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谁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

    by  • December 3, 2006 • 国土生态 • 0 Comments

    2005年11月,吉林省松花江的苯污染事件,终于让世界认识到一点:2005年5月,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垃圾工厂”并非危言耸听。[1]

    潘岳在《财富》全球论坛上指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可能会成为“世界垃圾厂”,这一点并不希奇,希奇之处在于他在这一特殊的场合公开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并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是整个社会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扭曲发展观――在反思发展观方面,官方承认错失比学界指出发展观的扭曲晚了十余年!

    每天都在增加的中国“生态难民”

    迟到十余年意味着中国错过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时期。因为就在这十多年当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生态灾难不断见诸于媒体――这一点倒无需指责中国的媒体未尽责,因为环保问题在中国是个政治风险较低的话题,众多媒体一直不吝篇幅予以报道,每年的“世界环境日”,许多大报纸都要推出专版讨论环保。但这种呼号与中国各级政府的开发欲望及开发“能力”相比,实在太微弱了。比如内蒙古与青海省的牧区,在改革发放之初,因过度养放牲畜而致富者比比皆是。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表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地处三江源中心地区的玛多、治多和曲麻莱等县,草原载畜量都高达百万头,人均收入居全国前列。然而,由于生态恶化,这个昔日的全国首富地,越来越多逐水草而居的高原牧民开始沦为“生态难民”。而恶化的原因也不复杂,几乎每个牧民都能随口道出:草原过度超载,“吃了子孙饭”。而三江源地区是中国与亚洲几大江河的发源地,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均在此,水资源一直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自然资源。这一地区的生态持续恶化,不仅遗祸当地,长江、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受到不可估量的影响。[2]

    在自然资源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近年也发生许多缘于生态灾难的社会反抗。譬如去年发生的四川汉源事件,就是缘于修水库强迫当地居民搬迁。但十万人的悲壮反抗似乎并没有阻碍大坝的建设,一旦反抗被强压下去,修建水库又被提上日程。而且在全中国,许多其它的大坝还在拟建中,政府官员们只看到公共工程带来的敛财机会,根本不管百姓死活。最近发生的浙江东阳画水河两岸村民大规模反抗事件,[3]直接缘于当地严重的工业污染。几乎从这些工厂建立之日起,当地百姓就以各种形式表达反对意见,但却一直未能阻止当地政府旨在敛钱的“开发”。

    中国的生态污染绝不止上述几个事例,只要阅读国家环保总局每年的年度报告,对中国的生态污染现状就会产生触目惊心之感。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

    两个月前,潘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转述专家的话: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4]

    其实,人们不需要从中国国家环保局的报告中了解中国的生态状况,因为中国的生态恶化已经是任何人都能清楚感知的现实问题。

    沙漠化吞噬北方

    2004年,亚洲第一大沙漠水库——甘肃红崖山水库终于完全枯竭,赖此水生存的“沙海之舟”、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的天然屏障——民勤绿洲陷入死亡边缘。近二十多年来,民勤数千亩良田变为荒漠,数十个村落沦为废墟,十来万生态难民被迫背井离乡。再乐观的人也能知道:民勤绿洲将在十几年内消失,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而民勤绿洲的消失,将使中国北方巴丹吉林、腾格里、库姆塔格这三大沙漠连成一片,并将继续吞噬更多的土地。

    沙漠化的劫难还威胁着世界文化遗产――甘肃敦煌。2005年5月27日的《纽约时报》发表记者杨德利(Jim Yardley)的长篇文章“沉入戈壁滩的月牙泉”,讲述了月牙泉行将枯竭的命运。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群峰环绕的一块绿色盆地中,有一泓碧水形如弯月,这就是月牙泉。月牙泉位于鸣沙山北麓,东西长300余米,南北宽50余米,水深约5米,泉形酷似一弯新月,故得名“月牙泉”。月牙泉被鸣沙山四面环抱,但并不为流沙所掩,始终碧波荡漾,清澈见底,久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神奇之处就是流沙永远填埋不住清泉。中国曾将月牙泉列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称之为“天下沙漠第一泉”。但过去30年来,月牙泉水位持续下降,从70年代月牙泉就开始逐渐缩小面积,现在它的面积是以前的三分之一。《纽约时报》文章引用环境学家的话称,这是个严重的生态危机。

