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俄罗斯普京政府惩治腐败，十几位高官落马。舆论四起，反应最强烈的是中国，对俄罗斯缺乏了解者赞美普京，认为中国应该向俄罗斯学习，惩治腐败高官。而中国政府的御用学者们（包括一些连“御用”边都沾不上的拍马者）则借此重新弹唱老调，即“俄罗斯的贪污腐败戳穿了民主万能论的神话”，鼓吹此论时，他们自然没有忘记捎带上台湾最近的赵建铭案件。
民主与专制的不同在于有社会监督体制
其实，中国政府这种言论本身就有问题。从来没有人说过民主化国家不会发生腐败，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在面对腐败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在于：专制国家缺乏监督机制，媒体是权力的喉舌，腐败发生之后先拼命向公众隐瞒真相。无法隐瞒之后往往不是处罚腐败者，而是处罚揭露腐败者。比如中国就是如此，不少记者因为揭露腐败锒铛入狱，至今尚系狱中的人士就有揭露原国家总理李鹏家族暴富内幕的军队作家马海林，还有揭露山西运城地区政府腐败的记者高勤荣等多人。而民主国家的媒体是自由的，且不说那些成熟的民主国家，即以民主化还不特别成熟的台湾为例，最近赵建铭案件曝光后，入狱的不是揭发者，而是腐败者。这就足以说明民主国家反腐远比专制国家有成效。
中俄两国改革殊途同归
但俄罗斯民主化后的社会演化历程确实给研究社会转型的学者留下了一道相当大的难题，这道难题倒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什么“戳穿了民主万能论的神话”，而是中俄两国改革的出发点不一样，结果却殊途同归：中国只改经济体制，至今仍然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权力市场化导致弊端丛生；而俄罗斯则由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后改经济体制，而所产生的各种弊端却与中国极为相象。
两国政府均高度腐败，在国际腐败排名表上且总是被列为最腐败的国家行列。两国的共产党精英均凭借权力巧取豪夺国有资产，将自己变成暴富者，区别是俄罗斯的精英财产通过私有化途径可以公开化，而中国的政治精英只能做隐蔽的富翁或到国外做富翁；两国的司法系统与军队都高度腐败，社会贫富差距极度悬殊，黑社会组织对政治经济生活都大规模渗透。最让人惊讶的是，教育系统在世界各国都甚少发生腐败，而在中俄两国都发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区别在于俄罗斯现在是免费教育，腐败行为还属于教师个人行为；而中国则是除了教师的个人腐败之外，还加上学校在“教育产业化”大旗下公开的掠夺。
中俄两国控制经济的方式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两国处置国有资产的方式很不一样，俄罗斯改革之初，形式上做到了“起点公正”。俄罗斯民众的确得到了政府向他们承诺的“公平”：每个人不分年龄和性别都分到了价值10,000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将全国的国有资产平均折算到每个国民的人头上而得出的数据），用于公民购买国有资产。用叶利钦当时的话来说，这一笔依据绝对平等的原则分配到每个公民头上的财产，足以令每个人都过上好日子（10,000卢布按当时的市值相当于每个人都分得两辆伏尔加轿车）。但在这场空前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展开之时，俄罗斯尚未摆脱苏联解体后陷入的严重经济危机，而私有化证券又由于国有资产的估算和拍卖未能同步展开而根本无法兑现。而那些亦官亦商的政客或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商人和外国买办则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以超低价格大肆套购民众手中的私有化证券，在石油、军事工业等形成了私营经济寡头。后来普京为了夺回这些行业的控制权，以反腐败为由抓捕了垄断新闻业的两大寡头以及俄罗斯首富、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
而中国在国有资产的处置方式上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是先让厂长经理阶层及相关官员们用各种暗箱操作的方式化公为私，中饱私囊。待这些蛀虫们将国有企业折腾得奄奄一息时，再来个“抓大放小”，假“经营者产权改革”之名，将中小型国有企业用半卖半送的方式给了这些国有中小企业的厂长经理阶层。但对于那些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行业，如石油、电力、电子通信、交通运输行业，中国政府却一直刻意扶持大型国有企业，让它们享有垄断地位。军事工业更是从未向私营企业开放。由中央控制的大型国有企业为数不多，现在只有169户，但这些企业集中的资源却在不断增大，其利润占中国工业利润的46％，将近一半。
