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社会背景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市场一直处于疲软状态，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使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的办法，如各地修建高速公路、机场等公共设施的办法扩大就业，带动需求等，但一直未曾见效。在这种全国市场普遍萧条的背景下，只有各高等院校静悄悄地开始增收学费，从而大大增加了学校收入，改善了学校财政与教师福利。一些论者从这一事实中得到了启发，“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建议开始见诸于报端，到1999年左右终于成为讨论热点，赞成者方面有大量经济学界人士参与，其中以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为代表，他们引经据典从几方面论证推行教育产业化政策、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好处。这些可预期的“好处”可以归纳如下：
1、若三年内使中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且新增学生一律实行全额自费，平均每人每年学费1万元，其它费用4,000～5,000/年，则届时高校每年可多收学费200亿，其在校消费约为40亿。再考虑这笔钱带动的间接消费，用投资乘数来框算，这240亿可以拉动近1,000亿元的左右的投资与最终消费。
2、中国已经有数量相当庞大的城乡居民储蓄，子女教育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的主要动机之一，最保守估计，全国居民潜在的教育费用支出每年可达2,500亿元，大致与全国教育总经费（2000年国家财政教育经费为2,562.61亿元，2001年为3,057.01亿元）相当。[1]
3、在发达国家中，教育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实际推动力。支持“教育产业化”论点的人认为，在发达国家中，教育的产业特征愈来愈清晰，相继出现教育投资收益率超过物质资本投入收益率的现象。在这些国家中，教育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实际推动力。此外，教育产业还具有长期稳定的回报率，如美国哈佛大学结余了近百亿美元的教育基金。这位论者还进一步论证，教育产业化可以迅速推动新兴的“无烟产业”－－留学教育，吸引各国学生来华。作者举例说：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均认为，接受和培养外国留学生是国家利益的需要，纷纷把招收外国留学生，扩大教育出口作为重大的出口创汇措施。这些论者还以美国为例说明，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强大的资金投入等，使美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一大留学生接受国的地位。仅就美国政府1994／1995学年的统计来看，外国留学生的学费计70亿美元，外国留学生在美国每年的开销约35亿美元，两项相加，超过100亿美元，按每出口6万美元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计算，100亿美元可创造16-17万个就业机会，因此，美国高校已成为美国从海外获取利益的第5个行业。近年来接收的留学生数量一直保持在45万人左右。英、法、德、日等国也纷纷制定相应的留学生政策，有些甚至是专为吸引中国留学生的。近些年来，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法走出国门学习的出国留学人员却已高达30多万。这个巨大反差的背后是经济利益的流失。如果中国能够迅速推动教育产业化，有可能会使留学成为中国一个新兴产业。[2]
当时参与讨论的人几乎形成一边倒的势态，正苦于找不到“新经济增长点”的中国政府对这条“政策建议”相当满意，根本不去组织研究人员认真计算教育扩张对各部门经济的拉动到底有多大，而是立即予以采纳。于是早已由各大专院校在台面底下悄悄进行的教育收费体制改革，终于以“教育产业化”的名义堂而皇之在中国登台。反对声音也有，但非常微弱，完全被预言“教育产业化”前景一片光明的声音湮没了。
二、教育产业化必须的社会条件
中国官房学者在论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总是以“中国国情特殊论”为理由，但在论述教育产业化时，却正好忽视了这一条经常被提到的理由，将中国的社会条件、国际地位等同于发达国家。
其实，中国恰好不具备发达国家所具备的社会条件。本文暂且撇开中国高等教育供给扩大的可能性（即是否有能力在短期内为新增的学生提供合格足够的师资、教学设备等起码的入学条件），仅仅只分析有效需求，即有读书意愿者的支付能力到底有多大？
1、学费的支付能力
支持提高学费标准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国银行系统拥有城乡居民储蓄6万亿（至2000年已增多至7万亿元）储蓄存款，教育消费的潜力很大。据估算，居民储蓄准备用于教育支出的份额为10％。因而有人推算，即使减半，每年也可能有3,500亿投入教育。这种估算的盲目性显而易见，因为估算的前提并不存在。2000年中国居民存款资料显示：1.26％的人占有7万亿元银行存款的27％，7.8％的人占有7万亿元存款的65％。另有材料表明，现阶段中国15％的人拥有85％的财富，另外85％的人仅仅只占有社会总财富的15％。[3]这一数据表明，有足够的教育支付能力的只占总人口的10％不到。而近年来中国富人送子女往海外留学者日益增多，据统计每年流出去的钱高达30～40亿美元，这批人的需求很显然不在中国国内；而其余90％左右的人口，占有的份额只有总存款的8％，人均存款十分有限，而且只有上高中、进大学这个年龄的学生的家庭，才会将银行存款转化为教育消费。因此，对教育消费的潜力不能估算过高。
发达国家“教育产业化”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该国大学学费与人均GDP之比。这里只以发达国家中居于中等偏下水平的加拿大为例：
加拿大：人均GDP24,958美元，大学学费1,713美元，学费占人均GDP的7.2％。
中国：人均GDP约6,500元，大学学费3000元，占人均GDP的46.15％，2001年人均GDP 增到7,543元，如果学费提高到5,000—6,000元，占人均GDP的比重也会提高到70％—8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普通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负担远远重于发达国家的国民。
高校学费实际上在近10年内已经上涨了100倍。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中国普通高校每年学费3,000元就有20％左右的学生及家庭承受不了，不少家庭举债让子女上学。如果学费提高到5,000—6,000元，可以预计，无力承担学费的学生及家庭会大幅度增加。如果按每年1万元收费，将会使80％以上的学生及家庭难以承受。这里先以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作为分析对象。
