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暴乱与第三次失业高峰

    by  • June 29, 2006 • 中国观察 • 0 Comments

    最近,河南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与四川大学均发生学生校园暴动事件,升达是发放毕业文凭与招生时承诺有别,属于欺诈;川大则是学校乱收费。但如果细究背后原因,可以发现,中国的教育败象显现的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向上流通管道已经严重梗阻。

    中国近6年以来高等教育持续大扩张,从每年招收一百多万大学新生猛然扩张至四百余万,师资、教学设施等无论如何跟不上扩张的需要,质量低下的教育欺诈行为比比皆是。但民众之所以愿意花高价将子女送进大学接受教育,为的是让后辈获得一张通往社会中上层的通行证――大学毕业文凭。人们即使知道这张文凭并不真正标志知识含量,但只要在就业市场有用,学生们也就认了。前些年的文凭欺诈行为虽然出现,但并未酿成特大事端,原因就在于那时文凭还不是废纸。现在的问题是:大学的出口并未通向社会向上流通管道,而是通向失业之途。

    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大学生就业日益艰难,有了大学文凭之后,还得加上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才能获得一份说得过去的工作。而在县及县以下城镇,除了政府部门与一些水电供应等垄断行业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就业门路,于是乡镇政府中的职位,包括司机、文秘等在内,几乎全是县一级官员子女的就业岗位,这也是乡镇政府日见庞大的真正原因所在。

    正因为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来自小城镇的大学生回去也没有出路,于是不少人就呆在大城市里,成为漂流一族,漂在北京的称为“北漂”,滞留校园的成为“校漂”,被迫回家靠父母养活的谓之“啃老族”。由于寒窗苦读十余年也没有前途,读大学日渐失去吸引力,在中国的温州地区,今年有七成的学生放弃高考,走上依靠海外亲属提供机会出洋打工的道路,并认为在美国的唐人街做裁缝也比在中国读大学强。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大学生就业率持续走低。2003年,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降至50%;2004年政府咬牙宣称要让大学生就业率达到70%,并将此目标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给各地政府,但据调查者说,当年的大学毕业生有60%无法找到工作。而2005年的情况更糟,毕业生毕业时找到工作者只有33.7%。而2006年的大学生高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万人,毕业总数为2001年的3倍多,目前无任何迹象表明,今年的就业情况会比去年好。

    中国给世界的经济发展史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案例:在每年经济高达9%的增长率时,却伴随着无法消解的就业压力。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失业高峰,高校毕业生只是中国沉重的就业压力之一部分。它反映的只是中国失业问题的一角: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知识型劳力出现严重过剩。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其他种类的劳动力严重过剩,比如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下岗职工、退役军人……,种种因素使中国的就业问题成了社会矛盾爆发的火山口。

    中国的失业率到底有多高?政府公布的数字只有城市失业率,农村的两亿多过剩劳动力从来就不计算在内。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预计,今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今年新增工作机会仅有1,100万个。也就是说,城市里最少有1,400万人无法就业。

    由于中国的党政事业机关实行的基本上是铁饭碗制度,进去的人只要不出失误和纰漏,就能够保证饭碗不破碎,所以现在就业压力最大的是青年人。2005年,中国青联(共青团中央旗下组织)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15岁至29岁的中国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中国目前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72%失业青年长期失业(指失业一年以上)。为了减少富余人员,中国许多地区实行“4050工程”,即男50岁、女40岁以上退休,而目前,这种“4050工程”正在扩大到“3040”阶段,即男子40岁、女30多岁就劝其退休。

    对习惯了专制压迫且善于忍耐的中国人来说,官僚贪污腐败并非不堪忍受之事,只有沦落到没饭吃的地步,社会的忍耐力也就逼近底线。四川与河南校园暴动只是一个信号而已。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6月29日,总1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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