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热衷于中印比较，最开始让中国很不开心，觉得自己被国际社会小瞧了。因为在中国人印象中，印度远远落后于中国，多数中国人最愿意与美国或者欧洲相比，“怎么也轮不到中印对比的份”。
中印比较给中国带来的尴尬
美国之所以被中国选为主要参照对象，不仅仅只是中国求强求富愿望的一种表现，还反映了中国有一种潜在的要充当世界领导者的心态：美国的军事与经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尽管中美两国在人文、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差异相当巨大，比如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十倍之多，两国的经济结构几乎绝少相似性，人均GDP更是相差几十倍。但这种与强者相比，说是夜郎自大也好，说是求大求强也好，虽然不伦，但在比较中总能够感觉到一种地位的提升――这是弱者一种自我安慰。这两年在中国媒体上屡屡出现的话就是“外国学者预言，中国在2050年将赶超美国”。
而国际社会这种中印比较热，算是让中国明白了自己的参照物原来不是美国这一世界头号强国，竟是自己很少关注的落后邻国。经历了从云端落到地面的痛苦之后，在一种要证明中印比较热之荒谬的心态驱使下，2005年10月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门派出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郭励弘等到印度调研资本市场，结果带回来一个惊人的结论，在资本市场（包括金融市场与股市）的发展上，印度远远领先于中国――总算是认可了国际社会比较的结论，并且不无痛苦地承认“中国追赶的目标不是美国英国，而是印度”。
但最奇怪的是，中国媒体虽然也承认了中国在某些方面不如印度，也仿佛在思考中国的缺陷，但用的却还是这类词语“中国领先之忧”，仿佛中国各方面在“遥遥领先”，只是因为谦虚，因为不自满自傲，才表示居安思危。
所谓“中国领先之忧”
中国人到了印度之后，其中印像非常强烈的是感到中国的城市基础建设大大优于印度。
印度的大城市新德里、孟买等，其市容市貌可用脏乱差三字形容，根本无法与中国那些“现代化橱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相比。中国这些大城市的新建高楼栉次鳞比，非常现代，尤其是新建城区的漂亮，豪华，即使是世界都会纽约都无法望其项背。在印度巴西等地遍地皆是的肮脏贫民窟，在中国城市周围很少看到，偶而出现，但只要“整顿城市面貌”的清理运动一来，这些贫民窟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印度的城市与中国这些大都市相比，却落后许多。孟买号称是“南亚最富裕的城市”，是印度上流阶层云集的中心，但是，那里也是穷人聚集之地，有报道称，孟买有数百万人口住在贫民窟里。孟买的棚户区近百个，最大的位于孟买国际机场附近，绵延分布在机场周围方圆几公里内。棚户区的卫生状况非常糟糕，随地看到大小便，每当雨季来临，污秽的东西就统统被冲刷到大海里。
但如果要解读这一现象后面的原因，却牵涉到穷人权利的问题。中国近些年的城市拆迁，已经使得几百万人口失去了家园，就在这个月，号称六朝古都、现为江苏省会的南京又发生了数起因拆迁而被迫自杀的惨案。如果说，中国城市的现代与靓丽是建立在社会底层的白骨与痛苦之上，一点也不为过。
但印度穷人虽然被现代经济列车所甩掉，其政治权利却前所未有地强大。一方面，穷人的维权意识很强，印度政府根本没有可能对城市实施大规模的改造拆迁；另一方面，在每人手中一张选票的情况下，政府更倾向于把资金投入到能够换取穷人支持的福利措施上，而基础建设投资的重要性被排在了福利投资之后，因此基建投资也变得十分有限。以孟买为例，该城市每年上交政府约4,000亿卢比的税收，相当于印度GDP的5％、税收的33％，但孟买仅获得100亿卢比的公共投资。
所以，如果仅仅从社会中上层居住的舒适程度及游客的角度来看，自然是中国城市胜于孟买、新德里。但如果从穷人与社会底层的生存权利考虑这个问题，恐怕是另外一种评价。
经济结构：中国、印度孰优孰劣？
