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场被称为“土地保卫战”的农民维权运动正在中国此起彼伏，其中规模浩大、人数众多的有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7万回迁农民要求收回土地所有权的抗争，以及黑龙江省富锦市4万农民要求收回自1994年以来被富锦市地方政府强行低价“征购”的150万亩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权。
这一轮抗争的主诉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当年地方政府征地时是否提供补偿，补偿是否合理、征地款是否被各级官吏贪污已不是这一轮抗争的重点。现在，农民们终于喊出了“还我土地所有权”，这一口号表明中国农民维权抗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中国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发现自己无法通过所谓“城市化”过程获得新的就业机会之后的一种理性选择。
过去多年来，农村土地是否应该私有化在中国曾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但土地的真正主人农民却被排斥在外，他们对自己是否应该拥有土地的完整权利甚至没有发言权。如今他们奋起抗争，明确主张自己应该拥有土地所有权。毫无疑问，这是对中国现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进而是对现行土地法律、法规的一种积极否定。因为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只是改变了土地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这种土地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使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基层干部拥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利，这一点为改革以来的两次大规模“圈地运动”提供了制度通道，使大量必须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沦为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失地者。
其实，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根本就不是个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关农民生存权利的根本问题。有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以及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答案是明显的：按照世界经验，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与农业人口减少，农户家庭占有土地面积日渐扩大，经过几十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之后，最后是小农阶级消失，农业人口在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中的比例减少。而中国经历过30年改革之后，农民与农户的总数一直在增加，与之相伴的人均、户均土地面积在缩小。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城市打工多年后，往往还无法在城市扎根，农民家庭的生存模式普遍是“务农＋兼业收入”。
并非中国农民不想改变生存方式，而是中国的两大社会条件限制了他们。这两大社会条件是：1、与刘易斯当年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中国经济部门除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2、血汗工资制下的低报酬使农民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上述两点都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使他们不得不将土地所有权看作生存之根。
从各地农民提出的具体主张来看，这场“土地保卫战”标志着农民政治上日渐成熟。以前农民维权，其抗争矛头指向地方政府及贪官污吏，并未醒悟到现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才是造成他们被掠夺的根源。而现在，他们不仅意识到土地所有权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而且还考虑到乡村社会的重组过程必须依赖他们自己而不是政府，如陕西黄河三门峡库区农民在“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中就明确提出，“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已经搞了20年的村民自治选举才会真正像个样子。”这段话，其实就是农民在经历过改革以来农村公共系统瓦解带来的种种痛苦，日渐觉醒之后，要求重组乡村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
只有让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在此基础上让各地农民因地制宜地重组乡村社会，才能使中国乡村社会从目前这种濒临崩溃的绝境中解脱出来。而中国城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也必须依赖乡村的稳定。中国毕竟是个农民国度，农民安则天下安。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12月20日，总2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