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曾听到一位在高校任教的朋友说过他的经历：他在课堂上讲了一点真话，结果被一位研究生检举“在课堂散布反动言论”，为此停教。当时我曾以为这种“学生积极分子”只是个别现象；去年吉林省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也不幸被学生检举，说其在课堂散布不利于党的言论，卢被停课。笔者仍然以为这只是少数学生被中共告密文化毒害的结果。直到前些天看了一位大学教师的博客，才知道中国的大学竟然启用了特务学生制度，监督教师课堂言论！
这种学生特务有个名词，叫做“信息员”。据这位教师介绍，这一制度2005年下学期建立。“信息员”制度内容大体如下：学校当局从学生里面选调一些非常听话的同学，安排到不同的院系，听各科老师的课。信息员表现得好，就可以“加官进爵”，成为入党积极分子。而党员毕业以后，就业优先，因为现在文化教育部门招聘时，是否党员是条很重要的录用标准。
教师们并未迟钝到不知“信息员制度”为何物，毕竟中国是一个政治运动隔几年要重来一次的“革命大国”，“运动经验”都很丰富。这位教师记述说，当时系里负责人给老师们传达学校将要实行信息员制度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这是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制度！”
这位教师接下来写下自己的感触：“在‘可爱’的信息员面前，作为老师，您还能针砭时弊？有些老师本来就昧着良心，经常向同学们宣讲中国形势如何大好；加了一个信息员，良知未泯的老师，恐怕也要噤若寒蝉。这样，充斥在学校课程上、教室里的都是‘一片大好’‘安定团结’的稳定和谐之声。”愚弄学生唯一的后果是，毕业后，学生们发现社会现实根本就不是老师说的那回事，这个“可爱的社会”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这位教师担心在谎言中长大的青年人将来缺乏社会适应能力，我却是另外一种担心。我在为这种培养告密者的信息员制度必将产生的长期效应担心。我曾说过，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以告密对人的道德腐蚀性最大。仅就告密现象本身来说，古今都有，中外皆然。然而中国与西方对告密文化的容忍程度却很不一样。西方文化不鼓励告密，除了一些天性卑劣而自愿充当告密者的人之外，大多是在前途或生命攸关之时，由于人性的软弱而屈服于压力被迫成了告密者。但即使是被迫而告密，告密者也很难得到社会的原宥。
而中国的告密者却不然。中国的专制政治文化本来就鼓励告密，明代的东西厂制度与清代的密折制度将告密制度化。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更是大张旗鼓地鼓励告密，并赋予告密以政治与道德上的神圣色彩。所以中国除了少部分天性卑劣乐于充当告密者的之外，绝大多数是受意识形态蛊惑，为了所谓政治信念而投身于“大检举、大揭发”行列。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只在八十年代初期受到过些许批评。但对于制度性的鼓励告密来说，这种批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所以到了“六四”以后，告密现象又卷土重来。而如今政府竟公然在大学这种培育社会精英的摇篮里建立专以告密为务的信息员制度，让人不得不发问：这个政府对中国的未来、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还有一点责任心没有？
中国共产党政治中，曾经赋予告密者一顶光环，即“积极分子”。由于告密堂而皇之地成了好的政治表现，因此在现代中国，“告密”一词极少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检举揭发”。被检举揭发者就算是吃够了告密者的苦头，也不能有丝毫怨言，即使官方后来承认当初的政治运动是错误，告密的人也不需要有道德负担，我自己就亲耳听到过让我吃够了苦头的人对我说：“过去那些都是时代造成的，我们也是受害者”。这种鼓励民众互相监督检举揭发的政治文化，既不能促使告密者反躬自省，更不能形成使告密者产生羞耻感的社会舆论，于是整个社会道德日益沦丧。
无论中国政府为世界画了多少张“和谐社会”的画饼，如今有了信息员制度这一告密行当的存在，我相信，中国离民主政治的距离只会越来越遥远。一个依靠黑社会手段与特务文化治国的政府，不可能将中国引导到光明大道上去。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3月9日，总130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