    当地的农民对《纽约时报》记者杨德利说, “以前这里的水源很丰富,政府鼓励人民从事农业,那时根本没有干旱的情况。”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新的法案叫作“三禁”,禁止开发新的农田,禁止新移民,禁止挖掘新井。有人建议从西藏调水来敦煌,但这似乎是个过于遥远而且不切实际的梦。

    当地人已经开始担忧月牙泉的消失,但短期行动却又是如此急功近利。2004年,参观莫高窟的票卖掉43万张。而更多的人将游览目的地直接锁定月牙泉。而当地的人口也一直持续增长,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上面列举的只是中国土地迅速沙漠化的两个例子而已。对中国沙漠化现状,这里只举两个数字就可充分说明问题:全国沙化土地面积约为174.3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耕地面积的总和;沙化的年扩展面积为3,436平方公里。50年前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治理沙漠化植的树、种的草因为无水浇灌,如今大部分已经死亡,破毁了土壤层,反而加速了生态恶化。就连号称“沙漠不倒翁”的胡杨树,如今也大批死去。所有的一切,在沙的裹挟下都不堪一击。[5]

    现在再回想起2000年中国政府号召“西北大开发”时的那番虚热闹,明智的中国人都会认为那是愚蠢之举。但笔者那时写的“西部大开发的环境忧思”,被不少人认为是杞人忧天之谈。

    长江水系将步黄河的后尘

    1986年暑假期间,笔者曾从重庆乘船漫游三峡,那次有幸遇到长江航道局的总工程师荣先生一行。凭栏远望浊浪滔滔的长江,荣先生向我介绍了不少关于长江水系的生态情况。在他所说的许多话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长江极有可能成为第二条黄河。”将近20年过去,每当长江有事,我就不由得想起他这句话来。

    此后三峡工程的上马让我感到长江正在步黄河的后尘。三峡移民们移居他乡的痛苦倒不是我关心的主要点,因为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人的痛苦最后都会被时间磨洗殆尽,只有山川永在,经过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的折腾,中国人的物质欲望被最大限度地释放,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迅速荒漠化的破碎山河却将使后人永远诅咒我们这一代人的不负责任与无良。

    三峡工程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上马的。有人说这是水利工程部的部门利益驱动的结果,但我想仅仅只有一个部门的利益驱动还是无法推动这个世世代代将受到诅咒的工程上马,改革以来的所有事实都说明:每一项公共工程就是一架生产贿赂的巨大机器,只要开动了这架机器,能够拥挤到这架机器旁边的人都能利益分沾。整个三峡工程开工至今,虽然只有少部分贪污移民款与工程款的官员劣迹被曝光,但我相信,有可能每一个工程都将使几个官员及其合作者“先富起来”。

    尽管中国政府严格禁止任何有关三峡工程的负面报道见之于媒体,但还是有一篇“十年十个没想到,三峡工程陷入困境”的文章流传于网路上。这“十个没想到”依次为:1、没想到三峡三坝会出现这么大的裂缝;2、没想到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没那么大;3、没想到移民还不得不外迁;4、没想到移民经费越来越不够用;5、没想到移民工作如此之难;6、没想到三峡库区的污染愈来愈严重;7、没想到清库的工作如此艰巨;8、没想到文物宝贝越挖越多;9、没想到地质灾害接连不断;10、没想到碍航断航的时间这么长。

    这“十个没想到”中有三个与生态环境有直接关系,而且直接关系到长江水系的生态安全。仅就地质灾害一项来说,据新华社2002年1月18日消息,1982年以来,在三峡库区发生的重大地质灾害就有40多起,至消息发布时为止,仍有1500处崩塌、滑坡体。在这些崩滑体中,有957处位于2003年三峡工程初期蓄水的135米水位线以下。而三峡工程造成的污染与长江沿岸的工业污染及生活污染一道,使长江水系的污染空前严重。权威统计称,2003年,长江流域的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年排放量已高达250多亿吨,其中90%未经处理直接排入长江。结果是长江水的自洁、自调功能的逐渐丧失,长江珍稀动物的灭绝和沿江居民饮用水的恶化。有专家进一步论证,说在污染严重的沿江城乡里癌症肆虐。

    2004年中国举办了“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众多专家在考察后指出:长江水系已陷入深度危机,若不及时拯救,10年之内,长江水系生态将濒临崩溃。

    中国人尊称黄河、长江为“母亲河”,但黄河已被儿孙挤干榨干,长江也危在旦夕。这种自绝生路的“开发”,将使我们这代人无颜以对后世!