由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户口壁垒，农民要想改变身份，唯一的途径就是升学。所以中国农民家庭一般而言都重视教育，只要子女有心向学，父母的吃苦耐劳为子女作出牺牲的精神举世罕有其匹。但由于学费上涨远远超出农民家庭的支付能力，中国广大农村近年来已经形成一个定律：一个村的大学生比例越高，这个村的经济发展越落后；一户家庭的孩子书读得越“高”，这户人家的经济状况越差。有人专门对湖北京山县的胡家棚村与梭罗河村进行过调查，这两个村先后都出了13个大学生，是该县出大学生较多的村庄。在调查中，记者发现该村最穷的家庭就是家里出了两个大学生的王明龙家，而王明龙为了供一子一女读书，已经欠下巨额债务。王夫妻两人种地共11亩，兼做各种副业，十分辛苦。他个人的经验是“种10亩地养不活一个大学生”：10亩地出产7,000斤优质稻，除去农业税及各项开支一年存下3,500元就相当不错了。而他家每个孩子一年的学费、住宿费支出就不下于4,000元。
王明龙所在的村比较贫困，如果说他的情况不算典型，那么同属一县的梭罗河村是富裕村，村民雷振祥是该村最早致富的农民，自从儿子上大学以后，家中已无余钱。雷曾经做过小学数学教师，他将儿子16年间所花费的学费详细列了一张表，计算出16年共花去57,500元，按调查时该村户均收入3,672元计算，这个家庭16年间的农业总收入只有58,752元，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的教育支出就占了这个家庭总收入的97.9％。这样计算，农民家庭教育支出在家庭收入当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不是百分之几十的问题，而是100％，甚至200％。[4]
湖北京山县在中国既不是贫困县，也不是富裕县，其经济发展水平代表70％左右的农村地区，这一份调查很能说明一点：目前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剥夺的其实就是中国下层人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
其实大多数城市家庭也感到教育费用的猛涨难以承受。就在“教育产业化”政策正式出台的1999年，南京市城调队对该市6城区共1,800户家庭进行的样本大调查显示，都市居民家庭在为教育付出沉甸甸的代价。离调查时最近的一学期学杂费、书本费及其他在校的支出，人均为1,019.03元。其中大学为3,009.48元，大专为2,639.80元，中专为1,532.14元，高中为1,114.43元，初中为749.46元；小学为457.43元，幼儿园为749.46元。除此之外，还有一笔高额的择校费及赞助费，人均花费为1,205.56元。其中大学为2,067. 24元；大专为904.08元；中专为592.31元；高中为2,497.08元；初中为1,476.00元，小学为62 6.73元；幼儿园为913.30元。 在被问及将来子女自费上大学家庭每学年能够承受费用时，家庭回答在5,000元以下的占52.3％，34.2％为5,000至1万元之间，9.6％在1万～2万元。九成左右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以内，如果每学年拿5,000-1万元供子女上大学，也就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1／6～1／3。[5]
南京市位于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且是每年中国向中央财政上缴数额不出前6名的财政大省江苏省省会，该市市民生活在中国应该属于中上水平。他们尚且感到学费上涨带来的沉重压力，其余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城市更是可想而知。
教育产业化的提倡者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使在美国，公立大学的学费一般只几千美元，而且美国78％的大学生在公立大学就读。从学费占人均GDP的比重来看，这些发达国家学费负担并不很重。而中国近年来的医疗、养老、住房、就业、教育制度改革增加的各项支出，已经使城市家庭感到不堪负荷，有学龄子女的家庭教育支出是一个家庭常年的庞大开支，从幼儿园到大学都要花钱，使许多家庭负担加重。如果把高校学费提高到每年5,000—6,000元，小康家庭也会力不从心。如果把贫困、温饱型家庭加起来，有91％的城镇居民家庭承受不了学费提高而带来的经济压力。农村绝大多数居民家庭承受能力更脆弱。
2、中国的社会环境不能支持“教育产业化”
教育要成为产业，必须要有金融支持。金融对产业的支持是多方面的，如组建教育投资基金、发行教育债券、发放教育贷款等。而中国的金融系统现在对教育贷款缺乏支持，其原因相当复杂，这里只谈实际情况。
有关方面1998年对全国14所高校的抽样调查显示，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平均总支出为5,929元；近年来这个数字又有明显增长，其中仅学费一项就达到4,000至5,000元，个别学校每年需交的各种费用加在一起近万元。有的学校包括中学甚至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帜下违规招生，违规收费。[6] “教育产业化”政策造成在校大学生中15％以上的学生沦为“贫困生群体”，[7]而政府为“贫困生”设立的助学贷款却是杯水车薪，且贷款担保门槛太高，令许多“贫困生”望而却步。截至2001年5月底，全国向四家主要的国有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与农业银行）申请贷款的学生共有53.4万人，申请助学金额为33.37亿元，但只有17万名得到了贷款，全部贷款合同金额为12.62亿元，分别是申请人和申请额的31.8%和37.8%。[8]许多贫困的农家子弟与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只得放弃上学机会。
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一个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在整个国家文盲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从1997年开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艰难，2002届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毕业生123万，比上年的115万又增加了9.4%，2003年将有212万大学毕业生，比2002年多出67万。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会上，出现了10万大学生竞争1.5万个职位的局面。[9]根据“教育部直属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截止2002年12月）一表的统计，教育部直属院校共有74所，就业率在70％以下的共有10所，在70％～80％的有14所，80％～85％的有18所，只有24所大学的就业率在95％～100％这一区间。[10] 2003年在北京、广州的大学生毕业生招聘会上出现的现象表明：中国已经真正进入“就业的严冬”。[11] 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状况已延续了好几年，导致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高校将这种现像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开始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增长35％，[12] 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2003年全国79.9万人报考2003年硕士研究生。[13] 在教育资源如师资、设施等未相应扩大的情况下，高等学校为“创收”而实行的研究生扩招，实际上是为数量而放弃质量的典型短视行为。
