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使用新编历史教科书成了一大新闻。尽管有关报道提供的信息非常简单，但却有不少海外论者认为，这预示着中国教科书的改革，甚至还大胆断言“中国最繁荣城市的学校将马克思主义放进书柜”；更有人认为，上海的教育模式有可能推向全国，今后学校教育不再灌输马克思主义。
笔者手头并无这部新版历史教科书，但因为近两年在研究中国的中学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故此对中国教科书的编写发行体制有所了解。这里简单介绍有关信息，在此基础上对所谓“中国教科书体制改革”再作判断。
中国教育部1992年8月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从此教学计划改为以教科书为核心的课程计划。这一编写制度亦沿袭至今。高中教科书编写亦按照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编写。
这套课程计划共分两大环节：
（1）统一颁发教学大纲。教学大纲的编写由国家教育部组织人员编写，中小学各科一共有24门课程的教学大纲。
（2）教科书的编写实行一纲多本。除少数地区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的教材。所谓“少数地区”一是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浙江可以根据各自地区特点，按照教学大纲编写教材。今年开始又有岳麓版教科书供选用；二是指经济落后地区，如河北省教委可以编写复式教学的课程教材。所谓“复式教学”，是因为中国落后地区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与教室，故此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年级的儿童合编在一个班级， 采用直接教学和布置、完成作业轮流交替的形式。
介绍这套制度，首先是想说明，上海本来就可以单独编写中小学教科书，这次新版历史教科书最多说明上海又修改了其教科书，不能说明它预示着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将作同样改动。而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科书并非历史，而是《思想政治》。据参与过政治教科书编写的人介绍，教育部官员向他们传达：政治教科书的编写原则须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
其次，上海中小学教科书与其它地方不同，有时也并不全是好事。比如当年江泽民在任时，上海语文教科书曾将江泽民“游黄山诗”入选，并将这首诗歌解说成艺术价值超越于许多诗家的旷世佳作，只能说这是阿谀之举。因为无论从诗的意境及品味来说，如非作者领袖身份，恐怕根本不够资格入选教科书。
第三，据有限的文字介绍，上海“新编辑的世界历史课省略了有关战争、中国历代王朝和共产党的革命史，取而代之的是有关经济、科技、社会习俗和全球化”，恐怕也未见得这种“编纂改革”是成功的。这种编纂原则倒与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策略相同，即消解受众的政治意识，开放非政治层面的信息。
但从人类文化传承这点来看，这一编辑原则恐怕是舍本求末之举，因为历史兴衰，尤其是文明的兴衰，其主干就是政治的兴衰，经济、科技、社会习俗的变化往往受制于政治的变化。而教育一向是国家意志的承载物，不仅是知识的授受过程，还包括文明的传递。我不相信这种残缺不全的历史教科书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在如此教育之下，学生们的历史知识将比以前更加残缺――原来的历史教育有如胶片的负面，而现在则是将历史图片的大背景全都删除或者更加模糊化，成为一堆历史的碎片。
在中国，教科书编写体制的改革，完全受制于政治因素。 所有的教科书从编写、审查到发行，有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由国家教委负责，每个环节都有国家力量介入，以保证“国家意志”在教科书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中国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所谓“国家意志”，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志。在中国当局目前加强社会控制的大背景下，既不可能期望上海教科书改革能够闯出一条新路，并带动全国教科书体制改革，甚至也不可能期望全国教科书改编能够不再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这不是理论，而是常识。
（《华夏电子报》2006年9月14日，第157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