中国方面认为自己领先于印度的是工业化道路，有的中国经济学家干脆称印度的发展道路一开头就是个错误。其理由是：印度发展IT产业，但印度只能在IT产业的低端产品与中端产品占有市场，在高端产品却无法与美国竞争。但与此同时，由于IT产业吸收的劳动力又都必须具有足够的受教育程度，所以印度的社会底层几乎得不到工作机会。而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结构有利于吸收低素质劳动力就业，为成千上万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这一点谈的倒是事实，是否优于中国却另当别论。况且这一观点只看到了两国近期的表面状况，却忽视了更深层的情况。印度的崛起可以追溯到1991年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迫使印度实行了全面的市场改革。尽管印度经济有短期主义特征，但印度的经济成功是由信息服务业驱动的，它严重依赖技术和语言能力，在这些行业中，印度厂商获得了较高利润，工作者也得到了体面的工资。凡能够获得工作的人，基本上能够在体面的工作环境的有尊严地工作。只是对于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与城市贫民来说，他们几乎无力搭乘经济改革的便车，生活贫困，整日为衣食发愁。
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刻意没提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短期主义特征更明显，仅九十年代以来，就有三度宏观调控，中国经济一冷一热几乎成了周期性标志。而中国经济更是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这些标上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社会面临过度竞争，因此劳动力工资极低，厂商所获利润也极少，产品所创造的价值大多数为中间商所得。更兼血汗工厂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工时极长，工伤事故发生率特别高，许多人因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而得了各种职业病。
同样，中国也还有两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找不到职业，生活贫困，整日为衣食发愁。
中国学者眼中的印度政治与经济
中国现在最热衷论证印度的民主政治不能促使经济良性发展。其主要论点是从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史来看，其政治制度运行的必备条件之——共识，在半个世纪中一步一步地丧失，90年代成为既缺乏政治共识也缺乏经济共识的年代，短期主义代替了旧日的长期计划，因此经济矛盾复杂，政治矛盾尖锐，而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却更为紧张，甚至走向了对立。这种状况必然会对印度未来的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与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相比，印度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普通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低的基础上的。从1967年至1990年，各种利益冲突越来越尖锐，政府想要实施的既保护有产阶级利益又促进贫苦者福利的妥协政策没有成效。到90年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经济与政治的互动也更为复杂。
市场和全球化自身的规律不仅使之容纳了一些人，也排斥了一些人，即在使某些人富裕的同时也使一些人相对更加穷困。伴随着90年代印度政治分裂和经济巨变的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冲突。被市场经济排斥的人们同时又被民主政治吸纳进来，形成了市场经济排斥穷人伴随着民主政治拉拢穷人的总体趋势，因此吸纳和排斥在政治和经济中极不对称。经济和政治中能量的分配也不均衡，富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控制着经济，穷人在政治中的声音也比任何时候都大。政治经济情况也因此更不协调。90年代印度流行的谚语是，“经济上正确的政治上则是错误的”。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90年代印度政治经济的发展似乎正在推动经济和政治走向相反的方向。所以，90年代的印度呈现出如下特点：经济矛盾更为复杂，政治矛盾更为尖锐，而经济政治互动关系也更为紧张。
一句话，中国学者只介绍民主政治为印度社会造成动乱，话语背后的意思当然是中国的新极权政治优于印度的民主政治，有政治共识与经济共识。
中国改革早已经丧失了共识
事实上，中国学者上述这段对印度现状的描述，只要将“印度”改成“中国”，“民主政治”改成“极权政治”，再删掉第三小段从“被市场经济排斥的人们同时又被民主政治吸纳进来”开始至以后的话语，全部分析几乎完全适用于中国情况。当然，中国学者还回避了一个问题：印度民主的最大好处是产生了自由媒体，而中国的极权政治下只有“党的喉舌”。
