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黑窑工事件的全过程，与其说展示了被拐卖孩子及民工的悲惨遭遇，还不如展示了中国人的眼盲，一种由于心灵被厚厚积垢裹住而变得麻木冷漠的眼盲。

“眼盲”这个词，出自于电影“盲井”的导演李杨对“盲”之解析。这位导演在“盲井”一片中揭示了由煤矿主与煤矿工人构成的边缘社会的黑暗之后，又将镜头对准了人口贩卖，拍摄了“盲山”。当记者问及他为什么要以“盲”为其电影起名时，他的答复是“‘盲’就是‘亡目’，眼睛死掉了，不是瞎掉”，是指人对周围的黑暗漠然无视。

我觉得李杨这个譬喻很好，眼睛死掉，意味着不愿意面对现实丑恶。不过这眼盲起自于心盲，所谓心盲，就是已经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一个人连是非都已不明，自然对丑恶乃至邪恶视而不见，或者见到了也以为其存在就是合理的。比如在所有血汗工厂与类似于黑砖窑的地方，如果不是地方当局、地方媒体以及所有知情者的“眼盲”，又何至于会出现如此人间地狱？

那些与此案有关者，如村支书王东己与周围村民，已经充分展示了他们的眼盲，不需要再多谈了。而与这事件关系较远的地方行政长官于幼军等，无一不处于“眼盲”状态。于幼军在政坛上的辉煌，起自于他的一本书《社会主义四百年》，这本书的主调当然是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独特之处是其写法采用章回体文学形式，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写到马克思“在伦敦桥头沉思”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再写到苏联的辉煌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此书成书时间早于1989年，作者著书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坚定信心，尚勉强可理解。但目前山西省矿难频发、黑窑遍地，采煤已经危及到五台山这一名胜，于省长还将他这部官场垫脚石再次搬出来改编成政论片，作为“向十七大的献礼”，就只能说他是眼盲了。以他游历世界各国的经历，他还真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他至少应该好好检讨治下煤矿业的现状，将其与恩格斯的名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加以对比，写一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山西矿工生活现状”之类。

再以中国最高当局对此事的态度来看，也属于眼盲，而且这眼盲是多重的。首先是对黑窑事件定性不当。一场涉及犯罪与多重违法的案件――指的是违反中国政府自己订立的法律，如刑法（人口拐卖、绑架、故意谋杀罪）、残疾人保护法、劳动保护法等，并非其它涉及人权的国际法，最后居然被定性为“黑砖场虐工案”，这是法律上的眼盲；其次，派遣非执法机构全国总工会出面处理此事，是行政作为上的眼盲。因为按中国政府自己的解释，全国总工会只不过是个非政府组织（这是今生，前世叫做群众组织），这样的组织并无司法职能，也无行政执法职能。第三，地方当局在无法遮掩黑窑事件后，将自己从庇护者变成了解救者，而中央当局也认同这种角色变换，只是对窑主的父亲，一位村支部书记给予了党纪处分，则是放纵下级政府为恶地方的政治眼盲。

至于国内一些评论者用夸张的手法表达自己的震惊，以间接证明这类事情似乎首次在中国土地上出现。这应该也属于眼盲。因为这类事情在媒体上出现得太多了，每年中国那几万起工伤事故，血汗工厂中工人中毒的报道从未绝迹。我至今收藏有1999年5月21日26日的《羊城晚报·新闻周刊》那篇题为“生命的哀号”的系列报道，那篇报道配了一张照片，一位因尘肺病晚期而形同骷髅、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民工，用他那大睁而空荡荡的眼睛注视着虚空，让人看了心里直发碜。近几年，这类报道在中国的平面媒体上更是从未绝迹，请这些评论者从此以后多看看周围的世界。关注事实，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良知与社会关怀，只需要一双没有被心盲主宰而死亡的眼睛。即使出于利益考量，可以表示沉默，但不必假作天真地参与扮傻游戏。

关注并揭露这些丑恶，就是为了消灭这些丑恶。这不仅仅是为了被害者，而是为了使中国不至于沉沦至地狱深处，从最消极的底线来看，这还为了自己的良心。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7年6月30日，第1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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