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华盛顿和北京创建高层对话机制，并提升对话级别与密度，7月履任的美国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于9月19日至22日访问北京，此举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眼球，对此发表了连篇累牍的猜想与预测。
新对话机制的特点――只谈经济
美国前任副国务卿鲍勃•佐利克（Bob Zoellick）建立了与中国同行的“高级对话”机制并一直持续至今，但那是副部长级的一对一接触。而鲍尔森开创的新对话将涉及整个经济与外交政策制定领域的内阁级官员，美方由鲍尔森领导，中方则由副总理吴仪带头。据说，美中两个大国于9月20日达成的战略对话机制是“前所未有”的，密集程度将比过去任何行动都要大得多，双方每6个月将举行峰会，并保持持续的官方接触。
但是，从双方领导人追求的具体目标来看，美方有比较清楚的意图，而中国方面却仍然含混不清。比如鲍尔森9月20日在新闻发布会后的讲话透露的信息是，美国将这一对话视为一种务实的谈判机制。鲍尔森称，由于缺乏协调，美国的经济外交已经受损。在加入WTO时，中国曾在入世协议中做出多项承诺。随着中国即将兑现最后一批承诺，美国希望战略对话将为中国未来若干阶段的经济开放提供路线图。现阶段“对话”的重中之重，已由鲍尔森9月21日上午在对清华大学学生演讲时说得很清楚，中国必须发展一个非常强大的资本市场，第一步就是允许更多外国资金进入中国金融业。
中国政府对美国提出的对话倡议表示欢迎，但却明确表示，中国一直迫切希望与华盛顿建立一种更具战略意义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受贸易、导弹扩散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产生的双边争端困扰”。中国没提人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鲍尔森已经表明对话的焦点将集中在经济领域，而鲍尔森的就任财长本身就是美国放软对中国身段的表示。
鲍尔森：昔为好友，今成贵宾
布什政府上台六年多以来，对华外交政策始终阴晴难定。来自财团的压力连续不断，都是要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而中国当局在人权问题上的各种恶行，又使白宫不得不在国会与人权团体的压力下，时不时杯葛中国当局。前任财长斯诺时运不佳，任期内正值人民币汇率和中美经贸问题波澜迭起，一边不得不反复与中国商谈人民币汇率，一边还得设法应付国会压力。而中国放开金融市场的许诺就是斯诺当时应付国会的“中国经济合作成绩单”上的主要项目。
白宫显然不满意斯诺的业绩，汉克•鲍尔森因其深厚的“中国背景”成了财长人选。鲍尔森曾是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在主掌高盛的7年时间里，他一直积极开拓中国业务，曾与联想在内地合资组建高华证券。他在过去10年间曾70余次往来中国，被外界视为在华美国企业的中国问题专家和银行领域的“中国通”。而鲍尔森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更是亲密，他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成员名单宛如一份美国在华企业的高管名人录，除鲍尔森外，还包括英特尔（Intel）首席执行长克里格•巴瑞特（Craig Barrett），波音公司（Boeing）首席执行长菲利普•康迪（Philip Condit），可口可乐（Coca-Cola Co.）首席执行长杜达富（Douglas Daft）及戴尔（Dell Computer Corp.）首席执行长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这些美国富翁“俱尔部”的高级成员对白宫的巨大影响力不言而喻。
也因此，鲍尔森就任美国财长以后，中国媒体一片欢呼声，仿佛是美籍华人获此高位。中国方面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任命鲍尔森的目的正好也是希望鲍能够改变中美两国间目前这种磕磕碰碰的状态，而消解磕碰状态的根源却非鲍尔森所能。
美国为什么急于推进经济合作？
美国方面急于推进经济合作，是因为中国近几个月来频频向美国公司亮出红灯，一直急欲在中国市场有深度掘进的金融与工商业集团对此着急上火。
中国方面从6月至今，至少已对外资亮了三次红灯：
第一次红灯是反对欧美资本尤其是美国大企业集团在中国并购国有企业。这方面凯雷受挫最重，先是收购徐工受阻，继而被迫退出广发银行的收购项目。
第二次红灯是中国政府极其巧妙地在外资金融准入规定上设置了限制，8月14日颁布的新规定，大大提高了外国金融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