中国对改革的质疑与反思早在90年代后期就开始，其标志就是笔者那本《现代化的陷阱》（台湾版名为《中国的陷阱》）。但中国比印度更糟糕的是，中国的穷人既被市场经济排斥，也被现存政治所排斥，成了既无经济地位又无政治权利的一盘散沙。如果说，印度的穷人尚能利用选票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中国人（包括中产阶级在内）没有任何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只能任凭权势者肆意欺凌。
现在的中国，阶层之间的尖锐矛盾与中国政府处理矛盾的严重失当，使得中国社会象患了精神分裂症状。而胡锦涛向毛时代回归及其使用的整套意识形态话语，更加剧了这种分裂。
中国政治生态的三大分裂
分裂之一是前年笔者在“党务系统向左转，政务系统向右靠”一文中谈到过的执政理念与执政行为严重分裂。所谓“党务系统向左转”，即意识形态控制大大加强，政治用语也日益还原到毛时代的话语系统，最近还再次象征性地表示要回归“延安道路”；而“政务系统向右转”，指的是社会经济政策向右靠，许多政策已经明显地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痕迹，对导致中国政府高度软政权化的腐败问题更是放任自流；对于收入差距问题，则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在镇压底层反抗时，却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完全与其意识形态表述“重民、亲民、爱民”相反――这种执政理念与执政行为严重分裂，但中国政治领导层却以一副对这种分裂假作不知的“深藏不露”掩盖自己的黔驴技穷。
分裂之二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改革认识的严重分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认识的分裂虽然表现为对所谓“改革”持赞成还是批评态度，但双方都各自回避一个要害问题。赞成深化改革者回避了一个改革的名实问题：改革使谁获利？他们根本不想揭穿这种假改革之名，行掠夺公共财与民财、苛剥占人口近80％的下层人民利益之实的改革真面目，而是将“改革”图腾化神圣化，以此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批判改革者，虽然是从改革造成的诸多问题出发否定改革，但开出的药方却是要回到改革前的时代。他们回避的是另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改革前的旧体制是今日问题之根。所以这药方既治不了病，还将使中国陷入更深的认知分裂之中。
――读者且不要认为这种讨论如同自由民主社会之政治或者学术争论，因为在民主社会里争这类问题，不需要将批评政治体制与政府列为禁忌。而中国却不然，即使捍卫改革者谈到今日中国问题乃是改革不深化所致，也避免谈到要深化的方向是什么。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弱智到不知道需要改革的对象其实就是今日中国的新极权政治体制，而有的人出于可以理解的政治高压，缄口不言；而有的人却出于政治谋算，相反还为这一政治体制积极辩护。
分裂之三是底层民众对自身处境的现状与解决出路认知的严重矛盾。一个网上广为流传的帖子几句话就将官厅学者用理论层层包裹的改革实质揭了老底，“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就业难得你整天头痛”。这种旨在掏空百姓储蓄的改革，老百姓自然不拥护，但他们想的却是要回到改革以前那种让中国历史倒退了大半个世纪的小农式社会主义中去。
上述分裂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但执政集团对舆论的严厉管制与政治上的严重封闭，却使得人们没有任何制度性管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所有言论被强行逼缩到网路上的BBS这一块小而又小的空间中，而表达渠道的逼仄最后导致了表达方式的逼仄与表述语言的狂烈，精英与民众的对峙在这里达到极致，知识者当中的草根已经到了逢精英必反的地步，而精英对此的典型回应堪称“要顶住网路舆论的压力”。
鉴于上述种种情状，如果硬要说中国比印度优越，更有发展潜力，只能说是自欺欺人。况且，印度也只是一个社会问题丛生、阶层种族矛盾重重，拖着长长的小农经济尾巴，社会底层人数相当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就算在纸面上制造了这些优越感，又能够证明什么呢？
（写于2006年3月中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