    亡羊补牢恨太晚

    潘岳描绘的图景并非他独具慧眼发现,因为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环保总局就一直在报告中国生态恶化之现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生存空间却减少了一半。耕地的人均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淡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草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再过5年将只剩下24种,15年后将只剩下6种。按世界人均占有淡水量测算,中国只能养活3.2亿人;按世界人均可耕地数测算,中国只能养活2.6亿人;按世界人均占有林地测算,中国只能养活1.7亿人。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沿海赤潮的年发生次数比20年前增加了3倍,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处置率仅为32%,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5个……[6]

    有些问题,人类认识到以后就能够解决;而有些问题,人类认识到以后不一定能够解决。还有些问题,其他国家的人认识到以后能够解决,而搁到中国就不能解决,比如环境生态问题。资源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严峻约束,早在80年代后期,笔者就曾在拙著《人口:中国的悬剑》中分析,中国从清乾隆时期开始,由于人口与生态关系的过度紧张而导致社会动乱频发,太平天国革命发生,也缘于巨大的人口压力。但这种观点受到的批评多,赞同者少。人们的反驳总以日本为例,认为日本人口与资源的关系更紧张,他们能够发展,我们中国就能发展得更好!尽管本人在书中指出,日本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关键原因在于它们在经济起飞的同时完成了人口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减轻了人口抚养系数,环保意识也觉醒得很早;而中国的人口转变远远滞后于经济起飞。最严重的是,中国人文化素质偏低,至今还只有部分人具有环保观念,许多地方为政者至今都还认为“先发展,后环保”这一观点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许多留学归国者一引证发达国家“先发展,后环保”的“经验”时就滔滔不绝,认为中国也应该走“先污染、后治理”之路。等到潘岳最近指出“我们那一点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可能提前到来的生态、社会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危机”时,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惨不忍睹!

    而造成地方政府不惜以生态环境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发展的原因,除了发展观念错误之外,就是中国官员政绩的考核体制。 国家环保总局虽然于去年提出要建立绿色GDP考核体系,将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加以货币化,引入考核体制,以督促政府和企业决策者从根本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因牵涉到官场游戏规则的改变,还有许多技术难点与观念难点,至今还只是个停留在纸面上的计划。

    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只有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可与之相比,那时的蒙古统治者将江南良田改造为牧场,引起江南失地农民的坚韧反抗。而今天的共产党政府挟现代科技之力,对生态环境的“改造能力”(其实就是破坏能力)却非元蒙统治者能比。譬如三峡工程与南水北调工程这类殆害子孙的工程,无论如何是元蒙统治者做不到的。从这点来看,中国的生态问题确实是个政治问题,必须求助于政治手段解决。但除了制度性原因之外,还需要政府拿出灌输党文化意识形态那种热情,在公众当中普及环保观念。有人将环保这个应该由全民族成员共同承担的任务,寄望于潘岳等少数“补天派”的呼吁,让我看到了其中的可悲悯之处:中国人永远在期待各种各样的救世主来拯救自己。

    注释:

    ——————————————————-

    [1] 潘岳在财富论坛上的讲话(2005年5月20日):“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中国环境信息资源网, http://www.cern.gov.cn/

    [2] “三江源中心:全国首富地沦为‘生态难民’区”,新华网2004年11月18日。

    [3] “污染始于规划,叩问浙江东阳画水河事件”,《第一财经日报》,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5月10日 03:13 第一财经日报。

    [4] “中国生态的盛世危言 ”,《南风窗》2005年2月(下)。

    [5] “直面生态危机”,《南风窗》(广州)2005年1月(上)。

    [6] “中国生态的盛世危言 ”,《南风窗》2005年2月(下)。

    Share Button

    About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