第三次红灯在证券业亮起。就在汉克•鲍尔森访问北京前一周（9月1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明确宣布，限制外资进入中国国内证券业，这道禁令将延续至明年10月份。
中国政府近几个月在房地产业设限，主要是针对国际投机资本，无关中长期投资格局。但金融业却是美国资本近些年秣兵厉马、志在必得的行业。如果说外资并购的红灯亮起之后，美欧资本还勉强沉得住气，那么金融业亮起红灯之后，美欧金融集团反应非常强烈。美国加强与中国高层的经济对话，提高对话层级以及派遣鲍尔森访华，主要目的为此。
中国大大提高外资金融业准入门槛
8月14日， 中国银监会向部分外资银行下发了《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修订稿（征求意见稿），打破了西方金融界人士即将以低成本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幻想。
《管理条例》中设置了这么几道门槛：
第一道：大大提高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准入成本。《管理条例》规定，允许外资银行在自由选择商业形态的原则下，实施当地注册法人银行导向。这与原来的外资银行在华机构有什么区别呢？区别首先在于进入成本大大提高。举例来说，目前市场上所熟悉的“XX银行上海分行”，其含义是外国某银行在华分支机构。若改为独立法人，则成为某外国银行在中国的独资银行公司――“XX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而独立法人资格的银行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其下设分行营运资金为1亿元人民币；目前外国银行分行经营全面外汇业务营运资金最低为2亿元人民币，经营外汇和人民币业务营运资金最低为3亿元人民币。只此一项，就得让外资银行多放不少血。
第二道：大大提高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门槛。就算是外资银行愿意大出血，满足条例规定的要求，还有一道关要过，那就是法人银行总行初次获得人民币业务许可，仍需满足“开业三年、连续两年盈利”的条 件。而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设有法人机构的仅为14家，其中又只有7家外资法人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这道门槛意味着就算是中国政府按照WTO协议，如期“开放”了金融市场，这些门槛的设置，还是让许多外国银行不得不在门外徘徊等待，望中国市场兴叹。
第三道：限制人民币业务经营范围。由于中国城乡储蓄连年攀升，目前已高达14万亿人民币。外资银行这些年来一直努力想敲开中国金融业大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想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而《管理条例》规定，外资银行只允许吸收个人100万元以上的人民币业务，这样一来，将大大缩小外资吸纳人民币储蓄的管道。
外资眼中：门槛内风光无限好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曾在2006中国财富管理论坛透露，金融资产在10万美元以上的中国家庭大约有300万户，中国持有流动性资产（现金、有价证券、非自住住宅等）超过100万美元以上的人群约为30万人，预计到2009年中国富裕家庭的流动资产总额将从2004年的8,250亿美元增至1.606万亿美元，增幅将近一倍。目前，这部分中国家庭正成为外资银行关注的高端客户。据麦肯锡调查，中国国内的外资银行如瑞银集团、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等早已圈定中国的优质客户开展银行业务，300万拥有10万美元以上的客户成为它们将要抓住的“小金牛”。
下列几个说法可以描画出外资银行眼中的门槛内风光：
“13亿人只在金融服务的大海边戏水”。目前，中国人的私人储蓄已经高达2兆亿美元，然而信用卡的普及率、私人抵押贷款和私家汽车的拥有率在全世界却是最低的。据统计，目前在中国，消费者信贷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14％，而香港是59％，韩国是65％，同时中国的投资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也很低。中国正逐渐成为一股新的全球消费力量。
