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視中國】何清漣:難以承受的重負-住房篇

    by  • November 6, 2006 • 采访与演讲 • 0 Comments

    (2006年11月6日首次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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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林丹、謝宗延、陳修文報導】中共的改革開放今年進入到第二十八個年頭了,太平盛世的宣傳充斥著媒體。然而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根據中國政府公佈的統計數據,中國已連續二十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都在百分之九以上,而人們的生活負擔卻越來越沉重。有這麼一首民謠真實地反映中國民生的現狀:「住房把錢包掏空,教育把父母逼瘋,醫療把生命送終」。住房、教育、醫療被稱為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新」的三座大山。生存,對於不少國人來說正變得越來越昂貴。應觀眾朋友們的要求,透視中國節目邀請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就住房、教育、醫療這三大民生問題和我們探討。今天我們首先討論的是住房問題。

    【林丹】居者有其屋。住房,是人們基本的生存需求和條件,而今面對高昂的房價,買房,已成為大多數國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二零零六年在中國指數研究院對一千多位擬購房者的問卷調查顯示,百分之八十六點四的人認為當前房價太高,負擔不起。中國青年報的報導說,約有百分之三十一點八通過貸款購房的房貸一族,已淪落為「房奴」。正所謂「住房改革正興隆,戶戶家家迎東風。遮風避雨誰不想,債台高築窮更窮」,這首打油詩真實反映了當今中國百姓的境況。那麼住房,這座民生新三座大山中最沉重的一座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呢?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的評述。

    【何清漣】中國從九十年代中期就開始在全國各地搞住房制度改革,就是走住房商品化的道路。住房商品化之前中國是福利分房,在哪一個單位工作,那個單位就造房子分配給大家。企業改革以後,要為企業甩包袱,住房商品化就開始在全國各地實行,最開始實行的是深圳。深圳的住房改革從八十年代中後期就開始了,就是改革住房制度。它把住房分成三種,即福利房、微利房、商品房。

    深圳市政府成立了一個房地產管理局,它下面有一個房地產開發公司,政府無償批地給它,由它集中蓋房。黨政事業機關的人,可以在那個系統裡面按照自己的工齡、資歷、職稱打分,然後統一購買福利房。對於企業就供應微利房,微利房就是比福利房的價格要高,比商品房的價格要低。那麼第三條路才是走市場商品房供給的路。深圳經過十多年的改革,福利房和商品房兩個市場逐步接軌,但沒有最後接軌。但是福利房已經比原來價格要貴得多了。

    【林丹】那為甚麼說中國的房地產政策是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新的三座大山之一呢?

    【何清漣】就是說它遠遠地超過了老百姓的經濟收入水平和購買力。大家集畢生收入買一套住房還很困難。全中國發生這個問題,儘管各地的情況有不同,但是過早地、沒有過渡時期地直接走住房商品化的路。很多單位取消福利分房以後,就讓職工去市場上購買房子。有的單位就給一點住房補貼;有的單位沒給。每一個家庭面临的壓力是不一樣的。但是總的來說都是非常沉重的。

    因為中國房地產的價格不但遠遠超過了發展中國家,而且按照住房跟年收入的比例來看,它比美國要貴,比歐洲很多國家都要貴。在美國還只有一個家庭的七年的年收入能夠購買一套住房的時候,中國就早已經超過十二年以上了。中國老百姓一個家庭不吃、不喝、不用,家庭年收入平均要十二年到十四年才能購買一套中等面積的住房。現在中國老百姓痛恨的,實際上就是商品房過高的價格。

    【林丹】我們注意到中國媒體上有一個報導,從二零零零年開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房地產業成為十個暴利行業的頭名,即便到二零零五年也在十名之內。那中國的房地產它是怎麼贏得暴利的呢?

    【何清漣】確實,從二零零一年開始,中國每年都要評一個十大暴利行業的排行榜。房地產業和中小學教育都是排在暴利行业的第一或第二。這個情況特殊在哪裏呢?全世界的房地產的平均利潤率只有百分之五,而中國房地產平均淨利潤居然高達百分之十五。有一段時期,在九十年代初的「圈地運動」時,房地產的利潤率曾經高達百分之三十五。因此它是一個十足的暴利行業。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裡面,二零零二年中國排名在前一百名的富豪中間,就有四十名是從事房地產開發的。二零零三年雖然降了幾位,還是有三十五位。以後比這個比例更高。這就說明,中國的房地產業是個暴利行業;房地產的大亨是獲得暴利的受益者。

    【林丹】剛才您講到中國的「福布斯富豪榜」,那麼在全球的富豪榜上的上榜的富豪們,他們中間靠房地產起家,靠房地產上榜的比例是多少呢?

