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于2006年春节期间在延安大“扭秧歌”，并非只是一种亲民秀。联系到他以前的西柏坡讲话等一系列施政宣言，完全可以将之解读成这是他在表示回归毛泽东“延安道路”的政治决心。

――与其说胡锦涛的这类举动表现出他个人政治智慧的局限，还不如说表现出他所领导的这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政党现在已面临一种无出路的困窘。这种政治上的无出路，早在十多年前就被人用如下语言概括，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没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对象”。

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难道就算找到了出路？中国的毛泽东时代，说穿了就是三样东西的混合：小农经济时代的封建专制内核、苏联式政治体制外壳，加上一个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的魅力型领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极权政治。这一极权统治制造的许多国家之罪，至今中国共产党尚无足够勇气面对。而这一极权统治之所以结束，就是因为它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中国人不健忘的话，应该记得1976年之后，中国除了毛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之外，邓小平倡导的经济改革确实一度引得万民欢呼，认为这是“走向新时代”。

但邓小平的改革有个致命缺陷，即以权力市场化为改革起点。这种改革虽然仍旧打着所谓“社会主义”旗号，声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社会主义张扬的“追求社会公正”却被抛弃得相当彻底，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经典理论“剩余价值”论早已被“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一西方经济学理论代替，于是中国只剩下政治教科书仍旧在唠叨“社会主义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尽管所谓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但用来抗拒西方民主政治时，中国共产党还可以将其当作一面旗帜挥舞一番――挥舞者至少可以在破旗的猎猎声响中自我陶醉一番。

而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人――无产阶级，包括“半无产阶级”小农阶级在内，却发现自己“领导阶级”与“同盟军”的崇高地位丧失殆尽，并且在不经意之间已经乾坤倒转，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均成了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别称）的对象，前年那74,000多起与去年那8万多起社会骚乱当中，他们毫无疑问是骚乱的主体，但却得到“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政府的无情镇压。

对于这些政治上的名实分裂、意识形态上的不能自圆其说，胡锦涛似乎毫不在意。邓小平当年曾陷入这种名实分裂，但对理论了无兴趣的邓采用了“不争论”来暂时搁置这种困境。但到了胡锦涛这里，理论上无出路，回归毛时代、走延安道路似乎成了他唯一可以抓住的政治理论大旗。

但中国不能依靠“扭秧歌”扭上现代民主政治之路。“毛泽东思想”里面有“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内控制法宝，有在中国打内战的战争宝典，也有控制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专制经验，还有处理计划经济时代政经关系的“论十大关系”――至于那些是毛个人智慧还是集体智慧这里姑且不论，但就是缺少在信息化与高科技时代将中华民族引领上现代民主政治之路的政治智慧。胡锦涛即使将毛的“雄文四卷”天天读、年年读，也不见得就能悟出多少现代治国经验。

更糟糕的是，胡锦涛领导下的政府，其促使社会良性发展的政治举措只见空头许诺，但在镇压底层反抗与控制言论等方面却表现了这个政府的强硬与力量，比如沿袭江泽民创下的“国家诬陷”手法，将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名颠来倒去地使用，不断加强网络控制，密织文网，构陷冤狱，开动坦克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失地农民，整个国家进入末世状态。

胡锦涛的执政乏善可陈，也不能完全怨他本人，毕竟是中共通过党内选举这种政治形式将他推举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那捉襟见肘、力竭计穷的政治智慧代表了这个政党的末路状态。但有一条胡锦涛应该很清楚：他应该知道他不是毛泽东，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而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心向往之的“毛泽东时代”，也与他心中想要的“毛泽东时代”很不一样。

可以断言，胡锦涛意欲回归的“延安道路”，于中国而言只是一条毫无前途的政治死胡同。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2月2日，总12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