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前的六四是刻在有良知的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我曾无数次想过：在什么情况下，中共当局才肯承认六四屠城是国家之罪？
人们对“六四”屠城前的邓小平名言“杀他20万，换来20年稳定”这句话已经铭刻在心，但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大家没有想过，那就是这稳定只是中共统治的稳定，人民的生命都已经成为为稳定支付的代价，遑论其它。如果说，此前，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一直被中共的宣传捆绑在一起，给世人的错觉是二者本就是不可分开的利益共同体，那么邓小平的这句话其实宣告了人民的利益与党的利益其实本来就并非一体，必要时，人民的利益与生命应该为党的统治的稳定付出牺牲。
应该说，邓小平此举确延续了中共的寿命。此后，中国开始了世界瞩目的“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新长征，以疯狂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发展中国家当中最大的经济体。政府财政收入年年见涨，军队依靠庞大的投入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官员们更是成了中国的暴富阶层。而人民的生存状态却日见恶化，社会危机征兆毕显。
种种情况都证明一点：当年六四若不是以屠城结束，今天的中国绝不会让人如此绝望。相信在环境危机迫近、社会反抗此起彼伏的的今天，中国当局也知道邓小平在屠城之后换来的20年稳定快要终结。但为何中国当局还是始终不肯承认六四是国家罪错？不仅如此，就连当年半开门式的承认扩大化的反右，如今在中国也成了禁忌话题？
这得要从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属性谈起。共产主义理论是社会科学中唯一一种为人类存在提供终级价值的理论，它否定人类社会的一切信仰，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信仰。而共产党则成为共产主义信仰的唯一解说者，其最高领袖则肉身成神。斯大林、毛泽东之后，由于共产政权的第二领袖并不具有第一代领袖的人格魅力，尽管登神坛之愿，却难再登神位，剩下的就是党的神位不能放弃。而神不会犯错误，其正确性必须维持的。这就是中国至今不肯承认其统治史上诸多国家罪错的意识形态根源。
反观中共历史，以中共中央的身份有限地承认历史错误只有一次，那就是在1978年前后的“思想解放”当中，放弃阶级斗争为纲，承认反右扩大化，承认党的路线斗争中有若干次错误。不过，这只是邓小平为了将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赶下政坛，为自己重登政治舞台中心寻找理论依据和营造民意基础的权宜之计。一旦这个任务完成，邓小平立刻就露出老共产党人惯有的专制本性，1979年1至3月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表现就是一个明证。在第一阶段批判凡是派时，邓小平大谈民主，并布置要集中人力写一篇三万字左右的“民主大文章”，对民间的民主运动如西单墙也赞扬有加。但在务虚会的第二阶段，邓小平觉察到这种党内外互相促进的民主要求可能会危及中共的一党专制以及他的个人地位，立刻变脸，大谈“四项基本原则”。降及江胡两代，不仅对正在犯的错误不许批评，对曾经半遮半掩承认过的历史罪错也越来越不愿意认账，这就是出版业、传媒业如今已经风声鹤唳，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浑不知“六四”为何物的原因。
其实，在人类已经有的诸种政治体制中，专制极权体制从来是一意孤行，将错误坚持到底。而专制程度越高，累积的国家罪错也就越多，社会危机也越大。面对危机，中国当局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坚持专制统治，直至社会溃烂，统治倾覆；二是为自己所有的历史罪错真心实意地向人民道歉，改革政治体制，以谋求社会和解――因为道歉也可以算是一种债务偿还，而且成本最小、效益最大。
我相信，为了避免中国社会进入新一轮治乱循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达成社会和解。但社会和解的前提是：一是国家罪错的制造者不仅需要停止制造新的国家罪错，并为所有的历史罪错真诚道歉；二是还权于民。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社会必然是和谐无望，危机临近。
（《华夏电子报》， 2007年6月7日，第 19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