    【何清漣】最高的時候曾經達到整個富豪比例的百分之五,平常年景還低於這個比例。較之中國的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五的比率就低多了。

    【林丹】那中國房地產業的暴利是怎麼來的呢?

    【何清漣】我曾經寫過一篇叫做”房地產的暴利從何而來”的文章,我當時說了房地產業暴利的五個來源,其中最首要的一個來源就是地權。《羅馬法》把財產權分割為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而中國的土地制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制度。中國從一九四九年以后土地全部收歸給國有,一九七八年恢復了家庭承包責任制,但它只是把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規定好了,土地的所有權和處置權,也就是買賣權還都是歸政府。

    行政劃撥土地是中國獲得土地的一個主要來源。政府在給房地產商批地這個過程中間是極不透明的。地價如果不公開的話,這塊地是值多少,那塊地值多少,就全由政府的批地官員說了算,在這個情況下就產生了大量的「尋租活動」。正是這種土地制度,才導致後來地方政府得以干預整個農村的土地買賣和城市拆遷。

    對於土地的使用權,在一九九八年以前規定是五十年;一九九八年以後大家說五十年太短了,然後政府就說再增加二十年。因此現在在中國所有的土地買賣,其實買的都不是土地的所有權,而是使用權。所以這個土地制度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特殊的一個例子。政府审批土地大量使用行政划拨手段,這是暴利的第一個來源。

    暴利產生的第二個來源就是大量掠奪農民的耕地,房地產商看中了哪一塊土地,如果這是一塊農田的話,那麼房地產商自己不會去和農民直接談判,因為對農民他不居於一種權力上的優勢。房地产商一般會跟國土局的官員談,國土局的官員知道他要這塊地以後,就會用政府的名義去征地,那麼村幹部也會從這個圈地中間得到好處,因為這是一個科层機制。村幹部去和村民談,他們會對村民說:我跟你們是一夥的,我也有地在這裡邊,所以我會代表你們的利益。然後用各種各樣的手段讓村民們委託他們,或者是相信他們的話,然後他們再去跟政府部門談。而在政府那裏,他也是政府部門的一員,因為畢竟村、鄉是一级基層組織。

    北京有一個叫做六圈村的地方,在四環路那裏。農民的土地被當地政府征收上去的時候,才一百一十七塊錢一方米,但是政府一轉手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地價就到了六千七百五十元錢。政府幾乎是零成本征地,所以六圈村的村民不服氣。這就是為甚麼很多村長甚麼也不干,賣一次地就能得很多很多錢。有些發達地區的村幹部、鄉幹部,他們都已經跑到廣東沿海那些地方去買房子了,因為他們也知道老百姓怨恨他,當地又落後,因此他賺到錢了後,帶著全家去享受現代文明了。掠夺农民耕地,這是暴利產生的第二個來源。

    暴利產生的第三個來源就是城市拆遷戶的原住房、宅基地。巴黎的一個叫華新民的人,她因為關注北京拆遷四合院,進而關注整個拆遷的事。我們兩個在電話裡交談,谈到拆遷帶來的問題的時候,我說,深圳的房地產開發幾乎每一棟大樓都有一個腐敗故事,只不過是沒有被揭穿罷了。她說,你說的太客氣了,我看北京的每一棟大樓下面壓了無數老百姓的白骨。很多人因為拆遷付出了血的代價,這個情況講起來就非常痛心了。

    我曾經說過一段話,中國政府自从改革這二十八年以來,幾乎是經歷了一個從有信仰到無信仰;從無信仰到耍流氓的過程。現在就是在耍流氓,耍無賴。為甚麼這麼說呢?因為政府要征地,那麼就動員老百姓搬遷。老百姓覺得你補償不合理,不願意搬。這是我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我一家人靠它為生,再怎麼說使用權在我這裡,我總得跟你討價還價。那麼這個時候政府的無賴嘴臉就暴露出來了。他們就唆使跟他們有關係的房地產商去收買黑社會、勞改釋放分子,並運用行政手段壓制拆遷戶。壓制拆遷戶用的是甚麼辦法呢?最開始是斷水、斷電,斷水斷電不行的時候,就趁你不在家的時候,把你的門鎖撬開,進去把你的東西全搬走,扔出去。有的人去上班的時候還好好的,回來家裏甚麼東西都不見了。還有的就乾脆派流氓到家裏來扔石頭;最可惡的還往人家的床上扔大糞和各種各樣的穢物。這些事情都有媒體的報導。