“中国金融市场关键是缺商品”。这句话由中国银行常务副行长朱民说出，似乎更有权威性。目前，JP摩根财团计划在中国开展的个人金融服务，包括抵押贷款、信用卡和信用卡借款，并声言到2010年，要将目前的2,470亿美元营业额扩展到1兆亿美元。荷兰银行（ABN AMRO）的中国区执行总裁王洁凤则称，对零售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已有两手准备，或是单独发卡，或是和内地合作夥伴组织合资信用卡公司。私人银行、零售银行、企业银行、资产管理将是该行在中国业务的四大支柱。其余如花旗、瑞银莫不做如此美梦。
瑞银集团2005年9月获准以2亿美元购得北京证券20％的股份，外资银行曾期待这笔交易将成为中国证券业其它投资交易的模板。然而，由于中国国内反对外资进入该领域的呼声高涨，监管审批几经推迟，目前仍在“推进”过程之中。美林(Merrill Lynch)、JP摩根和花旗集团(Citigroup)等外国投行一直在寻求与其它中国券商成立合资公司，但却遇到了有关合资企业的非正式禁令的障碍。
用句形象的话形容，2006年12月本应是中国政府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承诺兑现之时，外资早就挤在中国金融市场的门槛外，各种热身活动都做过好几遍了。在西门子及电力行业的几大巨头黯然撤离中国市场、各类跨国并购被阻在门外之时，只有金融资本在焦急等待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新纪元”来临。
“槛内”的真实风光
其实，了解中国市场的行家早就知道一点，外资计算中国金融资本的潜力，只能算是雾里看花，许多美好前景只能说是外国金融行业的自慰。
这些外资银行没有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它们定的信用卡服务水准是按照美国与欧洲，而很少去考虑一点，即亚洲国家与美国、欧洲无论在信用遵守还是信用的道德评价上都很不相同。与中国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至今为止，信用卡使用的范围也远远低于最发达的美国与其次的欧洲。笔者曾去过日本数次，且不说东京之外，即使就在东京，也有许多商店与旅馆不接受信用卡。而日本的社会信用水准远远高于中国，为什么日本银行在这方面并不想赶上美欧？这里有些原因定然为这些外资银行所忽视。
第二，信用卡的推广与商业现代化水平有直接关系。而中国的商业系统在各地的发展很不均衡，在许多中小城市，商业网络根本就未达到电脑联网的水平，即使在大城市，与银行系统电脑联网也只有一些大商场。至今为止，中国商品流通的70％左右是依靠中小商家完成。中国现有3000万家中小商业企业，近期目标是让其中10％的商家至少拥有一台银税一体机，距离欧美信用卡服务标准的距离还非常遥远。
第三，信用卡的推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完整的信用评级系统。而中国正好缺乏这个系统。首先是面临银行个人存户资料的真实性的挑战，由于中国富人的财产来源不少是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在银行存款多不用本人名字，而是使用各种各样的化名，这两年政府强制推行存款实名制，只不过让这些存款从某官员的名字变成了其亲戚甚至保姆、司机等的名字；其次是个人支票至今在中国还是一片尚未开放的“处女地”，并非银行不想发行，而是中国的社会信用非常之差，各种银行诈骗案（包括银行之间的信用证造假）层出不穷，导致这一业务迟迟未能开展。
第四，中国人为什么不花钱？这些年来，中国企业与商家千方百计想从中国人的钱袋里掏钱，却无法让中国人松开钱袋。原因很简单，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已经成了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
在此对本文做个总结，那就是：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设卡，为的是保护本国那永远都处于“改革未完成”状态的金融业，限制本国资金外流；鲍尔森到中国，代表的是美国金融集团的利益，对中国金融市场念上几道“芝麻开门”的符咒。至于门能够开多大，开了之后的门槛内有什么，那是另一个问题。而目前的情势是这样：中国政府将门关得越紧，外国金融业以为那门后面可捡的金元宝越多，就越要花力气将其推开。
而鲍尔森的中国背景也确是先对中国当局派上了用场：自从鲍尔森担任财长以来，中国政府从中读出了白宫将对中国放软身段的信息，于是开始了大规模抓捕异议人士的活动。近两个月以来，中国各地都有不少异议人士入狱。而中国政府如此做，也是因为积累了丰富的人权外交经验，知道此时此刻，美国政府绝对不会让中国政府过于难堪，抗议即使有，那也是小声咕哝以塞国内悠悠之口，绝非放言指责。
（原载于Taiwan News，2006年9月28日－10月6日，总25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