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哈佛大学率先宣布以降低学费为核心的学费调整标准。这个新标准规定，家庭收入在6万到12万之间的学生家长要付一部分学费，最多可以达到其收入的10%；而家庭收入在12万到18万之间的则要付10%的收入作为孩子的学费。此外，这个新标准里还规定用奖学金替代学生贷款等优惠。总体来说，可以将哈佛大学今后奉行的收费原则概括为：招生标准贫富无差，但学费则按学生家庭经济能力有差别地征收。
哈佛大学降低学费的目标，是为了吸引更多家庭经济能力较差的优秀学生，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继哈佛宣布降低学费之后，其他的大学如杜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大学也纷纷公布了关于减免学费的措施。此举让不少有子女在这些学校就读的美国家庭松了一口气，许多有孩子正在或者即将进入大学的美国人期望哈佛此举能够带动更多的名校仿效。过去20年里，美国大学学费上涨了3倍左右，而同期美国的物价大约上升了84％，不少学生毕业之后就巨额债务缠身。早在前年，普林斯顿大学就开始调整学费，只是未形成哈佛这种明确的规则。
看了这些消息之后，我不由得就想到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当年众多专家论证中国“教育产业化”之必要性与可行性时，动员政府学习的模本就是美国大学教育的市场化机制，因为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大学多是免费，大学教育算是政府为国民提供的公共品。对于正急于卸减为民众提供公共品责任的中国政府来说，欧洲的高福利模式根本就不是它考虑仿效的目标。
但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专家们恰好忽视了一条，即中国根本不具备美国拥有的各项社会条件。这里暂且撇开中国高等教育供给扩大的可能性――即是否有能力在短期内为新增的学生提供合格足够的师资、教学设备等起码的入学条件，仅仅只分析教育产业化的基本前提――即一国大学学费与人均GDP之比，就可以看出当初中国向美国学习“高等教育市场化”时有多么盲目，中国政府有多么不负责任。
发达国家“教育产业化”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该国大学学费与人均GDP之比。这里就以中国教育产业化的学习模本美国为参照系作一比较：
美国：2006年美国人均GDP为42,000美元，而在2006～2007学年，美国公立院校的各种收费（包括学费和食宿费等）上升到了12,796美元；私立大学的各种收费则上升到了30,367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例，公立大学为30.46%，私立大学为72%。
中国：从2001年至2007年，大学学费维持在5,000元到1万元之间的水平。2006年中国人均GDP才超过1,000美元，就取这一年最高的人均GDP作为比较数据，中国的大学学费与人均GDP的比例在49%~140%之间。由此可见，中国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负担远远重于美国民众。
上述计算还未考虑到两国的社会结构之差异： 美国是个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占大多数，5％的家庭约占有社会总财富的50％左右，穷人享有许多社会福利；中国是个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只有1％左右的富人与15％左右的中上阶层与中产者，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手中，150万个家庭（约占中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计算灰色收入――穷人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如果考虑到这些，只能说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设置的收费标准，成了大多数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无法跨过去的高门槛。
现在再回到哈佛大学调整收费标准的原则，即前面所说的“招生标准贫富无差，但学费则按学生家庭经济能力有差别地征收”上来。这条标准应该说中国完全可以仿效，至少可以先在中国的排名前20位的名牌大学，如北大、清华、复旦等学校试行。理由如下：第一，这些学校是国家用纳税人的钱重点供养的学校，对为国育才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第二，这些学校得到的赞助与合作及各种经费都远远高于其他学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实行按学生家庭年收入（非家庭总资产）比例征收学费。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既部分满足了家庭穷困的优秀学生接受相对优质教育的愿望，践履了为国育才的责任，也多少可以缓和贫穷阶层的愤怒。
（《华夏电子报》2008年1月10日，总226期）