    有人說拆遷戶是社會底層,其實不一定是,在上海的拆遷戶中,有法院的退休院長;有大學的教授;還有好多有社會身份的人。在上海静安區的一塊地涉及到五千多戶,大多數人雖然感到拆遷不合理,但最後忍氣吞聲地搬走了。但有五百戶不搬,就要抗爭,要打官司,但是沒有律師願意接這種案子。律師鄭恩寵後來實在是看不過去了,就接了這個案子,願意幫他們做一個集體訴訟。結果後來上海市政府用一種國家誣陷的方式,愣說人家是洩露國家機密,把他判了好幾年刑,最近才剛剛放出來,而且至今人身也不自由。

    那麼暴利產生的第四個來源,就是房地產商普遍地偷漏稅。在二零零四年曾經查了八十八家大型房地產商,結果有八十七家都有嚴重的偷漏稅行為。這個偷漏稅使國家減少稅收,但是房地產商的腰包就鼓一點。

    暴利產生的第五個來源就是榨取買房者。中國的買房者給自己取了一個綽號叫做「房奴」,就是房子的奴隸。很多人借錢、湊錢最後買了一套房子,從此他們就成了房子的奴隸。兩口子辛辛苦苦工作,一大半錢要用來供這個房子,而且要供很多年。他們沒有房子心裏憋得慌,覺得自己居無定所,而且房租在不斷地漲價心裏沒有底;買了房子又壓得慌。

    去那個搜房的網站,在它的BBS(論壇),可以看到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感歎自己買房子的痛苦;被房子、供房的貸款壓得喘不了氣。而且最痛苦的是如果他們家裏兩個人工作穩定還好,如果一旦其中有一方失去了工作,那麼他就馬上供不起房。供不上銀行就要沒收了,所以感到压力很大。以上就是房地產的暴利產生的五個來源。

    【林丹】您的那本《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中曾經提到過一個「圈地運動」,您所說的這個「圈地運動」是不是就是您現在指的房地產商和政府勾結得到土地?

    【何清漣】「圈地運動」這個概念在中國確實是我最先開始用的。因為我在一九九二年發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個學術雜誌,我的標題就叫做《九十年代的「圈地運動」》。這篇文章後來經過補充增加一點新內容,就成了我的《現代化的陷阱》的第二章的內容,就是「九十年代的圈地運動」。當時使用這個概念的時候我正在暨南大學教書,那裏有一個老教授就批評說,怎麼能把中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叫做「圈地運動」呢?「圈地運動」是講英國資產阶级革命前羊吃人的運動,我們社會主義怎麼能跟資本主義比呢?我當時就跟他講,我們這個「圈地」可能不比人家的那個羊吃人的圈地更仁慈,但是他橫豎接受不了這個概念,為了這個事我們還弄得很不愉快。後來這本書發表了以後,這個「圈地」的詞,被大家廣泛使用,最後還發展到「圈水」、「圈錢」等等等等,都用這個“圈”字。

    中國改革以來總共發生過兩次大規模的「圈地運動」,一次是九零年開始到九三年,朱鎔基宏觀調控。第二次就是指从九十年代後期,即九八年、九九年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的房地产开发。但是兩次「圈地運動」圈地的對象很不一樣。第一次「圈地」主要是一些荒地和一些城市郊區農民的耕地,但是那個時候的補償還比較好一點,至少深圳市的農民那时候還都依靠土地發達了。第二次就不一樣了。第二次「圈地」,在城市裡是舊城改造,就是大量拆遷民宅;在農村裡呢就是掠夺農民的耕地。

    從一九九六年到二零零六年這十年間,農民總共損失了一點二億畝土地,其中很多都是農民用來耕作的土地。在農村我另外查到一個數據,在農村大概四年以前就有六千萬的農民失去土地。那麼這些年還在不斷地增加,估計至少有八千萬農民失去了他的耕地。

    那麼在城市裡,有多少人失去住房呢?中國自己沒給出統計數據,但是在瑞士的一個國際住房權中心,它給出來一個數據,並於去年給了中國一個「剝奪老百姓住房權」的「獎」,等於是把中國釘在恥辱柱上。根據它提供的數據,中國這些年來城市裡總共有三百七十萬的居民失去了住宅。

    【林丹】我們從二零零三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排名看,大概有三十五位以上的富豪是靠房地產起家的,那他們用於投資房地產的錢,都是他們自己的嗎?

