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底层为何要虚构一个理想的毛泽东时代?

    by  • August 31, 2007 • 中国观察 • 0 Comments

    不管部分知识精英如何努力通过还原历史来展示毛泽东时代的残酷真相,也不管毛泽东曾制造过多少严重的国家罪错,中国社会底层与左派、新左知识分子合力塑造的毛泽东时代已经越来越趋于完美,赞美毛泽东时代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更为荒诞的是:中国底层民众其实并非左派与新左的社会基础,左派与新左对“人民利益”的捍卫也从来只见之于抽象的口号,鲜见之于维权活动之类的具体行动。但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怀念毛泽东已经成为令当局头痛、也令知识精英发愁的民粹主义思潮中的一支重要流派。

    本文不讨论左派与“新左”怀念毛泽东的动机,因为那需要另写长文详加探讨。但底层民众化腐朽来神奇地虚构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毛氏理想国,却是他们在生存权利被严重剥夺状态下的一种被严重扭曲的利益诉求。它是中国贫困人口日益增多,底层向上流通管道严重梗阻的必然产物。

    从思想、气质直到行为方式,毛泽东都堪称是道地的农民之子。但在毛泽东时代真正得利的却并非数亿农民,而是数千万党员干部与城市工人。在物资极其短缺、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毛泽东的统治主要是依靠将人按阶级成分划分等级以营造工农阶级的政治优越感,以及运用意识形态恐怖(包含很不人道的政治惩罚)这两种手段。工农阶级在政治等级上的优越感其实并无相应的物质支撑,除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与“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这类政治口号之外,主要是通过让数量庞大的政治贱民(即各种类型的“阶级敌人”)饱受侮辱与欺凌来映衬工农的政治地位优越。让当今知识精英很不理解的就是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农民的生活的绝对水平其实比毛时代好得多,为什么他们非要刻意忘记那缺油少盐没肉吃的真实历史,并将毛泽东时代虚构成一个官清吏廉、路不拾遗、非常公正的理想年代?

    如此思考者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以权力市场化为主要杠杆的改革,除了让工人农民成了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之外,还剥夺了这两大阶层的尊严,让他们跌落为社会最低等级。更严重的是,近年来中国当局推行的“改革”还剥夺了他们未来的希望,所谓“教育产业化”让他们无力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知识型劳力过剩这一严酷现实让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就业困难。

    工人农民普遍受教育不足,他们在中小学阶段又被灌输了满脑袋中共意识形态思维,当失去了现实的生存权利与未来的希望之时,他们只能用这类意识形态思维来分析思考他们的生存处境。不同的是,当年进行“土改”与“社会主义改造”时,中共需要派出工作队,运用阶级斗争教育,才能让工人农民通过学习“谁养活谁”的“革命理论”,认识资本家与地主的“剥削发家的罪恶史”;而现在贪官污吏们监守自盗、掠夺公共财与农民的土地而致富,工人农民通过直接观察,都明白是谁让他们失去了土地与工作机会。由于中国人被剥夺了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等所有的利益诉求手段,美化毛泽东时代就成了社会底层认为政治风险最低的一种利益表达方式。

    中国的穷人数量相当庞大。据世界银行披露的资料,每天生活费用只有1美元的中国贫困人口有1.35亿人,每天生活费用在2美元这一“高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则接近7亿。由于穷人数量庞大,中国政府现阶段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如何管制这些穷人。但因现政权与毛泽东时代之间不可否认的政治血缘关系,又迫使中国当局只能以隐蔽的方式打压底层对毛泽东的怀念。也因此,目前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陷入了一种制度性无出路状态,而且在思想上也陷入了一种极端混乱的无出路状态。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让人通过现代教育提升知识水准,并因民主制度所赋予的人权而获得尊严,人才能够成为现代意义的人力资源。而中共戳力维护的极权政治,却只能通过利益安抚及意识形态恐惧将人塑造成听话的工具。一旦中共手中的胡萝卜用尽,只能借助于大棒威慑之时,数量庞大的利益受损者就必然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8月31日,总2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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