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40周年纪念，但中国人依然不能在国内就文革话题自由讨论。而文革研究在国外也只是少数学者凭个人之力而为，主要成就体现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暂时还未能往深层掘进。

而文革研究之所以滞留在目前这种状态，主要缘于两点：

第一，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是官修――这固然是官方易于集中人力物力，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历史叙述往往承载着国家意志，任何统治者都希望从有利于本朝政治统治这点出发来解说历史，因此私人修史往往悬为厉禁，犯者往往处以灭族重罪，如清朝的庄廷陇修《明史》即一例。也因此，中国的史书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二十四史》即一明显例证，除了《史记》中有关汉朝部分，以及《汉书》等少数几部史书之外，大多是新朝史官写旧朝之史，撰史者并无政治负担，而且批评探讨前朝政治得失，目的就在于论证本朝得国乃天命所归。

而文化大革命却不同于上述任何状况。首先，承接毛泽东统治的是邓小平，他本人与不少中共元老固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但囿于种种利益考虑，却不能对文革产生的体制根源做深层挖掘。究其原因其实也简单：邓时代以及邓后的中共政府，与毛泽东的中共政府不仅有政治权力上的传承关系，还有政治合法性的继承关系。因此，将文革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晚年错误，可以回避这一点。一旦往制度层面挖掘，将会引起人们对现存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只要执政者这种政治自利需要继续存在，中国本土学者对文革自然无法从理论上、根源上做透彻反思，而外国学者对文革本来就有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隔膜，这就是文革研究始终停留在资料搜集整理阶段的主要原因。

第二，文革不仅是“国家之罪”，许多普通人手上也沾了血。文革开始时，笔者已经10岁。以本人的观察与体验，文革的血腥暴力行为并不像今天一些外国研究者所说，全是红卫兵与造反派所为。比如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就不是外来的红卫兵与造反派，而是本乡本土的农民所为。而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摹本――湖南邵阳县的大屠杀，同样是邵阳县的贫下中农所为。当时，邵阳县的农村基层组织以“阶级敌人成立黑杀队，要杀害贫下中农”这一纯属谣言的说法作为动员口实，将每个村的成年男子集合起来，屠杀本村的“阶级敌人”，即地主、富农全家，而且要求“斩草除根”，凡家中有在外工作的子弟务必抓回来一道杀掉，我当时的邻居中就有这类被抓走杀害的人，这都是当年亲眼所见。后来农民们出于迷信，担心死人到阴间记住杀人者面目，前来纠缠，于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互相交换杀人。至于那杀人手法的残酷，完全可以从那些尸体的惨状看出来――因为我所居住的邵阳市与邵阳县同处资江流域，邵阳县在上游，贫下中农杀人杀得多了，懒于掩埋，往河里一丢了事。在1968年夏天，有将近一个多月时间，每天从上游漂下来上百具尸体。

――这些参与杀人的贫下中农，又如何肯面对当年自己那残酷的杀人之罪？笔者于1991年曾写过一篇“为了数千被遗忘的冤魂”，以笔名“沈默”发表于香港《当代》杂志，但想再到邵阳县农村做进一步的访谈却不得其门而入。凡听闻我有此意的邵阳县人，哪怕私交不错的朋友，都不愿意提供方便。

由此推想，当年在文革中凡与血腥暴力沾边的“利益相关者”，又如何肯承认自己当年制造的罪孽？近年来，许多文革风云人物陆续撰写回忆录，读者又几曾从中看到半点忏悔之情？

鉴于上述官方与民间的现实利益考量，可以断言，对文革更高层次的反思与研究还需要一段时间。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对历史的反思总是迟到的（大意），其实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反思历史还需要社会条件的成熟。

基于中国现实的政治社会条件，不忘记文革的最好办法，就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尽可能忠实地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从史料价值来说，这种记录的价值虽然比不上当时的记录，但至少算是抢救历史记忆。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5月18日，总1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