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的冷战思维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讨论最近几乎成了国际社会的热点话题，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媒体的中国因为成为这场讨论的主角，自然各种议论丛生。
如果说国际社会更多地是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人民币升值问题，那么中国除了经济考量之外，则带了更多的政治色采，其中最明显地是“阴谋论”与“陷阱论”。这种论调的基础仍然源自毛泽东当年与国际社会对峙时养成的“冷战思维”，这种冷战思维的最大特点是假想有强大敌人存在，并且亡中国之心不死；在处理敌我关系上则有毛的一句名言做为原则：“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一思维用于这次人民币升值，就是尽量夸大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危害性，而很少从‘双赢”的角度来考虑与他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其中有两篇发表于人民网与新华网上的文章最有代表性，其文字均有强烈的“文革”语言色彩。这里且分析7月24日刊发于人民网上、题为“特别策划：真实的谎言－－人民币升值”。该文用充满火药味的政治语言，认为“这场由日本挑起、美国担纲主演的人民币汇率之争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并用几个排比句斥责了这场“国际阴谋”。为便于读者理解，笔者的分析附于这些官方文字之后：
“人民币汇率之争本质上仍然是贸易问题之争。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笔者注：其实中国现在的出口企业目前陷入极大困境，因为中国为鼓励产品出口，采用了出口退税制度，纺织业的出口退税率曾一度高达17％，大大超过正常企业的利润率。这种措施使中国产品能以低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市场，但因为这种出口退税制度本身有极大弊病，现在已经难以为继，2002年底出口退税款已高达2000亿，而2003年出口退税的预算却只有1230亿元，此情况已经使众多外贸企业陷入生存困境，但这一问题一直被刻意隐藏在公共视野背后）
“迫使人民币升值，是美国推行金融霸权主义的又一例证。金融霸权作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润，维护其“金融霸权国”地位。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笔者注：这段话几乎与毛时代的文革语言没什么不同。而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与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适足以调动中国人一个半世纪以来受侵略而产生的羞辱感，从而再次激起“反美”情绪）
迫使人民币升值，是日本争夺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笔者注：由于历史上中日战争，中国受到极大伤害，任何正常的经济合作都可以引发反日情绪。7月中旬，中国铁道部已完成京沪高速铁路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偏向选择日本新干线技术。这本来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项投资，但中国立刻有人发动网上8万人签名运动，反对与日本合作，参加签名者甚众。所持理由只有一个：这是日本人的投资项目，“过去日本仗着强大打我们，现在打不了，就搞一些小动作，什么中国威胁论啊、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啊……”，“新干线代表日本腾飞的标志，向外推销的同时也有国家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向外辐射的考虑，接受日本的技术，只会加强日本对中国不正常的畸形的优越感，对这个东西一定要抵制”。）
迫使人民币升值，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正在由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扩散。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次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笔者注：经济摩擦竟成了制度性摩擦，暗示人民币升值是社会主义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的摩擦，更是典型的“冷战思维”）。
人民币升值的危害是否如官方所列？
该文列举了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四大危害：
第一，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从国际分工格局来看，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和服务业为主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 （笔者注：这位论者由于“阴谋论“思路的影响，以至于忘记了今天中国的产业结构恰好不是（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制造业为主，只是生产劳动密集型的终端消费品。作为“制造机器的机器的重工业”在中国早已经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如今已经沦落成失业工人遍布的落后地区，中国经济的龙头上海现在也在呼唤“要重新工业化”，“回来吧，上海的制造业”。中国政府与中国官方经济学家们非常清楚：中国现在的所谓“制造业”其实已经完全沦为国外产品的加工组装业，甚至连生产电视机、电冰箱空调这类产品，其核心部件都需要由国外进口）
第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作为中国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商的积极性。……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很容易受到反倾销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如此时人民币升值则会是使目前这种状况更加恶化。（中国商品出口形势不乐观，自身质量低下只是一个原因，更主要是因为出口退税制度已经有了大问题，这需要专文分析）
第三，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吸引外资，而且也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这一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个非常实在的问题，中国现在在各外资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占城镇劳动力的35％。但中国的人口与就业问题与其本身的资源秉赋有关，仅仅依靠吸引外国投资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人民币升值会使国内企业的风险加大：……汇率的变动引起进口材料、外销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从而必然影响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如果现在人民币升值使其对美元这种硬通货的汇率发生变动，那么将会给许多进出口企业带来额外的负担和慌张，势必带来外汇风险成本的加大。 （而实际情况表明，企业的反应远比政府冷淡。《企业家杂志》7月份对中国企业200强做了个调查，调查的目标是2002年中国进出口企业200强前几名，这些企业每年超过10亿美元的出口，按说应该最关心汇率变动。但是出乎意料，这些企业持漠不关心态度。另一些活跃的出口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关心汇率的变化，但都是坐视而已，出口企业认为自己离决策层距离遥远，无能为力；而国有企业则一点都不担心，认为他们即使遇到什么问题，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管。 只有外资企业（含港台企业）与以进出口业务为主营的外贸企业反应灵敏，正在采取方法让自己远离风险波及范围。据称，这次调查的最大发现是：82.4%的企业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但大部分企业说不清楚具体会在哪些方面产生什么影响。看来，中国企业还需要在政府教导下方能明白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本身经营的影响）
这类文章当然不止一篇，还有一篇刊登于新华网（8月26日）上且流播甚广的文章题为“人民币升值背后的阴谋”，其论调也类乎于此。联想到两家网站均属最高级别的“党的喉舌”，可视作官方引导国内舆论之作。
所有这些，让人联想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后的自我表彰，那种表彰也不是着眼于经济（其实中国政府的动机完全是经济的），而是又给自己戴上了一顶政治高帽：“亚洲国家感谢我们为维护亚洲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这次危机中获得大大提高”。在这次人民币汇率之争中，尽管中国政府维持汇率稳定的社会背景发生了许多变化，但用政治思维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仍然未变。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政府当然有权决定自己的汇率。但这种决定的理由似乎不用遮遮掩掩。冷战已经结束，国际社会的道德准则也已经与大半个世纪以前很不相同。但中国政府如果习惯以这种对抗性的冷战思维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既会使国际社会感到异常吃力，自己也未见得成为最大赢家。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中国政府自己多年来向国际社会提供有关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虚假信息所引致的。目前中国政府宣称的所有害处其实只是它愿意公示于世的，真正影响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正好是它自己都不愿意宣之于众的三大因素：中央财政困难、银行坏债高筑，以及沉重的国家负债。超过合理界限地加大外汇储备，正是中国政府对自身情况的合理反应。而这真正决定一国货币真实价值的因素，正是中国政府目前有口难言之处。
写于2003年9月上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