想的问题却是：第一，政府是否准备将帮助民工追讨欠薪作为一项政府日常工作？如果不是，那么民工只能在政府运动式追讨欠薪时暂时沐浴皇恩，运动一过，民工们再遇到被拖欠工薪之事又如何解决？

这个简单的问题其实关系到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政府是继续坚持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全能政府模式，还是准备接受“小政府、大社会”模式。

大政府、小社会模式的种种弊端已经相当严重：政府吃财政饭的过多，官民比例已经达到1：26，中国农民负担重，就缘于乡镇干部过多；行政效率低下，这么多官员，大多以苛剥民众为要务，每天只闻民怨鼎沸，“扰乱政府秩序”的大规模骚乱年年只见上升，前年共发生74,000起，而今年据说上升了19％；省以下各级政府均在为债务危机发愁，目前已经将裁员的刀子挥向了事业单位。

但“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从改革开始就在设想，却一直未践行。原因很简单，这个模式必须大大削减政府权力（等同于削减官员权力），还权于民。这对于习惯垄断一切权力，将“民主”理解为“为民作主”的中国政府来说，迈开这改革步子实在难于上青天。于是“中国老百姓素质低，还未准备好实行民主政治”就成了迟迟不改革的借口。“改革”于今已经将近28年，其结果是中国政府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里宣布：中国的国情不适用西方的民主政治。

且不谈实行民主政治的其它好处，仅以民工维权中的一项追讨欠薪来谈。由全能政府来包办追讨欠薪，就是一件社会代价高昂的事情。全国总工会曾于去年5月公布过一项调查结果，截至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最短的工薪拖欠时间是半年，最长的拖欠时间竟然高达6年。

调查显示，农民工讨薪需付出四大成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接受调查的农民工平均讨薪的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则成本最少需要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除此之外，农民还要付出另一成本：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无法正常劳动。

由于依法维权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程序繁琐，处理时限过长，而且付出巨额成本后薪水仍然无着落，或者处理结果不能弥补其维权过程中付出的巨额成本，所以许多农民工被迫选择暴力手段或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跳楼、爬塔吊等，个别人干脆杀害迫害他们的老板。

而这一切，就缘于中国政府以“为民作主”的救世主自居，不肯让中国人成立各种民间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让人民被迫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其实，中国政府只要调整一下思路，将“为民作主”改为“让人民自己作主”，就可以减少不少麻烦。比如，让中国的农民自行成立组织维护自身权益，使他们从受雇那天开始，就拥有与雇主讨价还价的组织平台，相信他们会比坚持“为民作主”的官僚们要做得好得多。至于民众素质低之类托辞，纯属扯淡，因为民主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民众完全可以在民主实践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素质。

通向和谐社会的道路其实只有一条，还权于民，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什么时候中国政府想通了，将攫取的民权还于人民，中国社会才有可能走向和谐。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1月26日，总1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