    【何清漣】要談到這些房地產開發商的錢的來源,其實只有一個,就是銀行貸款。很多房地產商其實並沒有錢,但是他們用的是「借雞生蛋」的辦法,就是到銀行裡面去貸款。

    他們圈地的整個流程,我曾經畫過一個圖,首先就是制定一個圈地計劃;然後就再找國土局官員去批地。一畝地如果別人要拿到的話市場價要六十萬,但是房地產商可能二十萬就能拿到。那麼他再付十萬給這個官員作為賄賂。官員個人得到了十萬,而國家損失四十萬。房地產商低價拿到土地以後,再用土地作抵押到銀行裡貸款;當建築本體完成百分之多少的時候,又可以拿建築本體再去抵押。所以就是這麼樣不斷地反覆地去銀行貸款、抵押來得到錢。這中間的最重要的環節就是一定要和銀行裡主管貸款的官員相勾結好,達成某種交易。

    曾經有一年政府公佈說查了房地產的貸款,結果發現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是違規貸款。那麼後來這些貸款大多數都成了銀行的爛賬,收不回了。這些年銀行的爛賬大量的形成,其中很大一部份是來自於房地產。

    有一個統計數據,房地產貸款餘額在一九九八年是兩千六百多億;那麼到了二零零二年的時候就變成了六千六百多億。中國人民銀行對廣東、海南還有江蘇等地方做過一個調查,最後發現這些地方的貸款有百分之八十最後都轉到了房地產開發商手裡。

    總之近三十年來中國關於銀行對房地產貸款的政策不斷地改變,最近的一次是二零零三年有一個《關於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其中說到收縮房地產貸款資金,但是根本就不靈。為甚麼呢?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講過,在銀行、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之間形成了一個三角同盟,就是「鐵三角同盟」。為甚麼銀行要貸給他們呢?從公的方面考慮,銀行要貸給「優資資產」企業,即資本增值快的企業,它才有利可圖。因此每一個信貸員都喜歡選擇房地產商。

    從私的方面來說,他們都有賄賂,即有回扣。這個在中國有一個行話叫做「融資成本」。「融資成本」你猜有多高?有百分之三左右的;後來據說漲到了百分之六。比如貸一百萬元你要至少給這個貸款者六萬,那麼就等於到手就是九十四萬。很多不良貸款就是這樣形成的。總之,整個流程是一個非常專業化的操作過程,但是都需要銀行的配合。房地產開發商如果沒有銀行資金作後盾,沒有銀行的信貸官員的配合,他根本開發不成房地產。

    【林丹】我們看到中國政府也一直在說整頓房地產市場、土地買賣市場,那有沒有甚麼成效呢?

    【何清漣】這兩年確實為了給房地產業降溫,中央政府採取了不少措施,但是地方政府口頭上擁護中央決議,但是實際上則不然。前不久江蘇北部一個小縣城的官員在一次公開講話中還非常驕傲地說,他們那個市GDP的增長,房地產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把房地產業在四年內價格上漲三倍,當作當地政府的主要政績,那麼你去想想地方政府是如何看待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的。而且那個地方官員還預言:我們還要繼續漲下去,還有上漲的空間,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只是針對大城市的,跟我們不沾邊。

    最近報紙上老在講一條就是說中國政府要控制別墅用地,好像以為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出台這個政策,其實二零零三年就已經在限制了;二零零四年又限制過一次。每一次限制,房地產商說「嗨,以後不給地蓋別墅啦,別墅要漲價了,大家趕快買啊」,然後又趁機哄抬一次價格。從二零零三年宏觀調控以來,政府一直是把這個土地市場的整頓,當作宏觀調控的閘門,但是為甚麼連關閘門都關不了呢?這中間就要考慮到地方政府這個角色。

    中國的土地買賣市場和全世界的買賣市場都不同。全世界的土地買賣市場都只有兩個角色,一個就是買方,一個就是賣方,在中國,除了買方和賣方之外(賣方就是土地所有者,買方就是房地產開發商),還夾雜了一個奇怪的角色,那就是地方政府。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地方政府的部門利益。近六七年以來,各個地方的財政都出現了問題,那麼房地產、土地買賣的收益已經成為各個地方財政的主要來源,平均佔百分之四十五和百分之六十左右。在上海和北京土地買賣的收入和來自房地產的稅收,佔了地方財政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西安這些地方略為低一點,也差不多到了百分之四十幾。就是說在一買一賣之間政府利用權力,强征農民的土地,夺取城市拆遷戶的宅基地,幾乎就是赤裸裸地掠奪民財。

