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访美前夕，中国放下身段向美国频频示好。这一姿态与2004年胡锦涛南美之行那种挥洒金钱，大胆挑战视南美为“自家后院”的美国的姿态相比较，简直判若云泥。

且看中国政府作了多少“让步”：

150亿美元的大额政府采购，以此安抚美国飞机、电子、汽车等几大利益集团――而在去年法国内乱频生之前，这类好处是中国政府送给欧盟的大礼包；

努力表演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大戏。从今年2月开始，不仅急于出台各种法规，还将4月定为“保护知识产权月”，4月11日由商务部长薄熙来亲自演讲，历数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成就与努力；

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政府亦向美国表示了极大的让步。对于美国来说，目前在市场准入方面只有一个最具体的要求，那就是允许美国资本进入中国的金融业。4月10日，中国政府派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出面表示愿意放松对银行业的控制，允许一度由政府独家拥有的中小型银行出售控股股权；并重申国家控股原则只适用于大型银行，不适用于中小型银行。

至此，在美国国务卿赖斯那张“长长的清单”上列于首位的经贸问题，除了人民币汇率之外，几乎全都满足。至于台湾、伊朗、北韩以及中国的人权、政治民主等话题，在美国的清单上是长线话题，只需要会谈时表态就行。

如果说，这种支票外交加上连串让步，其目的在于为胡锦涛访美营造好的气氛，那么4月9日中共意识形态专家郑必坚在北京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发表的演说，其意涵就丰富得多。在演说中，郑必坚明确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会给世界带来任何意义上的威胁，他特别强调：“我们（中国）只输出电脑，不输出发展模式。”

有心者都会注意到，自胡锦涛当政之后，郑必坚这位历经几朝的“理论不倒翁”才真正走红，他的每次发言，都是针对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最关心的话题作出回应。比如去年胡锦涛那次访美行程之前，郑必坚撰文提出“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意在回应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演讲中呼吁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的要求。这一次，郑必坚也回应了美国近期最关心的“中国向拉美输出发展模式”问题，笔者认为，这一讲话暗含着中国外交战略的改变。

从1989年以后，中国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是“正在由‘一超多强’的格局向‘多极化’转变”。“一超”指的是美国，而所谓“多强”是指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所谓“多极化”，则指的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欧盟、中、俄、日等国将与美相抗衡，共同支配世界。而中国多年来奉行联欧制美，而且也屡屡成功，前年胡锦涛访问拉美五国时那种挑战美国的姿态，就是这种情势下的必然表演。

中国政府改变姿态，与2005年以来国内局势的恶化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

国内局势的恶化可以用几句话概括：政府腐败与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已经不堪闻问，金融危机深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失业问题加剧，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民的反抗日益激烈，政府除了加大打压力度、加紧控制新闻媒体之外，别无良策。为了让农民能够活下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1月宣布减免农业税。但这一纸命令却断掉了乡政府的主要财源，导致乡镇干部收入迅速下降，使数量高达数千万的乡镇干部群体严重不满，当局基于统治基础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得不改变“欲与美国一比高低”的姿态，以专心控制国内事务为主。

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于：去年以来欧洲局势大变，中国主要盟友法国被国内动乱折腾得无暇他顾，希拉克政府朝夕不保；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转向，与美国重新握手言欢；至于俄罗斯这个盟友对中国从来就是半心半意，随时准备改变姿态。而美国政治中的保守主义日渐抬头，中国梦已经开始褪色。在此情况下，中国不得不改变联欧制美的外交战略，考虑将中美邦交恢复到“友好状态”，与此相伴而来的必然是对日的逐步软化。这就是中国对美国放下身段，急于示好的主要原因。

但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的反美宣传调门未必随着改变，因为这是反民主化的另一种政治需要。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4月20日，总13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