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the Lives of Others”看今天的中国
2月25日晚，万众瞩目的第79届奥斯卡奖落幕。中国官方倾力支持资助的“黄金甲”未获任何奖项，而与社会主义国家及中国有关的两部得奖影片均与社会主义制度及中国现实的“黑暗面”有关。
与中国有关的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获得79届奥斯卡最佳短纪录片奖。这部长达39分钟的纪录片记载了颖州地区爱滋病患者特别是孩子们的无助与绝望。另一部德语片the Lives of Others（中译名有的译之为《窃听风暴》），讲述了东德国家安全部门动用各种手段监控国民的真实历史。这种特务政治既是苏联、东德、波兰等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今天中国的真实状态。
在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只有东德曾将历史档案曝光。柏林墙倒塌后，人们发现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长达180公里的案卷、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和近1万5000多袋撕碎的文件，共涉及600万份个人档案。而这些庞大的秘密档案，就是依靠东德秘密警察们积累的的，这些秘密警察包括安全部的两万名官员、9.4万名情报人员和分散在全国各机构中的近420万名眼线。至今已有400多万人的档案材料被公开，这些档案涉及所有社会群体，从党政要人、社会名流直至普通百姓，在夫妻、父子、师生和朋友之间充满了各种叛卖故事。
这些秘密文件曝光曾将德国搅得人心惶惶，不少夫妻反目、朋友成仇。但所幸的是，在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这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于中国、古巴等国来说，the Lives of Others里的一切并未成为过去，据一些古巴人估计，每三个古巴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政府的线人。
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相比，中国在培养“线人”方面别有特色。“文革”前及“文革”当中是依靠“积极分子”与“群众运动”，检举揭发蔚为风气，且检举者还充满政治优越感。只在80年代有过短暂时期，“积极分子”退出政治舞台，线人尚未形成制度，中国人才算是不要担心背后的眼睛。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安逐步渗透社会公共生活，更兼中国政府将高科技用于监视人民――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就是“金盾工程”，与前苏联及东德等国家相比，中国当局今日之监视系统早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我自己就曾经历过被全天候监视的痛苦时刻，我的同事中有好多位接受监视任务而后来也坦然承认者――这些人当中有积极参与者，如报社办公室主任钟某人；但也有不得已而接受任务者。
The Lives of Others揭露的是黑暗，但最后还给人性留了点光明尾巴，比如那位监听者威斯莱尔最后掩护了被监视者。类似呼唤光明人性的故事在苏联文学中也曾出现过，有一部小说中曾有这样一个情节：学校教师给孩子们讲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的历史之后，希望孩子们回去问问自己的父母，当时他们在干什么。一个孩子回去问曾在集中营当过狱警的爸爸：“当年您在集中营工作时，曾虐待过政治犯吗？从背后向犯人开过枪吗？”做爸爸的不敢正面回答孩子这些问题，在孩子的再三追问之下，最后因受不了良心压力而自杀了。
我们中国会有这样一天吗？以我对国情国民的了解，我不敢做这样的奢望。首先，德国是一个善于保留簿记资料的民族，无论当年纳粹时期还是共产党统治时期，都保留完整的资料待查。而中国政府前几年就下令各地图书馆、档案馆销毁许多有关文革的资料，只有极少数图书馆因其负责人有点文化使命感而未全部销毁，这样一来，许多人曾做过的罪孽就从文字上抹掉了；其次，中国的国民素质要比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素质恶劣（五四文化前辈们曾总结过“中国人病在灵魂”），既无超越的价值追求，只有追逐利益的实用主义，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统治之后，连人性最后一道良知屏障“感恩”都已经荡然无存。在不少已经成为线人者心目中，为了利益而做线人并非不可原谅之事。
我很希望这部《窃听风暴》能够很快有中文版面世。在另一种文化价值观的观照下，或许能够唤起许多至今仍在做线人者的罪恶感与道德羞耻感，不至于堕落到人性地狱的最底层。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2月28日，总18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