    國家審計署近年來屢次提到一條,中國的貪官百分之九十左右都和土地買賣有瓜葛。這就說明,於公於私來說,政府都有干預土地買賣,介入土地市場的這種利益驅動力。也正因此,中國的老百姓面對這個政府和房地產商結成的利益同盟毫無抵抗之力。

    所以你看很多地方,无论是太石村,還是河北的繩油村,以及中國發生問題的那些村莊,農民連告一個村幹部貪污都告不倒。很多人說村幹部怎麼這麼厲害呀?為甚麼農民想告他貪污腐敗都告不倒呢?其實不是村幹部厲害,而是中國政治官場中間這種特殊的政治保護關係。他們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盤根錯節層層糾葛的利益關係,那麼你要挖出這個村幹部,這個村幹部就會檢舉在他這裡得到好處的官員;這些得到好處的官員他又還要去往更高級送,所以就會拔起蘿蔔帶起泥,就會弄倒一大串。所以呢,他們為了保護自己不受損害,就必須保護那個村長,這就是這些年來村民再怎麼「鬧事」,連告倒一個村官的可能性都沒有的源頭所在。

    【林丹】面對房地產這樣的畸形的發展,那它對中國社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呢?

    【何清漣】它導致了貧富分化的進一步加劇。對於富人來說他們住房早就已經不是一個必需品,而是二次置業或三次置業,住房越住越好,最後住高級別墅。那麼窮人是遮蔽之所都沒有基本保障。很多城市中,窮人聚居過多的地方已經出現了貧民窟化現象。在這些窮人住的地方,它沒有投資,沒有維修費用;環境就越來越爛。而富人區呢,綠樹成蔭,游泳池啦,高爾夫球場,還有各種休閒設施應有盡有。中國的房地產商可以公開地說:我們就是要造豪宅,要把這個富人區和窮人區分隔開來,這在美國是不可能的。在美國新澤西州,同一个住宅区既有APARTMENT就是兩室一廳的公寓房,同時又有很大一棟的SINGLEHOUSE,中国称为別墅。因為新澤西的法律規定,一個地方要建造高收入房,同時還要建立一定比例的窮人房。因為美國的教育經費主要是來自於大家的房地產稅,因此一個地方必須保證人口的窮富分佈合理,要不然就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我覺得新澤西州這個政策是非常合理的,它至少沒有把窮人排擠在經濟發展和分享社會財富的過程之外。那麼在中國呢,現在可以公然地說出來要建立窮人區,把窮人和富人分開。而且這種事公然在媒體上講,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

    第二個影響,我覺得它加大了老百姓對當權者的怨恨。因為被三座大山之一的住房壓得已經喘不過氣來,住房又不可能不要,而且中國的租房市場又極不規範,房租要求也不合理,所以大家都情願住自己購買的房子,那麼買不起房就會把這些怨恨全轉移到政府頭上。但是我覺得針對政府是有道理的,因為政府本來在房地產市場和土地開發中間就起了非常不光彩的作用,應該說是充當了一個一身而二任的買賣角色,既满足了政府官員中飽私囊的需要,也满足了充實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需要。政府本身就是掠奪者,而不是一個管理者。

    這些年來群體性抗爭事件逐年上升,二零零三年五萬八千起;二零零四年是七萬四千起;二零零五年是八萬幾千起。而且這些抗爭事件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和土地有關的事情,所以這已經成了一個底層「動亂」的源泉和導火線。像去年「汕尾事件」,政府居然還出動坦克,你說一個政府居然要出動坦克和全副武裝的武警,去對付手無寸鐵的農民,你可以想像農民的反抗到了何等激烈的程度。可以說房地產開發既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龍頭老大,同時又給中國社會埋下了極大的不安和隱患。

    【林丹】那麼面對中國這個房地產市場和土地管理市場的這樣的一個局面,中國老百姓應該怎樣保護他們自己呢?

