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治生态的三大分裂

    by  • February 16, 2006 • 中国观察 • 0 Comments

    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与中国政府处理这些矛盾的严重失当,使得中国社会象患了精神分裂症状。而胡锦涛向毛时代回归及其使用的整套意识形态话语,更加剧了这种分裂。

    分裂之一是前年笔者在“党务系统向左转,政务系统向右靠”一文中谈到过的执政理念与执政行为的严重分裂。所谓“党务系统向左转”,即意识形态控制大大加强,政治用语也日益还原到毛时代的话语系统,最近还再次象征性地表示要回归“延安道路”;而“政务系统向右转”,指的是社会经济政策向右靠,许多政策已经明显地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痕迹,对导致中国政府高度软政权化的腐败问题更是放任自流;对于收入差距问题,则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在镇压底层反抗时,却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广东太石村事件与汕尾事件中的政府行为,完全与其意识形态表述“重民、亲民、爱民”相反――这种执政理念与执政行为的严重分裂,但中国政治领导层却以一副对这种分裂假作不知的“深藏不露”掩盖自己的黔驴技穷。

    分裂之二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改革认识的严重分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认识的分裂虽然表现为对所谓“改革”持赞成还是批评的态度,但双方都各自回避一个要害问题。赞成深化改革者回避了一个改革的名实问题:改革使谁获利?他们根本不想揭穿这种假改革之名,行掠夺公共财产与民众财产,剥占人口近80%的下层人民利益之实的改革真面目,而是将改革图腾化神圣化,以此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批判改革者,虽然是从改革造成的诸多问题出发否定改革,但开出的药方却是要回到改革前的时代。他们回避的是另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改革前的旧体制是今日问题之根。所以这药方既治不了病,还将使中国陷入更深的认知分裂之中。

    ――读者且不要认为这种讨论如同自由民主社会之政治或者学术争论,因为在民主社会里争论这类问题,不需要将批评政治体制与政府列为禁忌。而中国却不然,即使捍卫改革者谈到今日中国问题乃是改革不深化所致,也避免谈到要深化的方向是什么。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弱智到不知道需要改革的对象其实就是今日中国的新极权政治体制,而有的人出于可以理解的政治高压,缄口不言;而有的人却出于政治谋算,相反还为这一政治体制积极辩护。

    分裂之三是底层民众对自身处境的现状与解决出路认知的严重矛盾。一个网上广为流传的帖子几句话就将官方学者用理论层层包裹的改革实质揭了老底,“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就业难得你整天头痛”。这种旨在掏空百姓储蓄的改革,老百姓自然不拥护,但他们想的却是要回到改革以前那种让中国历史倒退了大半个世纪的小农式社会主义中去。

    上述分裂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但执政集团对舆论的严厉管制与政治上的严重封闭,却使得人们没有任何制度性管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所有言论被强行逼缩到网路上的BBS这一块小而又小的空间中,而表达渠道的逼仄最后导致了表达方式的逼仄与表述语言的狂烈,精英与民众的对峙在这里达到极致,知识者当中的草根已经到了逢精英必反的地步,而精英对此的典型回应堪称“要顶住网路舆论的压力”。而有名有姓的精英们自然不敌无数穿着马甲的网路草根,过去二十多年向政府献策论最多,为“ 改革”撰写辩护词堪称车载斗量的经济学界精英也因此成了众矢之的。

    前一阵关于中国到底有几个经济学家的争论就是网路激战的一个经典案例:认真的批评者并非不知道经济学家的专业素养与道德良知是两回事,也并非不清楚有无道德良知并非评判专业资格的主要依据。但这种模糊是有意的,它代表了在当前政治语境中,草民阶层对整个改革的愤恨以及一种无出路状态下的发泄。而被批判的精英们不敢说出来的是这样一点:他们在为自己言论立场挨批的同时,也在代当局者受过。

    目前中国的政治状态已经让任何隐喻以及暗藏机锋的理论研究与文化表述失去了读者,以和平理性诉求为主的维权运动则成了底层反抗的行为主流。但当局对此的回应却依然是对暴力镇压的迷恋,这让人看到了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政治危机―― 这种危机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危机。

    怎么办?这个巨大的问号困扰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精英,也包括草民。

    (原载于《华夏电子報》2006年2月16日,总1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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