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7日，瑞典电视台记者在采访我时，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急切地想加入WTO？
我当时的回答颇有几分外交辞令色彩：这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各国共同的要求，因为大家各有各的需求，所谓“双赢”并不完全是虚言。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加入WTO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考虑。世界经济的格局，以及各发达国家主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与中国是否加入WTO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如果将世界经济比作一个金字塔结构，占据顶端的是信息产业，这一市场美国雄据霸主地位；第二层级是金融产业，这方面英国占有强势地位，仅此一项，即为英国的人均GDP贡献了1万英磅；第三层级则是制造资本品（生产机器的机器）的行业，这方面以德国为主，瑞典等国也有一定市场占有率；第四层级是高品质的技术密集型的终端消费品，这一市场以日本产品为主。这四个层级的市场被发达国家瓜分完毕，目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第五层级则是劳动密集型的终端消费品，这是一个高风险市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拥挤在这条路上，竞争相当激烈。
中国加入WTO，舆论一致认为是开放了将近13亿人的市场，但如果考虑中国人的实际购买力，便明白这个市场实际上不能按人头计算。以美国纺织业的过激反应为例，笔者认为他们只是被想象出来的前景吓怕，因为中国的棉纺织品在国外市场上，其实只不过是中下层——尤其是下层人士的消费选择，在技术层面上根本无法进入与美国、日本等国同类产品的竞争行列。至于中国的“三资”企业生产的服装、玩具与电子三大类劳动含量较高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本来就已不低。
反观中国，就会发现，高科技领域中国本身是弱项，但外国资本早已长驱直入。以电讯市场为例，外国资本如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品牌早已占去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这一市场中，公款消费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掉市场扩张的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消费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同一公款消费群体不断对电话更新换代而实现的。至于汽车市场，现在正在以各国汽车制造商与中国同类厂家合作生产的形式在进行瓜分。总之，中国加入WTO以后，对世界经济格局从总体上来说，只会引起微调，不会引起非常大的变动。如果仅仅从投资利润来说，从经验上看，外国资本在中国这种新生市场上获得的利润远较成熟市场上为多，这一点属于各跨国公司的机密，但相信各国公司自有一本账。所以与其说是中国需要加入WTO，还不如说是世界各国需要中国这一新生的庞大市场。
加入WTO对中国农业将会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凡了解中国国情的专家都明白所谓“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与农民）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仅从农业投入的成本与效率来说，中国以小农户为生产单位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根本无法与美国的现代化大农业竞争。如果缺乏有力的保护政策，中国小农会陷入20世纪30年代江浙一带小农经济破产的境地，更何况中国农村正陷入一种基层干部“劣绅驱逐良绅”以及农民“痞子化”的过程，根本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来思考如何应付这种危机。
有人说加入WTO会带来1000万个就业机会，但却避免谈另一个问题，即将会有更多的人失去就业机会。中国现在过剩的劳动力不仅仅只是素质低下的劳动力，还有知识型劳力过剩的问题。可以断言，人才准备足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以及其他开放城市由于积累了经验，能够较好地利用加入WTO带来的机会，而另外一些落后地区，则无法利用这种机会，这种情况无疑会加大地区差距。
而知识差距则会导致知识层次不同的人群发生更大的贫富分化。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中国近些年来的问题充分表明，中国已在各方面出现“拉美化”的症状，除了高压之外，政府管理能力的严重衰退表明这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所带来的好处与其说是经济上的，还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只是政府期望的是借此消除社会矛盾，而我则认为只会加剧各种一直力图掩盖的矛盾。中国的改革从来是“危机推进型”的，只有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时，政府才会被迫背水一战，进行改革。以近20年经济体制改革为例，只要还有那上报时层层加码的经济增长率的幻象存在，中国政府就会一直错误地以为可以无限期地拖延政治体制改革。而一旦加入WTO，国际经济交往就不再会按照中国的“鸟笼游戏规则”进行，必须遵循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会因为置身于“软政权化”状态下的各种尖锐矛盾中，在政治上或迟或早会被迫进入“背水一战”的境地——这就是我主张加入WTO的主要理由。
写于200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