    【何清漣】中國老百姓現在真的是很可憐,他沒有保護自己權利的手段。就以白振俠,一個北京市民的經歷為例。他實在是覺得拆遷太不公平了,他的房产大概值上百萬,但最後只補償了二十來萬塊錢,就非得逼他搬走。他為了抗拒拆遷,在地上打幾個樁子,用鐵鏈把自己鎖在上面。因為黑社會暴力組織一來把這些拆遷戶架走,為了不讓這些人架走,他用鐵鏈子把自己鎖在四個樁子上,又為了不讓這些人接近,他給自己打造了一套盔甲,上面釘滿了鋼釘。最後他的屋子還是被推土機夷為平地。他把自己的家產變賣以後,拿幾十萬塊錢來辦了一個到美國的簽證,他說,「我就不相信我告不倒你,我要讓聯合國知道你們有這樣的暴行」。因為中國的老百姓有時候錯誤地以為聯合國有管理中國政府的權力,結果他在聯合國控訴了半個多月,坐在那兒絕食了半個多月,很多人同情他,但是最後這個事不了了之。

    類似於這樣的故事發生很多起,有很多市民啊,真的最後是活不下去。因為中國政府剝奪了中國老百姓一切反抗的手段和權力。那麼他們最後就走上了用自焚這種手段抗爭的不歸路。從二零零三年開始到現在各地都時常有這種自焚的悲慘消息傳來。比如,南京鄧府巷拆遷的時候,一個居民叫做翁彪,他是一個工人,因為他實在是沒有辦法了,最後他就把汽油澆到自己身上自焚,那一次是八個人被烧死。很多人是這樣想的,犧牲了他一個人,但是如果他能夠用自焚給自己家裏增加點補償,他的妻子和兒女還能活。後來呢,政府為了平息事端給了一點補償,但是他們的家屬都非常傷心,因為這是她們的丈夫用生命換來的。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出中國老百姓是如何缺乏維護自己權利,包括生存權利的基本手段的。中國政府不是有一個很典型的對人權的荒謬解釋嗎?它說在中國生存權就是人權。現在問題是這些人的生存權都被剝奪了。如果不是逼到那一步,人都有求生的願望,不會走自焚這種絕路,用這種非常悲壯的反抗方式。

    後來中國政府出台了一個非常野蠻,非常不人道的法律,把這一類的事件都認為是破壞社會治安,有人自焚救過來了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問題的承諾和幫助,政府反而把他抓到牢房裡去了。

    【林丹】那中國老百姓只有坐以待斃了?

    【何清漣】目前看來只有坐以待斃。但是也有少數不願意待斃的,那麼就起來反抗。這就是近些年來維權運動逐漸在中國大地開始興盛的原因。中國老百姓他可能覺得民主離他太遠,自由離他太遠,他這些都可以不要,但是生存權利還是要的。中國人也只有在被剝奪到連生存權都沒有的時候,他才會起來反抗,用他們的話來說是「兔子急了也要咬人」。你把人逼到了沒有路走的時候,就是官逼民反,民就不得不反了。像這些農民抗爭實際上都是官逼民反的例子。不管中國政府能不能聽到,從群體性抗爭事件百分之九十都与征地和拆遷有關这一事实中,我已經聽到了中國農民和人民的怒吼聲,我覺得這種局面不會維持太久。

    【林丹】安居樂業,歷來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太平、人民能否久安的標準。要樂業,首先要安居。今天,在中共高唱建造和諧社會的主旋律中,住房問題無疑已成為最不和諧的音符。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深圳市民鄒濤在網絡上發表了一封致全體市民的公開信。信中號召深圳市民:樓價一日不降到可以接受的價位,就堅決不買房。鄒濤的倡議贏得了全國範圍的響應,《中國青年報》和新浪網的一項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七十一的人表示支持。面對弱者群體試圖走向聯合的不買房行動,中共宣傳主管部門下令禁止相關報導,中央電視台對鄒濤採訪的播出也被取消,鄒濤的博客網站被關閉。在接受香港明報記者採訪時,鄒濤表示,他沒有想到自己依法維權的行動遭到當局如此的打壓,對人身安全失去保障,感到恐懼。

    當今中國百姓已不再奢求當權者,能有唐代詩人杜甫那種「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憂民情懷,然而如果他們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不能得到保障的話,那麼他們的抗爭將是無所畏懼的。觀眾朋友們,在瞭解了中國真實的民生現狀後,您對被中國媒體渲染、和被御用學者粉飾的所謂太平盛世,有沒有一個新的認識,相信您會做出正確的判斷。這次的透視中國節目到這裡就要結束了,在下次的節目中何清漣女士將繼續就教育問題與我們探討,請您注意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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