是什么使得两国现状如此接近？
在改革以后，俄罗斯先经历了萧条与痛苦，目前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所有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整个国家。英国记者左派记者索马斯•米尔恩 曾这样评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变化：“在改革的旗帜和美国（实为经济学家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药方的指引下，改革变成了一场浩劫”。这场改革造成的后果是：“民众倾家荡产、陷于失业，极度的不公正、猖獗的犯罪活动、极端的反犹主义和民族暴力冲突，以及将强盗行为合法化的胆大妄为程度和急不可耐的侵吞公共财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这种政治强人的出现在俄罗斯适逢其会，而普京在将几位经济寡头驱赶或囚禁之后，将他们与中国的石油军火生意全盘接手，民众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而中国在经历了繁荣之后，目前正走向矛盾多发期，整个社会象奔突着地火的火山区。如果要对中国经济改革造成的后果加以简要评述，几乎与俄罗斯毫无二致：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圈地运动与城市的拆迁中失去土地的八千多万民众倾家荡产；数千万国有企业工人失去工作；社会失业现象极为严重，社会分配非常不公，犯罪活动遍布全国，腐败高度泛滥，任何公共工程都堕落为产生贿赂的巨大机器，社会底层的反抗日益激烈……
中国从来拒绝民主化，目前正由邓小平时代的威权体制一步步走向新极权政治，政府更在不断制造大量的政治异议人士；而俄罗斯虽然经历了民主化，现在却正由一心想做彼得大帝第二的普京总统带领着走向一条与民主化渐行渐远之路。
中国认为：民主化是俄罗斯问题的万恶之源
在一篇题为“俄罗斯民主化时代的政治腐败——再论‘民主不是万应灵丹’”的文章中，文章作者总结了民主化带来的种种“弊端”之后，借用一位因揭露俄罗斯民主化时代黑暗政治现实而因此遭到暗杀的新闻记者克列布尼科夫说的一段话：‘俄罗斯遭到了疯狂的蹂躏和毁损。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由于营养不良而过早的死去……（在叶利钦的统治下）民主成了祸根――民主派人士的称呼成了“骗子”（crook）的同义词。这两个曾经被想象为引导俄罗斯迈向西方式未来――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概念现在已经名声扫地。在莫斯科街头，人们开始将民主化称之为‘掠夺化’（grab-it-ization），而将民主政治讥讽为‘肮脏的政治（shitocracy）。作者特别强调，俄罗斯成了一个民主国家，但却并不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接纳和包容的事实，以及俄罗斯从一个强国、大国走向衰败的历史教训，更是中国当前片面追求“西方化”人士所应当深思的。
中俄两国的社会转型为什么特别困难？
其实，这番话只能欺骗不善于思考者。俄罗斯改革后的问题并非民主化本身不可避免的。东欧各共产党国家的情形，特别是波兰、捷克等国，就较少出现中俄两国的转型期病。
俄中两国改革中的种种弊端其实肇因于这两个国家改革前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与俄中两国不同的是，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是苏联红军用坦克从外部强行输入的，所以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自由经济、市民社会、独立思维的残余，捷克当年的布拉格春天即是一例。一旦苏联解体，不能再用强力支撑东欧的共产党政权，这些国家新建立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能够比较顺利地取代共产制度。而中、俄两国则是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并巩固政权的国家，是共产党革命的原发地，且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共产党极权统治，自由经济、市民社会及非共产主义价值观念等经过反复铲除之后，几乎荡然无存。在这样的国家里推行民主化、市场化改革，而又不对共产主义价值观进行清算，其结果必然是共产党精英乘机劫持改革为己牟利，而民众则习惯于威权统治，缺乏公民意识。所以，共产党革命原发地国家的改革和转型非几十年不能收功，社会转型期可能未必短于共产党以往的统治期。
（写于2006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