3、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起了多大作用？
在各种论述“教育产业化”的理由当中，最吸引中国政府的就是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这一点论述的最详细，看起来也最“科学”的应该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一个课题组专门搜集资料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测算，得出的结论是：教育部门，无论是高教还是非高教，其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拉动作用都是有限的，不仅低于其它各部门的平均水平，而且其影响力系数的排序也十分靠后。而且即使假定汤敏的推测是可靠的，按汤设定的扩张模式，即普通高校规模增加200万人，这200万学生每人每年学费10,000元，另外每人每年因教育而额外支出2,000元（北大的抽样数据是2,357元），汤敏设定的规模可以拉动约572亿元的社会总产出规模，而不是他所框算的1,000亿元。另一种按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进行估算，若采用单轨制，每生每年收3,000元学费，则只能对国民经济生产规模拉动179亿元左右。若采用双轨制，即一部分人按3,000元收费，另一部分扩招学费按全额成本补偿，收费11,020元（1998年生均经常费成本），则对国民经济生产规模的拉动可达309亿元左右。若考虑基本建设投资，则多提供30万学生的普通高等教育机会，可拉动约322亿元的经济总规模。[14]
至于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其他好处，如吸引海外留学生来中国读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相情愿的设想。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及教育内容的落后，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连香港特别行政区都不认同大陆文凭，更遑论其他发达国家。中国人移民海外，大都需要在移民国接受再教育，否则很难从事非蓝领类工作。因此除了少数以中国文化为专业取向的人，以及想学习中文的学生，一般不会选择到中国留学。如何减少本国留学引起的资金外流，已经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一点，有海外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无须多加论述。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教育产业化政策是中国政府推出的一项对社会不负责任的短视政策，除了让垄断教育的知识精英集团得到了改善工资待遇与福利条件的机会，并改善了他们与政治精英集团的关系之外，带来的其他社会后果相当严重。任何国家实行长期反贫困策略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逐步减少下层社会成员，改善社会阶层结构。中国的这一“教育收费体制改革”事实上是将占人口83％的下层人民[15]的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门槛之外，使他们无法达到现代化社会要求的技术素质与文化素质。而“知识型劳力过剩”表明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整个社会精英向上流动的渠道发生梗阻，它将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预见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将导致教育的萎缩。道理很简单：当全家人节衣缩食、负债累累供出来的大学生、硕士、博士都难以就业时，人们将不会再在教育上继续“投资”。另一个必然结果则是长此以往，将突破中国人的忍耐底线“活着”。当众多国民连“活着”都感到困难时，统治集团“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略必然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挑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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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网，2000年6月16日。
- 中国教育产业顾问网，“留学市场金矿待深挖”，2000年6月。
- 《南风窗》（2002年4月下）。
- “念书赔本－－来自湖北京山县的乡村调查”，《南风窗》（2002年9月下）。
- “调查显示南京市民教育投资负担重”，《扬子晚报》（1999年12月26日）。
- 新华社沈阳2001年2月13日电：“教育产业化不能等同于教育商业化”。
- “来自贫困大学生的调查报告”，《北京青年报》，2000年1月25日第16版。
- “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切实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各项政策”，新华网贵州频道，2002年1月14日。
- “今年求职有点冷”，《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14日。
- 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http://www.edu.cn.
- 中青在线，2003-01-16 07:49:00，“大学生赶集”，《南方周末》2002年12月31日。
- “考研全接触”，天津《今晚报》今晚网，2002年1月14日。
- 洋网，2003-01-14 21:24:00。
- 北京大学课题组（魏新执笔）：“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作用”，http://www.edu.cn.
- 数据参见何清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
（写于2003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